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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事工 歐洲留學 生活中的信仰 留學生活

致我們向標竿直跑的青春

本文原刊於《舉目》65期

王敏俐

       每一個時代的年輕人,都有自己成長的記憶。藝人趙薇在執導的電影《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中,感嘆青春的美好與易逝。然而年輕的生命與耶穌基督相遇,青春便有了意義,不再只是一聲嘆息,而成為向標竿直跑的無悔青春。

窮人的孩子早當家

       筆者在歐洲留學時信主。歐洲許多查經班流傳著一句話:“窮人的孩子早當家。”原來,在歐洲,特別是德國與法國,許多城市雖然有華人留學生,卻沒有查經班。漸漸開始有查經班後,因歐洲的華人信仰資源不如北美豐富,許多初信者遂擔起聚會中的服事,甚至擔當起小牧人的角色。

       有一位牧者說,如果是在北美進行同工培訓,參與者大多是頭髮有點兒灰白的中年人,但是歐洲,都是70後、80後年輕學生,而且信主時間都不長!

       二、三十歲的年輕基督徒,生命還未定型,一切有待摸索,如:面對情感的糾結、找工作的壓力、世俗價值觀的拉扯等。筆者願藉幾位相熟的基督徒的故事,和大家共同思考年輕基督徒的生命成長。

William:執著與叛逆

       第一次見到William是在地鐵之中,看到這個年輕又有些桀驁不馴的亞洲面孔,印象很深刻。下車後,他問我:“我在找附近的一個華人學生團契,你知不知道在哪裡?”我笑著告訴他,我正要去,便把他帶到團契裡。

       William在中國出生,德國長大。有德國基督徒對他傳福音,他就帶著探究的心來到團契。他認真和我們查經一段時間之後,決志信主。

       他非常渴慕上帝的話語,每天用德、英、中3種不同語言的聖經,進行靈修與研究,以瞭解原文的意思。他還在網上自修希伯來文與希臘文。

       他對上帝話語的渴慕與追求,給周圍的人很大的激勵。他提出的各種聖經問題,也給我們帶來了很大的挑戰。

       也許是因為在德國長大的緣故,他對上帝話語的執著有著德國人的認真,絕不妥協。他參加受洗班時,就洗禮與得救的神學論題,和教會長執發生激烈爭論。最後,因為他不同意該教會的神學觀點——不受洗不能得救,離開了華人教會,去德語教會聚會。

      很多人對William失望、擔心。然而筆者知道,William離開這個教會之後,並沒有放棄對上帝的追求、對主話語的渴慕。他繼續讀上帝的話,參與德語團契、教會的生活。隨著信主時間增加,他執著依舊,卻變得越來越謙卑、溫和。因為他在德國長大,瞭解第二代青少年的需要,所以最後他選擇了華人青年主日學的事工,帶領年輕的一代認識主。

Emily:尋找自己

      Emily在歐洲留學時,因學業上的瓶頸,認識了主。她決志幾週後,就因為團契與查經班的需要,開始領詩、帶查經。受洗一、兩個月後,成為團契同工。信主4年之後,學習講道,開始在歐洲不同城市的華人教會與團契主日中講道。

       許多人不禁疑惑:一個初信的小姑娘,如何有如此成熟、穩健的生命呢?Emily如此坦承:“其實我初信的時候,敏感又好強,很在意他人的評價,甚至渴望用事奉的果效證明自己的能力。但是上帝藉著我在工作與婚姻中的難題破碎我,讓我看見自己的愛與能力是何等有限!”

      Emily的同工說:“我們從Emily身上看到,當她有願意服事上帝的心志,上帝就使用她,賜下各樣的挑戰來陶塑她,也賜給她夠用的恩典來服事。”

       若說Emily的生命是在服事中成長的,一點也不為過。有人問她:“如果覺得自己生命不夠好,可以事奉嗎?”Emily的回答令人印象深刻:“我們可以向上帝求,求祂賜給我們與所承擔的服事相稱的生命!”

Jennifer:有如天使

       80後的Jennifer信主之後,經歷了上帝對她的心靈醫治,生命徹底改變。

       她相當能幹。在德國艱苦的學習環境中,她以最好的成績從碩士畢業,進修博士。她為人低調、謙和,所以人際關係處理得很好。她在德國的幾個城市讀書、工作,每次都能很快建立起同工團隊,親密合作。

       很多弟兄姊妹喜歡和Jennifer同工。看到教會的需要與不足時,Jennifer總是默默補上,不讓其他同工尷尬。

        選擇服事方向時,Jennifer看到歐洲教會第二代的需要,單身未婚的她,投入了少兒主日學老師的培訓。

       有一個歐洲的福音機構,邀請Jennifer為董事。Jennifer極其謙卑,謝絕了董事的頭銜,願意在董事會中旁聽、學習。

      從做月餅、包子、壽司等各種美食,到按摩、拔罐、針灸,能幹的Jennifer總是在弟兄姊妹需要的時候,送上關懷與幫助。

      無論在哪裡,Jennifer都能自然而然地成為當地基督徒的領袖。甚至在整合不同福音機構的資源時,她都扮演了很好的調度、配搭的角色。

三種領袖的雛形

       從William、Emily和Jennifer,我們看到,三種不同形態的年輕基督徒,在主面前成長的過程。

       William也許不是一個好相處的同工,但是他極其渴慕上帝的話語。在他追求真理的過程中,上帝一點一點改變他。他從來不為服事而服事,然而一旦投入一個事工之中,他的委身程度比任何人都徹底。

       他對真理的不妥協與執著,促使他在神學上更深地學習與研究。我們看到,因熱愛上帝話語,即便他的生命有許多待修剪的地方,William仍一步一步地成長。

       Emily的特質是,有一顆願意服事上帝的心。只要看到教會的需要,就願意付出。但是正如她自己所說,有的時候她會不自覺地藉服事證明自己,看重別人的評價,希望在教會中得到他人的尊重。然而,因願意被上帝更多使用,她一步步放下了自己。上帝也賜給她教導的恩賜,成全她服事的心。

       Jennifer雖然行事低調,但卻同樣為主看重。事實上,Jennifer身上的謙和以及高度與人配合的意願,使她成為華人事工中,迫切需要的治理型領袖。

       William、Emily和Jennifer,這三個人有各自的軟弱,在跟隨主的路上,也有過低谷、試煉與起伏。然而,他們在生命的軟弱之中,依然轉向上帝。他們各自有著神學、教導與治理的恩賜。在他們身上,可以看見未來教會領袖的雛形。

妥協 vs.渴望成為權威

       華人年輕基督徒面對教會權威,容易有兩種反應。有人選擇了退縮,有人卻產生了強烈的領袖欲與掌控欲。

       例如,70後的John,是當地第一個華人基督徒。他有火熱的心,努力傳福音,建立了查經班。然而,當團契中其他信主的弟兄姊妹成長起來的時候,John雖然開心,但也感到自己的領袖地位受到威脅,因而變得敏感。他開始抱怨,說自己在團契中不被尊重。他甚至在同工會中刻意持反對意見,只是為了證明自己的影響力。

       與此相反的,是有一些初信基督徒,在同工會中,為了不與長執同工起衝突,選擇了妥協或退縮。

       年輕同工以什麼樣的態度面對權威,關係著其屬靈生命的成長。在歐美的文化中,表達和領袖不同的意見,是極其自然的。然而中國文化卻使人對權威有自然的崇拜與妥協,進而渴望自己也成為大家所看重的領袖。若是一個年輕基督徒,內心不夠尊主為大,很容易在真理上成為妥協者,或是渴望被尊崇、敬重。生命一旦失去焦點,有何成長可言?

結語:關鍵何在?

       在歐洲,年輕的學子在初信之時,就有許多服事的機會。人的軟弱會就此暴露出來,但是生命也可以因此調整和改變。

       熱愛上帝的話,願意服事,謙和、願意與人合作,都是屬靈生命成長的重要元素。最重要的是,有一顆對準基督的心,在生命成長過程中,面對衝突,以及成為領袖時,方能夠不卑不亢,直奔標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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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戀:文化符號或是福音對象?

本文原刊于《举目》62期

王敏俐

       一個90後在網上長嘆:過去談感情,要先問對方是否已經有了男女朋友;現在談感情,先要弄清楚對方的性取向!

        在台灣,多元性教育進駐校園。小學生拿著性解放與同性戀的問卷(家庭作業),挑戰大人的性認知尺度;在歐洲阿姆斯特丹,市中心交通癱瘓,因為同性戀遊行成為全民性別反串嘉年華;在美國,歐巴馬2013年的就職演說提醒我們,同性戀運動不再是社會邊緣的無病呻吟,而是多元文化下的思潮大軍,是一個朝主流邁進的文化符號。

        不可否認,同性戀已成為一種文化標誌,而不只是一個社會現象。過去我們可以忽略,可以漠視,可以模糊表態,但今日,我們已無法逃避,我們必須選定立場。這個立場,或者是文化的、倫理的、哲學的,也或者如歐巴馬,是政治的。基督徒該如何站在一個最合適、最溫柔,且帶著愛與真理的立場,面對這個議題?

解構主義與同性戀運動的崛起

        人類社會的每一個驚人變革、每一個震撼人心現象的產生,背後都有許多因素。若要追溯同性戀與性解放運動的歷史,我們要回到1960年代、在巴黎哲學界與政治界爆發的思潮運動:解構主義。

        解構主義,顧名思義,其訴求在於:挑戰既定結構的正統性,將結構層層剝開,脫離各種偏見,解除各種束縛,還原事實的真貌。解構主義領袖德里達認為,社會現象中,並不存在固定的、單一的意義,所以任何“結構”的“穩定性”,是不可能存在的。解構主義假定:若既定、不可動搖、超然的絕對法則並不存在,那麼規則必然是權力鬥爭之下,既得利益者形塑的產物。

        一開始,解構主義只是解讀西方哲學的一種思維方法。漸漸地,其影響蔓延至社會運動、權力機制改革等。解構主義衝破傳統思辨的藩籬,成為女權運動、同性戀抗爭、黑人運動等的立論武器。

        另一解構主義的代表人物,1984年死於愛滋病的哲學家傅柯,他是同性戀者,也自稱為戀童癖者,認為 “法則本身是空洞的,既兇暴又未竟全功;它們是非人性的,可以因著各種目的而扭曲。歷史裡的成功者,都是那些有能力抓住法則的人……然後用他們自己的法則來推翻之前的統治者。”

        整個解構主義企圖顛覆傳統、抗拒法則的存在,有道理,也有缺陷。解構主義的終極目的,是探索重重偽裝、人為組織與謊言背後的真理。人,作為局限在特定時空中,且傾向於以自我為中心的思維個體,所建立的法則必然殘缺、不完整。更關鍵的是,人受限於墮落之後的罪性。所以確如傅柯所言,人所界定的法則,皆因各種目的而扭曲。但我們若跳開人所架構的法則,去看更廣闊的範圍——自然法則與道德律,我們會發現,這是超越人類智慧、超越人的統治範圍、支撐整個世界運轉的規律。真理與道德,有一個超然的源頭。

         筆者曾向歐洲的一位朋友Kenny傳福音。他在耶穌的身上,看見了他尋找已久的接納與愛,於是決志。他熱衷查經、詩歌、分享,也向身旁的人傳福音。但是在受洗前幾週,Kenny告訴牧師,自己是同性戀,正在籌備和男友的婚禮。

        教會長執和Kenny講聖經對於同性戀的立場,Kenny也根據同性戀神學的論述反駁。至終,Kenny沒有接受洗禮。

        教會對同性戀者,常出現極端的反應:或者如律法主義者一般,將同性戀者視為罪大惡極;或者以時代論妥協,認為聖經中準則早已不合時宜。

教會的努力:如何得著同性戀者?

        2013年1月13日,法國巴黎艾菲爾鐵塔下,數十萬法國民眾,舉著象徵一夫一妻、兩個孩子的家庭旗幟,為下一世代的兒童能有健全的家庭,反對同性戀婚姻與收養子女,舉行了反同性戀遊行。遊行者包括了伊斯蘭教徒、天主教徒、基督教徒、兒童權力團體,甚至包括同性戀者。

        性解放理論啟蒙的巴黎街頭,竟出現了“反同”遊行,是值得思考的現象。然而,我們更需要思考,教會反同性戀的目的是什麼?怎樣才能為主贏得這個世代?

        面對同性戀者,我們是否也帶著聖經以外的價值標準來論斷?聖經裡,耶穌從沒有要門徒與罪惡妥協,但是,他要我們在除掉別人眼中的刺之前,先除掉自己眼中的梁木——包括我們的背景、文化帶來的標準。許多基督徒在定罪同性戀時,忽略了自己不過是蒙恩得救的罪人。

        對於婚姻,耶穌直指上帝最初創造人的心意: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並且說,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體。這表示,我們身體所顯示的差異,是我們本質的一部分,包含著上帝的主權與祝福。同性戀違反了上帝在起初創造時,所定一男一女在婚姻裡連合的計劃,因此不合乎上帝的心意。

        然而基督徒反對的,不應該只是同性戀,而是所有破壞上帝設立的婚姻的罪行,包括婚姻以外的性行為、亂倫、同居、感情出軌。

        包括筆者自己,在面對同性戀時,常常錯置目標,一味向同性戀者強調,必須“強制自己”、調整過來,卻忘記耶穌基督痛斥只追求表面的法利賽人。耶穌指出了撒瑪利亞婦人在性生活上的罪,繼而指出婦人最當做的事:“婦人,你當信我……真正拜父的,要用心靈和誠實拜祂……”(參《約》4:21-26)

        基督徒有一個誤區:和同性戀相對的是異性戀,和淫亂相對的是不淫亂,和犯罪相對的是不犯罪。但是,耶穌給撒瑪利亞婦人指出的解決之道是:建立與上帝的關係、認識主、與主相交,進而更愛主。

         根據同性戀者的自白,有一部分同性戀者有很深的性耽溺。性是愛的一種表現與需求,但性並不全然代表愛。我們知道,親密關係不一定涉及性,更不需要和同性發生關係。但是,誰能幫助同性戀者與身邊的朋友建立正常的友誼呢?“走出埃及基金會”的創辦人Frank Worthen,提供了很具體的建議:

        教會應知道,許多同性戀者缺乏社交技巧,也比較退縮及膽怯,所以,他們需要別人更主動的關懷。另外,同性戀者需要溫暖的感覺,弟兄姊妹卻懼怕觸摸他們。其實適當的觸摸,是有效用的,會帶來安慰和醫治。更進一步,求主給我們愛心,依從聖經的款待原則,邀請同性戀者到家中或外出吃飯。若有夫婦同心幫助他們,更可重建他們對異性婚姻的信心。

        當我們談到同性戀,我們腦中所思所想的是什麼?政治人物認為,那代表選票;哲學家與心理學家認為,那代表研究課題;商人認為,那代表某一類偏好的消費群體;記者認為,那代表值得炒作的議題……

         基督徒,應該怎麼面對同性戀?教會需要從兩個不同的方向,去面對這個議題:一是文化論述,一是同性戀關懷。面對後現代解構主義,以及自由主義下的普羅大眾,堅持真理的絕對性殊為不易。因此,需要有一群擅於文化論戰的基督徒,從人權、兒童權、醫學、倫理學等等不同的角度,在文化與媒體的領域,提醒民眾思考同性戀運動背後的動機,與社會必須付出的代價。

        另一方面,教會需要尋求從上帝而來的更大的愛與恩典,檢視自己非關真理的錯誤良知,以基督的心為心,陪伴關懷同性戀者,一同經歷上帝的愛。

參考資料:

1.施密德《當代基督徒與同性戀議題》。鄧嘉宛譯(台北:校園,2001)。

2. 柯志明《愛之義:婚姻與性愛倫理神學文集》(台北:台灣基督徒學會,2008)。

3. 關啟文《是非、曲直——對人權、同性戀的倫理反思》。(香港:宣道,2000)。

4. Culler, Jonathan, On DeconstructionTheory and Criticism after Structuralism, (Connell University, 1982).

5. Foucaul, M., Languagecounter-memorypractice ,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7).

6. http://www.guardian.co.uk/world/2013/jan/13/anti-gay-marriage-protesters-paris.

7. httpㄥ://www.krt.com.hk/modules/news2/print.php?storyid=67(2013.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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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事工 生活中的信仰 訪談錄

我從盧雲神父和蘇恩佩學到的

               ——專訪“突破創辦人”蔡元雲醫生


    口述:蔡元雲醫生(香港)          
    采訪:王敏俐  錄音整理:Deborah



                 住在盧雲神父的“黎明之家”

1996年,我們在香港建立了一個突破青年村,發現我們的對面就是一個殘障人士的中心,大概有300個殘障人士住在里邊。聖經說要愛你的鄰舍,所以我當時去拜訪他們,詢問是否有可以合作的機會?那個院長知道我們是基督教團體,表示非常樂意與我們合作。

當時在香港沒有一個教會是完全給殘障人士的,有些殘障人士可能在聚會出現,但沒有一個教會是專門為他們成立的。我們和一些服事殘障團體的基督教機構都有一個期望,能有一個專門為殘障人士預備的聚會。

於是我想到了在“黎明之家”服事的盧雲神父。

盧雲神父是荷蘭著名作家和神學家,曾於美國哈佛大學、耶魯大學及加拿大安省神學院教書,後來到了加拿大多倫多市郊“黎明之家”(Daybreak),服事在當中的弱智人士和職員,並在服事他們的過程中更深明白神對他的呼召。

所以我寫信給盧雲神父,詢問是否可以來一個月,看看你們怎麽樣服事這些殘障人士。一開始盧雲神父是拒絕的,他說我們很忙,全球都有人來,我們接待不了。於是我又寫了第二封信,我在香港正在經歷97回歸的過程,整個香港都相當灰暗,並向他介紹了我在做的青年工作,希望自己一方面在黎明之家可以有一段安靜的時間,另一方面也想學習如何可以真實地去服事殘障群體。

當時盧雲神父親自回信給我,同意我來一個月。上午我就跟殘障人士一起參與他們的workshop(工作坊);下午,盧雲神父就抽時間跟我見面,給我屬靈方面的引導。我和太太就一起過去,我們每天早上就在“黎明之家”的工作坊,下午自己安靜,也有盧雲親自在靈性上給我的指導。
早上我在一個木工工作坊做木工。在那里每個殘障人士都按他的情況有不同的工作,我的督導大概40歲的樣子,也是心智上有些殘障的人。因為我不懂得木工,早上就跟他有很多學習,我發現他很專注很用心來做木工,但我的手很差,木工不是我的專長,我還記得常常出問題。當然不止他一個,後來我也認識工作坊里的其他人,他們很可愛,很單純。

                  重度殘障者亞當的平安

我也有機會跟他們一起吃飯。盧雲神父曾在他的著作《亞當——神的愛子》中,提到他所服事的一個重度殘障者亞當。
在這本著作中,盧雲感受到,表面上雖然是他去服事照料亞當的生活,但實際上是上帝藉著亞當所散發出來的安息與自在,來引導盧雲不安的心進入安息。

後來我找到亞當,他的智商很低,他吃東西都要有人服事的。在那里我明白盧雲書中所講的,他有的平安到底是怎麽回事。我看見一個人就算是身體腦部怎樣殘障,他的靈仍然是活的,亞當所散發出來的寧靜與平安,我都能感到。

和盧雲的談話時間也是很寶貴的。他是一個很活躍的人,曾經到中美洲做很多服事,後來一段時間他就回到美國在大學教書,而且有很多的著作。

最後盧雲神父在繁忙的生活中感到徹底枯竭了,安靜在神面前重新尋找自己的方向,最後進入“黎明之家”。

在香港回歸的那段時間,我們也是很迷失的。我告訴他我的個性也是很活躍,所以很多東西我都很想去做,在香港非常忙碌,常有一種被耗盡的感覺,這很危險。我和他分享我的困難,我和父親的沖突等,他很細心去聽,也給我一些回應,我都做了整理。

在那段時間,我看盧雲的世界,感覺他很真實,他也沒有掩飾自己的掙紮,忠於他的感覺,他在“黎明之家”找到了他的呼召。就在這里,他可以面對自己,面對這些相當多掙紮的生命,並在他們身上看見神的恩典。

在“黎明之家”里,他們之間也有很多爭吵的。盧雲定期會跟一個殘障的弟兄出門去服事,有一次他帶著另外一個去。那一次我的木工的督導在飯堂,很高聲地對他說:你不要驕傲,你這一次去,下一次盧雲神父就要帶我去了,你不要那麽得意忘形!因為他們能夠去服事很開心的,就到處張揚的:你知道盧雲神父帶我去……他們在里面講話很直接的,高聲在餐廳跟另外一個講。很有人性,也有情,有神的同在,所以那一次讓我很感動。

所以後來回來我們就開始了一個教會,就叫方舟之家,名字是受法國一個服事殘障人士的天主教機構“L’Arche”方舟團體影響的。從1996年至今已有20年了。在“方舟之家”,這一些人看來身體有殘障,有些講話都講不清楚,有些腦部有障礙,有些有心理障礙,但每次我們的敬拜充滿喜樂。他們唱歌雖然不準,但我後來發現,他們用喜樂的聲音來向主歡呼。當中有些不會唱的就用手或用腳搖鈴,他們的喜樂讓我很受感動。

                    找到神對我的呼召

我定期在“方舟之家”有講道,過去我面對知識分子講道比較多,但沒有跟一群殘障人士分享的經驗,一開始戰戰兢兢。後來我發覺,我在講道的時候,開心他們會笑會叫,很有反應,是我講道最有反應的一群。我有一個習慣,每一次去都跟他們每一個握握手,祝福他們。他們很多情緒的問題,家庭很多都是有困難,有些通常很早離開世界,因為他們的壽命比較短,在那邊很多常常都有受洗與安息禮拜。

那一段時間,我的感受很深刻。盧雲神父對我的影響在於,不是一些什麽高言大智,不是你可以為他們做什麽,但是你的同在,你表達你跟他們在一起,他們會感覺的到。一個人即便是昏迷著,他的靈魂也都還在,他聽得見,這跟他的智商、他的身體狀況沒有關系,神給他們的靈魂還在。
我們也帶著年輕的孩子去“方舟之家”學習服事這些殘障人士。所以,反過來說,他們的存在對我們“突破”機構都有很大的祝福,我們在營會時會帶年青人去看看他們的崇拜,去看都很受鼓勵。

面對我里面那種不安,不斷想靠自己努力尋求認同的性格,我生命中有許多對我重大影響的恩師。帶領我的第一個恩師是蘇恩佩,她是對我影響最大的一位。她不是一個月一個星期見你一次的那種導師,我是每一天跟她一起,她叫我“雲雲”,把我看作她的弟弟。
她因為長期經歷癌癥,身體很脆弱常常生病,但我感覺到,除了她的文筆之外,她對年輕人有很深的熱情,無論面對同事或是年輕人,她經常與他們有生命的接觸,這些我都看在眼里。

所以我學習到,年輕人不是用你寫的文章來認識你,也不是聽你跟他講什麽,而是用眼睛去觀察,用心去感受。他們很敏感的,他們很快就知道你是否真誠,你的生命到底是什麽樣的,所以我在她身上每天看見她,她很謙卑,跟我們不斷有很多時間的分享。

和蘇恩佩共處的過程中,她幫助我找到我是誰,認識神對我的呼召。1973年開始《突破》雜志時,我們每一期都有一個與社會相關的議題,那個專題很受歡迎,在香港很有影響力。當時她要求我們一定要從聖經的角度去看這些問題,不是只從一個社會的現象去看,其中有一期是專門談黑社會的問題,當時在想,聖經怎麽樣把黑社會記錄下來?後來找到了,大衛被掃羅追殺時,他身邊那些勇士,很多是黑社會的。他們的講話與作風,很有黑社會江湖的味道,很講義氣,為了他們的大哥,命都可以拿出來,幫他逃,幫他打,幫他殺。這個過程給我很多的學習,所以我後來寫的書,每一本都是以聖經為基礎的。

1982年,蘇恩佩的離開對我打擊很大。我做青年工作是因著她的啟發,她突然之間離開時我很困擾。我也不是文字工作者,我也不懂得雜志,但神對我說:“你不需要證明你自己,我呼召你就是做個很簡單的青年工作者,也不是呼召你做蘇恩佩,蘇恩佩是蘇恩佩,你是你,你不需要重覆她所做的。”

                  住在我家一年多的問題少年

做一個青年工作者,我和我的太太過去也有機會在家中接待許多的青少年。第一個到我家住的孩子,他的母親是基督徒,丈夫很能幹但脾氣不好,他的兒子就遭殃了。當時這個孩子中二已經覆讀兩年,還是升不了班。有一次他在一個商店偷了一個卡帶,學校要把他開除了,他的爸爸要他跪在很多人往來的大廈電梯大堂。

那時,我太太跟我知道,就跟他媽媽談。我們說,既然這樣很痛苦,倒不如你的孩子暫時到我們家來住,反正天天這樣,被罵,被羞辱。她說,好。我們和孩子溝通,孩子說,我很早就想離開這個家。我又親自問孩子的爸爸,他爸爸說,反正這個孩子我已完全失望,你要吧,我不要他,讓他住在你家更好。

於是我們就把這個孩子接過來。才發現他不是讀書的材料,但很會交往,有他特別的地方。他說他沒有心去讀,沒有興趣,最有興趣的就是日本的漫畫。我說:“你住到我的家,我家有一些規矩,我盼望你跟我合作,你既然來,我邀請我認識的另外一個中學校長,讓你試試看讀中三,你要跟我合作,否則我就很難對這個校長交代,你來我家你也要向我負責,舉個例,你出去你要告訴我你去哪了,什麽時候回來,因為你不是我兒子,你出了什麽事,我有責任的。”

他同意了,住了兩個星期,來到家里很糟糕,讀書也沒有興趣,而且從來不守時。有一天他的手打球受傷,去看跌打。我在家等他,沒想到等了三個小時,到差不多午夜才回來。他說,看完醫生我就到處遊蕩。我說,你遊蕩沒有問題,但你要告訴我,對不對?你不告訴我,我很生氣,從來沒有這麽生氣,把他大罵一頓。

第二天早上,我的太太問他,我從來沒有見蔡醫生這麽生氣,你怕嗎?他回答,怕什麽?這種場面我常常見。當然我理解,他在家里和學校,差不多天天都被人罵;而且他另外一句話令我很傷心,他說我根本沒有聽見他講什麽。
後來我想想,我是讀心理學的,他一定有一種自衛的功能,到了某一種情況,聲調很高被罵的情況,他的收音機就關掉了,他沒有聽也不願意聽,所以他才有保護功能,沒有死掉。

我那天也反省,也悔改,我說罵他沒有用,那麽改變策略,我陪他。他要做功課,我也在這邊做我的功課,他有功課問題也可以問我,我那一年中三的功課很重,早上我跟他吃早餐,反正我也要出去到火車站,從我家跑到火車站走路大概十分鐘,我說我們一起吃早餐,我陪你過去,走走,談談,就是這樣。

有一次我發現他的房間帖滿了都是日本的漫畫,我說我不反對你看,但你也要做功課。原來他真的很喜歡日本漫畫,他還偷偷地跟人學日文,來看日本漫畫,所以我就醒悟過來,你硬要他走某一條路是不可以的。經過一年以後,我看他有進步,跟家庭的關系有進步,學業還不知道。後來他很開心告訴我:“蔡醫,我升班了,很久沒有升過班了。”我很開心,所以就把他送回家。

誰知道他回去後,他爸爸過來把我大罵一頓。他說:“我現在沒有兒子了,我發現他常常說,蔡醫講什麽,他什麽都講你,只聽你的話,不聽我的話,我沒有兒子了!”我很奇怪,我說我問過你,是你把他交過來,我感覺他現在有進步,把他交給你。他的太太在那邊,每個都在哭,有些都說,你沒良心,人家幫你,你還要罵人。那一幕真是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我也不知道怎樣回應。

                     陪他們同行

後來,這個孩子到加拿大去學習圖像設計,很適合他,而且學日文。我跟他定期有聯系,過了幾年,他給我一個電話,他說給你一個好消息,我結婚了,是個日本女孩;再過兩年,我做爸爸了,後來有三個孩子。他現在跟人合夥,公司擴大了,就有三四十人。我說,這麽大的公司,你的職位是什麽?他說我的職位是CEO,是唯一的中國人,我們都很感動。

他爸爸後來罹患腦癌,住在醫院,我也去看過他。我很感動的是,雖然當年他爸爸曾經這樣傷害這個孩子,他仍在在爸爸生病時每天陪伴他,然後他爸爸也被感動了,信主受洗。

許多的孩子沒有經歷過什麽是一個家的感覺。和這些孩子相處,你跟他講什麽道理沒有用的,你跟他講,他在教會一個樣子,回到學校另外一個樣子,回到家也是另外一個世界。所以你陪伴他們,也要進到他們的場景,關心他們的家人,陪他們同行。不是做什麽,而是讓他在你身上看見神的同在,而且有神的同在的家庭是不一樣的。

到現在我還和年輕人有很多的學習。我邀請我的孫子來參加我的活動,我也進入他們的世界。他喜歡動漫劇,我去,他喜歡看電影,我陪他看《星球大戰》。
他看完很開心地說,爺爺,你看你穿起這個很象漢·索羅,後來他還把漢·索羅的那把槍買給我,還買了一個漢·索羅的小人像,他說,你放在你的桌子上,讓人知道你就是漢·索羅。

他們也跟我去我的地方,汶川地震後,我們去協助四川地震的災後重建,他們也看見這個世界是怎麽樣的,因為他們的世界很小,就是在家、學校、上網和臉書。那我說,去看山,去看海,去看看真實的地方,他們很開心。

年輕人不是要找一個朋友跟他打打球,看電影,他是找一個夥伴,和他們說話時,他們不要我學他們那些很潮的語言,他們說:“為什麽這麽講?不要裝年輕!”用他們的語言來講,他看不起你。他們喜歡我做自己,不是要裝作年輕,你看就知道我不年輕。年輕人很喜歡跟我聊。在四川,他們叫我蔡爺爺,因為我的孩子在那邊,他們叫我的孩子小蔡爸爸,大蔡爸爸,你猜我在北川中學有多少個孫?600個。我很幸福的。

原文首發於《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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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氣”解憂?欲哭無淚!——北美有留學生吸食笑氣上癮觀察


留學生吸“笑氣”致癱瘓、接連被送回國引發輿論關注。《境界》訪問了北美一間教會曾幫助過吸食笑氣上癮的留學生的輔導曉晴,講述上癮原因:這群高中赴美的小留學生家境優渥,原生家庭大多破碎,獨在異鄉,缺愛使其容易上癮。以為一笑能解千愁,最終以淚洗面。

文 | 王敏俐

7月,一篇名為《最終我坐著輪椅被推出了首都國際機場》的公開信在網路上引起極大的關注,文中一名在西雅圖留學的華人留學生因好奇而吸食“笑氣”,逐漸上癮,以致出現無法站立、大小便失禁等癥狀,不得不終止學業,坐著輪椅回國治療。

數月之後,她在西雅圖的兩個朋友相繼步她後塵。其中一位男生被醫生診斷為終生癱瘓,徹底喪失自理的能力。
為的就是能嗨幾秒

“笑氣”的成分是一氧化二氮,作為一種麻醉性氣體廣泛應用於醫療手術中,能使人失去痛感並發笑,因此被稱為“笑氣”,常被裝在小小的罐子里,也可用在奶油發泡上。笑氣本身並不會對人體產生危害,但長期吸食後可能引發高血壓、暈厥、心臟病、貧血及中樞神經系統損害等,超量攝入很可能因缺氧導致窒息死亡。

據2016年的全球毒品調查數據,在受訪的50個國家中,笑氣這種新型毒品的使用人數在所有毒品中排名第七。甚至有一半以上的英國受訪者表示他們曾經嘗試吸食笑氣,其中有38%的受訪者表示在調查前一年中吸食過。年輕人把小罐里的一氧化二氮抽入奶泡槍中,直接對著槍口吸氣;或是將氣體打入氣球,用嘴吸盡氣球內的氣體。
在許多北美的大城市,有許多高中就已經被送出國的小留學生,這些留學生家庭普遍經濟能力寬裕,在仍然很需要父母去關心與陪伴的小小年紀便獨自在異鄉面對生活的挑戰、學習的壓力,以及外在環境的誘惑。這也使得這群孩子在面對毒品誘惑時顯得脆弱而難以自持。

一箱“笑氣”至少200美金,不是所有人都消費得起。因此,它成為既時髦又有面子的象征。一名笑氣上癮的留學生對《新京報》記者描述他周圍這幫吸笑氣的朋友,基本都來自國內中產以上家庭,讀的是六七萬美元一年的高中,女孩子背愛馬仕,男孩開法拉利和蘭博基尼。微信朋友圈里,都是他們在夜店、賓館里舉著氣球的照片。

筆者曾在大學校園服侍,常聽說有人在留學生朋友群里販賣笑氣,教會中也有輔導老師在陪伴因為吸毒而荒廢學習的年輕學子。

許多學生們聚會時常有機會接觸“氣球”,甚至在一些聚會結束後,可以看到整箱整箱的笑氣空瓶被扔在樓梯間。“可能是太空虛寂寞吧!”一名留學生接受采訪時說道,“西雅圖留學生抽麻和氣球的很多,為的就是能嗨幾秒,但是這個興奮感就維持幾秒,所以他們大量地吸!”

“當初其實我並沒有覺得這是一件很嚴重的事,當時就是覺得好玩,”一個曾經接觸過笑氣的留學生分享道:“剛吸完的時候會覺得頭昏腦脹,說話聲音像海綿寶寶。最近看了報導才知道危險,不敢再吸了!”

事實上,笑氣早已不是太平洋對岸的新玩意,至少三四年前已經從國外傳入中國,在北京、上海、成都等地的夜店、酒吧中已開始流行,使用者將氣彈裝在奶油發泡槍上灌入氣球,再將氣球嘴放入口中猛吸,體會天旋地轉的暈眩。吸食者中有些還是未成年的高中生。

7月以來,由於留學生吸食“笑氣”被廣泛關注,淘寶上已經搜不到“笑氣”的銷售信息。但其實通過另一些郵寄配送上門的途徑,仍然很容易買到笑氣。據媒體報道,國內的各個醫療機構已經陸續接收到中毒者。但笑氣並不在我國的《麻醉藥品及精神藥品品種目錄》中,也沒有列入法定的新型毒品名錄。

一“笑”解千愁?

北美一間教會的輔導曉晴接受《境界》采訪時描述,她第一次接觸吸食笑氣的中國留學生的情景。“一位阿姨電話告訴我,晨晶同學吸食笑氣的事情,她很擔心晨晶的狀況。從阿姨的描述中,我懷疑晨晶可能已經吸食過量了,癥狀包括嗜睡、神智不清、發抖、肢體麻痺等。於是我就跟阿姨一起去了晨晶家,並且打了報警電話。”後來晨晶去急診,醫生診斷已經出現高血壓、心律過快等對生命造成一定危險的癥狀,當晚便留在醫院治療。

在關懷晨晶的過程中,她們很自然地聊起了笑氣上癮的過程。晨晶說:“一開始只是因為好奇,周圍的朋友有很多在吸笑氣的,常引誘我試試看,還告訴我沒有什麽危害,也不會上癮,並且強調笑氣不是毒品。我試過之後,沒多久就上癮了。一開始還能控制吸食的時間和頻率,漸漸越吸越多,等到發現可能上癮時,已經到了不論何時何地都只想吸笑氣的地步,一天會吸20箱左右!”

“在這個過程中我的學業也逐漸荒廢了,最後已經無法上學了。因為除了吸食笑氣,沒有任何事情可以讓我提起興趣,或是有意願去做!”短短3個月不到,晨晶已經花費了1萬多美金購買笑氣。教會的輔導曉晴告訴《境界》,在第一次被送去急診之前的兩個月里,晨晶幾乎處於與世隔絕的狀態,不願意與人接觸,並且情緒非常不穩定。

自從送晨晶去急診之後,曉晴開始更多地關心她的狀況:“從醫院回來以後,我每天跟她微信保持聯絡,並且在取得她同意的前提下去家里探望她,給她帶食物去,陪她說話。在這個過程中,我越來越多了解她的背景,她也開始與我分享成長的經歷。我試著去了解,想明白她使用笑氣想滿足的需求到底是什麽?每次去我也會問她是否能為她禱告,大部分時候她都願意我為她禱告。但是因為她的情緒不穩定,我並沒有固定、頻繁地去看望她。”

更多了解與認識晨晶之後,輔導曉晴發現她極度缺乏父母的關愛,小時候父母忙於工作沒有時間陪伴她。“在她高中出國以後,父母瞞著她辦理了離婚。當她知道的時候,覺得自己被欺騙了,她說,‘我從此沒有家可回了’。”
“自從父母瞞著她離婚之後,她再也沒有回過中國,她說不想回去,回去了也沒有屬於她的家。她內心對愛的渴望在意識層面被她壓抑下去,她能感受到的只是寂寞、孤單、空洞無力的感覺。長期處於這些感覺中讓她很不舒服,會很自然想要逃離,而在這個時候,笑氣恰巧出現在她的生活圈子里。”

通過晨晶,曉晴又認識了她的其他朋友,“他們共同的特點都是缺乏父母的關愛,都來自富裕家庭,都有很多讓他們難受、痛苦的情緒。他們過去通過不同的方式來消除這些情緒,比如談戀愛、喝酒、購物等等。”

據媒體報道,另一名上癮的學生對《新京報》記者講述,當時自己的運動神經已經因為吸食過量受損,無法行走。而且沒辦法控制情緒,看感人劇集會哭,看《快樂大本營》也哭。“我厭惡自己,從里爛到外,上個廁所都上不了,從房間走到陽台去抽根煙,都要爬著過客廳,感覺自己像狗一樣。”她想到了自殺。當她再次因為吸過量被送進醫院,那天剛好是她的生日,父親在電話里吼道:“生什麽日,你怎麽不去死?”

“從性格上,我觀察到他們都是比較容易走極端的,比如看人看世界非黑即白,愛恨分明,加上普遍來自破碎的家庭,這兩個方面讓他們背負了很多傷痛、憤怒、委屈和困惑,無處發泄,無人傾訴。他們很容易形成一個小圈子,心心相惜,抱團取暖。也因為這樣,當一個人開始嘗試笑氣或酒精,很快交際圈中的其他成員也相繼開始嘗試。”曉晴分析說。

曉晴關心輔導這些孩子的時候發現,自己很難與這些笑氣成癮的孩子們好好談話,更難和他們談及信仰。“當人上癮以後,大腦的構造發生了改變,其後果是負責理性思考、邏輯思維等高階認知任務的部分常常被負責生存技能、情感的部分所取代,從而影響信息接受能力和理解能力。”

缺愛使他們成為容易上癮的一群人

“他們沒有一個人在一開始的時候就想著說,笑氣或是其它毒品很好,所以我要大量吸食。”曉晴分析道,“他們都以為自己可以控制使用的量,但是慢慢地失去控制,等到意識到自己可能陷入麻煩時已經上癮了,被笑氣或其它毒品捆綁住了。”

當意識到自己的癮頭越來越大之後,晨晶開始試圖去靠自己的力量戒除,她認為可以靠著自己做到,並不想去借助其他的戒毒機構,她的父母在遠方雖然著急,卻因著美國簽證不易取得無法即時前來介入她的上癮狀況。
在停了一陣子,漸漸以為自己可以控制下來的時候,晨晶去參加一個朋友聚會,又接觸到了笑氣和其它毒品,吸食過量出現幻聽、幻覺、大小便失禁、昏迷的情況。報警後送往醫院救治,被送回中國。

她的另外一個朋友在去年底因為吸食笑氣過量住院了一個月,大腦永久損傷。另外兩個朋友也在年初因為吸食過量被送往醫院,出院後覆吸,多次過量去醫院就診,最後也被送回國了。

一名19歲的上癮女孩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坦承,她吸食笑氣的觸發點是因為失戀,想要逃避“糟糕的生活”。曾有一次12天她就花了八九千美元。“那個時候沒有氣就活不下去了。別人是靠氧氣活著,我是靠‘笑氣’。吸20分鐘,我死了,那也沒關系,至少我那20分鐘都是特別開心的。”

“他們不知道內心的缺口在哪里,是什麽,缺乏對自己的認識和了解。當負面的情緒壓得他們喘不過氣的時候,他們不知道如何處理這些情緒,轉而尋找看起來快速簡單的解決方案,包括酒精、消費、旅遊、戀愛、性、毒品等。他們不斷尋找一個讓他們再也感受不到那些負面情緒的媒介,一個讓他們心里不再悲傷、孤單、無助的媒介。他們是容易上癮的一群人,不管上癮的對象是什麽,他們都在尋找的過程中越陷越深。”

在接受《境界》采訪時,曉晴提到,“現代教會對這個群體和成癮這件事缺乏了解,比如會想當然以為只要想戒就能戒。教會主要通過懲罰、強調意志力,或者有條件的救助來幫助受癮的人群。這種模式對他們的幫助很有限,因為不僅沒有移去他們心里的羞恥,沒有填補他們內心尋求無條件的愛的需求,反而向他們傳遞了一個信息——我很失敗、很沒用、愛和關心都是有條件的。”

曉晴說:“我陪伴最多的女生不止一次告訴我,嗨起來的時候她再也感覺不到生活中的痛苦,其實就是在逃避。他們很需要愛和關懷,但是因為從小缺愛,他們也不容易完全信賴別人。我想應該是太害怕被拋棄,所以選擇像刺猬一樣包裹自己。包裹得越嚴,自己受傷越深。我個人認為這也是撒旦常用的伎倆,讓他們越來越孤立無援,就會越來越絕望,也越來越不相信自己值得被愛。”

“這些學生的經歷讓我再一次看到,每個人心里都有一個無法被填滿的缺口。有的人用事業填滿,有的人用愛情,有的人是毒品。但不管是什麽,心里的缺口總是無法填滿,也無法真正滿足內心渴望的被認識、被看見、被愛的渴望。”

“我對上帝給我的救贖和恩典充滿感恩,同時這個經歷也讓我在關懷人的方面謙卑下來。我覺得我跟他們相比沒有什麽不同,如果我處在他們的家庭關系和環境中,可能也會做出同樣的選擇,是我所接觸的範圍內最好、最有道理的選擇。這也讓我更多思考如何幫助這個人群更好認識福音,如何能像基督一樣去愛他們,陪伴他們。我還沒有完整的答案,但是我看到了很多自己還需要成長、依靠聖靈帶領去幫助這群年輕人的方面。”曉晴說。

失連的時代,如何真正笑出來?

關於成癮的問題,荷蘭心理學家彼得·寇恩提出:“人類的基本需求,是連結彼此的關系。但當你心里有創傷、遭到孤立或受生活壓力打擊時,便無法與人連結,稱為‘失連狀態’。這時,便需要跟某事或物做連結,以幫助舒緩壓力,如:電動、毒品、賭博或情色書刊等。”

當我們的身體心靈處在一個幸福健康的狀態之中,我們很自然會與我們周遭的人產生良性的互動,會去連結彼此的關系。但是活在一個充滿傷害、競爭、排擠與沖突的世界里,我們很難不因為別人的過犯與自己的軟弱而經歷孤單、絕望與創傷,我們需要與這個世界建立連結,以紓緩釋放內里的焦灼與不安,但我們身旁卻找不到足以包容、支持、陪伴我們度過幽谷的愛的力量。

為了逃避受傷的回憶與欲振乏力的自己,我們不斷尋找最能即時紓緩心中壓力的方式,對於這些只身在外的遊子,他們找上了毒品,染上了笑氣;但作為旁觀者的我們,又何嘗不是常常陷入淺度上癮的狀態:離不開手機、無法忍受沒有wifi的環境、徹夜不眠的打牌麻將、三天三夜與世隔絕的追劇、不花錢不痛快的網購生活……

在互聯網的時代里,我們活得更加虛幻、也更加寂寞,因為當我們生命經歷真實的風浪、挫敗與挑戰時,當我們需要感覺自己被接納時,我們需要的不是朋友圈里積累的點讚或者是擁抱的貼圖,不是網絡遊戲里的積分,我們需要的是有血有肉的訴說、傾聽、擁抱,與不離不棄的陪伴。

我們受造便是為了與神建立生命的連結,並且因著與神的連結,來與身旁的弟兄姊妹彼此相愛。面對這個冷漠而殘缺的世界,我們需要逃回上帝的恩典之城,經歷祂的饒恕與接納,在祂無條件的愛之中重新擁有生命的氣息。
耶穌說,“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這人就多結果子;因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做什麽。”當我們失去與神的連結之時,人與人的連結常常是短暫的、有條件的,當我們不再可愛時,便被周遭的人無聲拉黑,毫不留情的切割。

神對我們的愛不離不棄,祂在地上設立教會,讓人可以透過教會感受到上帝無條件的愛與陪伴,可以與神建立生命的連結,與人在磨合與碰撞中更深學習耶穌舍己的愛。不管是在外的遊子,或是面對著人生各種磨難的我們,在互聯網的時代,我們其實更加失聯,我們是脆弱而容易上癮的一代人,如果離了上帝,我們將如同缺乏養分供應、散落在地上的樹枝,終將枯竭殆盡。與神連結,是我們出死入生、能夠真正從心底笑出來的機會。

(本文部分內容參考《新京報》有關報道,文中所有人物皆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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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孩子用悖逆向父母喊話


當父母對孩子不抱希望,高三男生張釗對父母也已不抱希望,“他們改不改對我沒什麽關系”,他和女友成天窩在家,“我是給自己找一種力量支撐到高考”。本周正逢高考放榜。神無條件的接納幫每顆缺愛的心靈再造一個安全基地。悔改的父母,才能陪迷路的孩子回家。

文| 王敏俐

“我是一面鏡子,我的面孔能照出我是如何忠實於父母,無論是外表還是內心,與他們是多麽地相似。我是一個有使命感的人,我將用我的行動,把家人從夢中喚醒。” 這是14歲的叛逆少年澤清所寫的一首詩。澤清不上學、不出門,在網絡軍棋的世界中“稱王爭霸”。

2017年北京國際電影節中所放映的紀錄片《鏡子》,講述了三個因孩子輟學而陷入困境的家庭,父母將孩子送入一所特殊學校接受“改造”,澤清是其中的一個。

紀錄片一播出之後,引起熱烈的討論與回響。不管是身為孩子,或者是身為家長,我們都在記錄片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然而,這部記錄片並非將焦點單單指向出現問題的孩子們,而是更深入的去探討兩代之之間的親子關系與家庭教育。

從6月22日到30日,全國各地的高考成績陸續放榜,子女教育方式再次成為討論的熱點。

做父母需要資格證嗎?

紀錄片的一開始,是三個青年與他們父母之間的拉扯與爭執。高三男生張釗在交往女友之後便不再上學,將父母趕出家門,與女友兩人窩在家里,拒絕與父母溝通。父母與特殊學校聯系,請他們從武漢來到河北,把孩子帶到武漢的特殊學校接受輔導,整個過程中張釗充滿了憤怒,甚至試圖藉機逃跑。

另一個武漢男孩家明,流著兩行淚,氣憤地“控訴”自己的父母:“他們永遠都會說,我是在他們底下長大的,你說我怎麽會不想出去?” “他們根本就不知道我喜歡什麽東西,就喜歡把自己的想法強加到我身上……他們還不是以為我是一個小孩子,我回去再怎麽跟他們折騰,他們也會覺得我是個幼稚的人,他們也覺得我自己不能照顧好自己,他們根本就不相信我!” 整日在家昏睡和玩遊戲的家明一心渴望自由,想做一個背包客四處流浪。

這部紀錄片里的三個孩子,被送入了武漢的特殊學校,脫離3C電子產品,開始軍事化的生活,並接受一連串的心理咨商與輔導,紀錄片繼續深掘3個孩子的家庭背景、父母之間的關系,試圖從原生家庭的背景、價值觀、父母之間的感情與互動來尋找孩子心靈深處糾結的線索。值得注意的是,不只孩子們被送到了改造學校,父母也必須參與家長學堂,重新思考自己的教育方法與面對孩子的態度。

“做律師要拿律師資格證,開車必須要有駕照,做老師也要考取教師資格證,但是,為人父母不用拿證,我們就這麽直接做了,而且要做一輩子。第一次當爸媽,誰都沒有經驗,所以往往會出現滿滿傾注的愛,變成滿滿傷害的結果,而每一個問題孩子的背後,往往有一對問題爸媽、一個問題家庭教育的存在。”家長學堂的一位講師在課堂中說道。

“我們拍的不是《變形記》。《鏡子》以代際情感問題為切入點,通過客觀冷靜地真實記錄,呈現三個家庭的社會學樣本,以情感教育缺失這一新視角,重新審視當今時代中國家庭面臨的親子關系、親密關系等情感問題。” “在《鏡子》故事的背後,更融入了我們對人性的理解,對於愛和欲望的思考:我們從哪里來?我們今天在什麽地方?將來要到哪里去?” 《鏡子》總導演盧釗凱如此闡述他對於這部紀錄片的思路與理念。

是什麽形塑了今日的我們?

導演提出第一個問題:我們從哪里來?換句話說,是什麽形塑了今日的我們?我們的說話方式與用詞,我們對自己的觀感與評價,我們內心懼怕什麽,我們面對成功與挫折如何回應,在在反映出了原生家庭對我們的影響。

約翰·湯森德博士在他的著作《為孩子立界線》中提到:“孩子對世界運作的方式最早也最基本的心理畫面,是從家里學來的。他們觀察你如何對待他們、對待配偶和對待你的工作,然後不管好壞、照單全收的模仿你,因為他們不但景仰那些更大、更有能力的個人,也想要像他們一樣。”

於是在世代的承傳之中,孩子不但延續著一代又一代的血脈,也覆制著一代又一代的思維與生活模式,暴力的家庭帶出暴力或者怯懦的孩子,權威壓制的家庭帶出壓抑或者強烈反抗的孩子,冷漠的家庭帶出感受不到自己存在感的孩子。

片中最年輕的孩子澤清父母都是大專畢業,有好的工作,我們不難從他的談吐與思維觀察出他是一個聰明、接受父母細心栽培的孩子。但是父母之間的爭執、言語、肢體暴力、對彼此的冷漠也深深傷害了澤清,甚至他也以暴力的方式對母親拳打腳踢。我們許多時候從上一代領受了正面的影響與祝福,也同樣經歷到上一代所留下來的傷痛與扭曲。

我們和我們的父母一樣,都是如此有限、自我中心、想去愛卻常常不知如何愛、想說出溫柔的話卻說不出口、不想說出傷害的話卻往往在憤怒時毫無節制的狂飆。更準確地說,在人類離開上帝墮落以後,養育孩童成為一種罪的循環,無力去愛的雙親面對和我們一樣有罪性的孩子。

父母所疏於反省的是,自己帶給子女的可能是一份會對孩子造成傷害的愛,因為我們教養兒女背後所隱藏的深層動機常常帶著自私的成分。我們溺愛、不願管教,或者是想彌補無法陪伴他們的缺失與內疚;我們督促孩子的成績與行為時,或多或少帶著想要證明自己能力的企圖心;我們想要掌控孩子未來的方向,其實不過是反應了我面對未知的未來,內心的焦慮與恐懼;甚至在與配偶冷戰時,孩子成為兩方爭奪的籌碼。

我們的孩子,就在這樣的教育環境中長大了。我們期待充滿問題的孩子浪子回頭,但首先需要來到神面前悔改的,是我們這些身為父母的人。若父母依然不願意承認自己有需要調整和改變的地方,憑著自己的剛硬與自己的孩子角力、與神角力,我們與孩子將在互相碰撞之中遍體鱗傷。

沈溺因為缺愛

我們從哪里來,決定了現在的我們在哪里。英國精神病學家約翰·鮑比認為,我們心理的穩定和健康發展取決於心理結構中心是否有一塊安全基地,這個安全基地更多是由父母,特別是媽媽來承擔的。如果孩子在成長過程中體驗到愛和信任,他的自我形象會覺得自己是可愛的、值得信賴的。然而,如果孩子的依戀沒得到滿足,他會漸漸在心中形成負面的自我印象。

“一個不受歡迎的孩子不只覺得自己不受父母歡迎,而且相信自己基本上不被任何人歡迎。相反,一個得到愛的孩子長大後不僅相信父母愛他,而且相信別人也覺得他可愛。” 鮑比說。

但正如紀錄片中所呈現的,多數父母從不吝嗇給孩子吃最好的、用最好的,也花了大把心思幫孩子尋找最好的學習環境,卻很少真正花時間在家庭彼此的親密關系中。物質上的給予相對容易,但是親密關系的建立卻是一個不斷放下自己,陪伴他人的過程。

“我不上學的原因,不是因為我有女朋友,而是那個學校很壓抑。我一說壓抑得我受不了了,我媽就會說,學校幾千人,別人都受得了就你受不了。我感覺我不是受不了,我是把心里已經壓了很久的情緒全部放出來了。” 紀錄片中,17歲的張釗輟學4個月,自己和女朋友在家住。在張釗與父母互動的整個過程中,我們不難看到父母對孩子的不信任,以及孩子失去了與父母溝通的信心,張釗甚至故意用“買狗需要1萬塊錢”的方式去測試父母對自己的信任度。

張釗絕望地表示“他們改不改,對我沒什麽關系,我也不抱希望”;他也解釋了自己為何如此看重與女友之間情感的原因:“我也是在給自己找一種力量,至少能支撐到高考的力量。我已經放棄了(父母),這邊沒了,如果我再放棄那邊(女友),就真的什麽都沒有了,就空了!” 即便孩子在成長的過程中缺失了與父母之間的親密關系,他對愛的關系、以及被愛被肯定所能帶給他的力量,仍然是那麽渴求。

當我們與孩子之間失去這樣親密的連結,孩子便轉向這個充滿誘惑與陷阱的世界,從中尋找親密與連結:有的沈溺於感情依戀,有的沈溺於遊戲賭博,有的沈溺在毒品與性的錯亂之中,身體與心靈都付出極大的代價。我們只看到了孩子所犯的錯、捅出的簍子、浮現在表面的問題,卻沒有看到,孩子所呼求的是真實的愛與接納,是生命與生命赤誠相擁的親密。

“沈溺並非真正的需求。它只是真正需要的代替品。重要的一步就是去找出真正的需求,而它通常以私欲為假面具出現。真正需要中的一項就是與人的相連與依附。” 美國基督徒心理醫師亨利·克勞德在《改變帶來醫治》一書中提出。我們都在尋找真實的親密關系:“你可以做你自己。你不需要隱藏自己的感覺或想法,你不需要做出一些表現,你不需要做任何事去贏得愛。那個人知道真正的你,而且無論如何都愛你。” 但是,有限的父母無法活出無限的愛與接納,“恩典,是上帝在關系方面的性格。恩典在上帝和我們無條件的連結中顯示出來。”

一個靈魂喚醒另一個靈魂

在觀看整部紀錄片的過程中,我和所有的觀眾一樣好奇,到底經過整個心理輔導的培訓過程,父母與孩子之間會否有什麽樣的改變?在影片中,家長們常試著去調整與孩子溝通的方式與態度,尊重孩子的夢想,卻也在妥協與讓步的過程中,找不到一個寬容與原則之間的界線。

家明的父親為孩子買了狗,孩子卻沒有相應的責任心去照顧,給孩子自由的空間去流浪,卻發現孩子仍然窩在網吧里打遊戲……家明的父親在整個過程中,反而經歷了一種更深的絕望。我們到底該往哪里去?我們的生命真的可能被改變嗎?

德國著名的哲學家雅斯貝爾斯在《什麽是教育?》中寫道:“教育的本質意味著,一棵樹搖動另一棵樹,一朵雲推動另一朵雲,一個靈魂喚醒另一個靈魂。”

換句話說,陪孩子成長、教育孩子的過程,是一個生命影響生命的過程,唯有一個被改變了的生命,才有可能影響另一個生命的改變。唯有願意在神面前真實悔改的父母,才有可能陪伴誤入歧途的子女走一條浪子歸家的道路。

自我中心所建築起來的高墻,使我們面對子女生命深處的吶喊,我們仿佛聾子一樣充耳不聞。事實上,創造生命的神,正藉著孩子對我們發出永恒的呼喚,邀請我們放下自己的成見,去傾聽孩子的聲音,體會孩子的需要。上帝藉著我們在親子關系中的掙紮,使我們從這個錯繆扭曲的世界中轉離,重新思考生命真正的價值與意義。

唯有神所賜給我們的愛與信心,我們才有可能在自己改變的反覆掙紮中,在陪伴兒女改變的反覆掙紮中,心中不致失去盼望。神無條件的接納,可以幫助每一顆在成長過程中缺失愛與信任的心靈,重新再造一個安全基地。

(文中提及影片中人物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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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事工 恐怖攻擊 歐洲留學 生活中的信仰 網路觀察

法國教堂恐襲,下一起襲擊會在哪?


導讀:兩名支持ISIS的聖戰分子持刀闖入一間位於法國諾曼底地區的教堂,當時正值晨間彌撒時間,歹徒劫持了五名人質,包括一位80多歲的老神父雅克·哈默爾(Father Jacques Hamel),還有兩名修女和兩名信徒。警方趕赴現場後釆取解救人質的行動,擊斃了兩名劫匪。但80多歲的神父慘遭割喉殺害,另有一名人質受傷後生命垂危。

作者|王敏俐

“世界正處於戰爭之中”

還未從上一起恐襲傷亡事件中恢覆過來的歐洲民眾,又不斷陷入對下一起恐襲會在哪兒發生的恐慌中。

而最近的一起恐怖襲擊事件,更是第一次將襲擊目標定為教堂。7月26日上午,兩名支持ISIS的聖戰分子持刀闖入一間位於法國諾曼底地區的教堂,當時正值晨間彌撒時間,歹徒劫持了五名人質,包括一位80多歲的老神父雅克·哈默爾(Father Jacques Hamel),還有兩名修女和兩名信徒。警方趕赴現場後釆取解救人質的行動,擊斃了兩名劫匪。但80多歲的神父慘遭割喉殺害,另有一名人質受傷後生命垂危。

其中一名逃跑出去報警的修女對媒體說:“神父在祭台上,攻擊者迫使他跪下,喊著‘不許動’。然後我看見他們亮出右手拿著的刀,他們還在祭台上用阿拉伯語宣誓,我想要出事了”。這位修女當即逃出去報警。

此次法國教堂事件也引起了法國政界與宗教界的強烈譴責和反彈。

法國總理瓦爾斯於當地時間7月26日在電視一台宣布,極端組織“伊斯蘭國”(IS)的目的在於制造一場宗教戰爭。瓦爾斯稱,歹徒攻擊的是一名上了年紀的人、一位神父、更是一個象征,他們是想攻擊法國的部分身份認同。

羅馬天主教領袖教宗方濟各譴責此次襲擊及哈默爾遇害,稱其為“荒謬的暴力”。上諾曼底地區穆斯林理事會對該事件表示震驚,對作為朋友的遇害神父表示哀悼。法國天主教神職人員委員會發言人奧利維爾呼籲保持團結,抵制暴力和仇恨,並堅信和平必勝。

過去的一年多時間里,全球各地持續不斷的恐怖暴力事件,正在將人們卷入越來越深的不安與恐懼之中。

從2014年開始,暴力恐怖襲擊越來越頻繁地進入人們的視野。西歐和美國成為了繼中東、非洲和南亞之後的重災區。西方一些主要國家如法國、德國、英國、美國、比利時等,經歷了一連串重大恐怖襲擊的打擊,對西方社會造成了巨大影響。

對於生性浪漫的法國人而言,過去一年半的回憶中,充滿了淚水,鮮血和心痛。據《衛報》整理,在過去一年半內,法國遭遇了至少11起較大的恐襲事件。

2015年伊始,諷刺漫畫雜志《查理周刊》位於巴黎總部遭遇恐怖分子槍手的血洗,隨後兩天內又接連發生兩起襲擊事件,三天內總共四個案發地共有包括三名槍手在內的20人死亡。

8月,一列從荷蘭阿姆斯特丹開往法國巴黎的國際列車發生槍擊事件,造成2人重傷、1人輕傷。11月,巴黎地區多個地點遭遇多起恐怖主義襲擊,包括位於巴黎北郊的法蘭西體育場、11區的巴塔克蘭劇院等等。此次襲擊導致128人遇難,250余人受傷。

在上月剛過去的法國國慶日當晚,一輛卡車沖入聚在法國南部城市尼斯盎格魯街上觀看國慶日煙火的人群,導致84人死亡,50多人受傷。

與法國比鄰的比利時和德國,恐襲的陰影如今也已經籠罩全國。今年3月,布魯塞爾國際機場和歐盟總部外的地鐵站接連遭到恐怖分子炸彈襲擊,34人死亡,250多人受傷。而德國更是在過去短短一周內,連續發生四起惡性暴力事件,地點橫跨德國東南西北,至少三起可以指向伊斯蘭國(ISIS)為背景的“獨狼式”恐怖襲擊活動。

教宗方濟各日前在接受媒體訪問時,談到最近歐洲和全球的暴力和糾紛浪潮時說道:“我們不應該害怕說出真相,世界正處於戰爭之中,因為它已經失去了和平”,不過教宗強調,“我所說的戰爭,不是宗教戰爭,是為爭奪利益、金錢、資源、領土的戰爭。”

ISIS的殘暴邏輯和詭計

最近發布的一項名為《伊斯蘭國:恐怖大軍內幕》(ISIS: Inside the Army of Terror)的研究,作者哈桑·哈桑(Hassan Hassan)是位於阿布紮比德爾瑪(Delma)機構的專家,他在書中解釋了在這類暴行背後的殘暴邏輯。

哈桑說:“伊斯蘭國的想法是,暴力事件一定要平穩上升,持續不斷地去震懾、去恐嚇。在這個意義下,隨機的暴力行為已經遠遠不夠。要不斷變本加厲,變得更加殘暴,要有創造力、令人瞠目結舌地殘暴……重要的是要強調伊斯蘭國在關鍵時候增加了其殘暴程度,而且並不是因為特殊原因下這麽做的。”

這就是為什麽暴行必須要曝露給世界看的重要原因。在論及具體的暴行時,哈桑發現伊斯蘭國一個有相當可操作性或者說顯而易見的神學手法,他稱為“能動的”伊斯蘭教法。伊斯蘭國並沒有將自己的暴力建立在他們的神學篇章之上,反而傾向於使用描述早期有權威性穆斯林人物敘事、故事和傳記作為榜樣,以此來指導如何執行聖戰。

哈桑寫到:“伊斯蘭國利用這些故事與主流概念、觀念相結合,作為其正在形成中的意識形態和政治架構的組成部分。穆斯林教士在理論領域里高談闊論,而伊斯蘭國則訴諸故事和行動。”

伊斯蘭國的“天才”在於,這麽做不會觸發他們行為與聖戰“理論”之間的對比,而是將自己的行為與伊斯蘭創教時期的榜樣們相提並論。從政治人類學的角度說,政治行為總伴隨劇場效應。具體到伊斯蘭國的神學而言,似乎全世界還將繼續觀看那些難以言表的暴行。

歐洲的基督徒應當意識到一個“暴力恐怖主義時代”已經來到。基督徒人權組織“保護基督徒”發布的聲明表示,“牧師和修女成為特別的襲擊目標並不是意外,這已經成為激進伊斯蘭恐怖分子的一種典型做法。ISIS暴力極端分子的目的是挑起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間的鬥爭。我們不要中了他們的詭計,而要清楚地意識到,這是善良的人們與那些暴力極端分子、邪惡與仇恨的始作俑者之間的鬥爭。”

令人擔憂的是,隨著一次次恐襲發生,原本許多同情願意接納穆斯林難民和移民的國家,民意正在發生改變。在一些國家,反對穆斯林的聲音正在崛起,極右民粹主義不斷高漲,今年正逢總統大選的美國,以及明年即將舉行大選的德國和法國已經出現這種征兆,每一次的襲擊都在為這種情緒添磚加瓦;令人憂慮的是,歐美的社會和民意有可能進一步走向分裂,最壞的時候可能還沒有到來。

美籍華裔基督徒作家臨風表示,從基督徒角度來看,應當積極參與社會公益,幫助社會找到交集、互諒、關懷穆斯林社區的融合,不要急著傳福音給穆斯林,而是幫助他們認識西方傳統價值,讓他們能夠欣賞基督教的悠久文明貢獻,讓他們感覺是社會的一員。

“暴恐的影響會造成族群分裂,造成疑懼、仇恨,造成國家主義高漲。不過,這些都是短期現象。長期來說,如何找到融合的契機,這可能是更重要的,因為現實是,穆斯林與西歐必須共存。”臨風說。

極端伊斯蘭主義和西方世俗化的沖突

一個不願被各國正視卻又無法回避的事實正刺痛歐洲人的神經。為何這些冷酷殘暴的“聖戰鬥士”和“恐怖分子”大多是在歐洲“土生土長”的穆斯林青年?

穆斯林移民在歐洲大規模出現是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當時剛從二戰陰影中走出來的歐洲百廢待興,對低技術勞工有著大量的需求,西歐各國政府接連與土耳其、摩洛哥、突尼斯、阿爾及利亞等國簽署了勞工協議,數以萬計的勞工從這些國家湧入西歐。

如今,僅在“歐洲心臟”歐盟總部所在地布魯塞爾就生活著超過30萬的穆斯林,占這座城市人口的三分之一。就在歐盟總部大樓不到一公里處,坐落著比利時最大的清真寺和歐洲伊斯蘭文化中心,就好像在暗喻西方文明與伊斯蘭文明在歷史上若即若離的微妙關系。

據美國皮尤研究中心的統計,穆斯林移民已經成為歐洲數量最大,增長最快的移民群體。目前有將近6000萬的穆斯林居住在歐洲大陸,約占歐洲總人口的8%,主要分布在西歐國家,其中人數最多的包括法國(470萬)、德國(470萬)、英國(290萬);穆斯林占所在國人口比例最高的一些國家有:法國(7.5%)、荷蘭(6%)、比利時(5.9%)、德國(5.8%)和英國(4.8%)。

然而隨著越來越頻繁的恐怖襲擊,以及這些襲擊者背後被查證的極端穆斯林身份,歐洲多國已爆發了多起針對穆斯林的遊行和抗議。很多歐洲民眾非但沒有將穆斯林視為“自己人”,反而對他們抱有十足的成見和敵意。有專家認為,歐洲穆斯林與西方社會的關系,已走到一個備受考驗的十字路口。

德國歐洲宗教與社會學研究中心的研究員雅思名·埃姆納爾對《境界》記者表示,歐洲社會應該意識到這不僅是由於外部因素諸如ISIS的興起,中東地區連續多年的戰亂帶來的難民潮引發的問題,更是歐洲社會內部的問題。穆斯林移民長期來難以真正融入西方主流社會,在社會底層被歧視,少數人經過極端思想洗腦後將絕望化為對“西方文明”和異教徒的仇恨,最後演變成同歸於盡的“聖戰”自殺式恐怖襲擊行為。整個歐洲社會都需要為此負責,而不應將所有責任都推給穆斯林群體。

馬達里亞加-歐洲學院基金會執行總裁,前歐盟高官皮埃爾·德福安認為,歐洲許多國家對穆斯林群體的心態糾結而覆雜:歐洲領導人在公開場合反覆強調穆斯林是歐洲的一部分,因為歐洲需要移民來彌補勞動力的短缺;然而許多歐洲民眾卻拒絕承認這些在歐洲出生長大的穆斯林是真正意義上的“歐洲人”,內心對他們並不尊重,更不想給予他們和自己同等的待遇。

穆斯林與西歐的交集和沖突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732年發生在法國的圖爾戰役。在付出重大傷亡後,法軍打敗了穆斯林軍隊,有史學家認為這一關鍵戰役避免了西歐被穆斯林統治的命運。

而三個世紀後,當時的歐洲基督徒打著將基督教聖地耶路撒冷從穆斯林手中奪回的旗號開始了長達近兩個世紀的十字軍運動,對中東地區的穆斯林國家造成了巨大的傷害。

德福安認為,西方文明與伊斯蘭文明的歷史傷痕至今仍沒有完全愈合。2003年發動的伊拉克戰爭更是將中東地區帶入了持久的動蕩和混亂,民不聊生。一些伊斯蘭極端主義思想趁機興起,一方面大肆渲染對西方的仇恨,一方面描繪出一個美好的“伊斯蘭國”圖景,這對絕望中的歐洲穆斯林青年有著極大吸引力,最終一部分年輕人逃離歐洲,奔向敘利亞,成為“聖戰鬥士”。

根據歐洲警方的數據,迄今已有3000多名歐洲人前往“伊斯蘭國”參加“聖戰”,其中相當一部分已經潛返回歐洲,正是這些歐洲社會的“定時炸彈”,不斷地制造著一起起恐怖襲擊事件,令歐洲各國日夜不安。

2015開始至今的一系列恐怖襲擊事件,已在歐洲社會與穆斯林群體之間再添一道道刺目的傷口,如何化解傷痛,重新建立雙方的信任、實現和解,這是擺在歐洲社會面前的一個現實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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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後 學生事工 生活中的信仰

追逐偶像,追逐存在感?


每一個時代都有他所必須面對的挑戰、孤獨與黑暗,在成長的過程中,花樣少男少女們成為一批又一批尋找光與溫暖的渴慕者。90、00後的渴慕心靈們,在浮誇、真假不分、是非不明、既熱鬧又疏遠的世代里,也正在尋找一個答案。

文| 王敏俐

前幾天,“鹿晗裸睡”4個字又上了微博熱搜,這已不是新聞,90後鹿晗隨便擺個Pose都可以讓粉絲直接熱捧至熱搜詞。鹿晗粉絲們幾乎成就了一個無往不勝的“鹿晗帝國”。

鹿晗原是韓國人氣偶像團體EXO的主唱,早在媒體對他的報導尚未熱絡前,在百度貼吧當中鹿飯(鹿晗粉絲簡稱)炙熱的愛火早已經燎原一般的蔓延開來。

新媒體時代的偶像奇跡

8年前,90年出生的北京男孩鹿晗赴韓國留學,在首爾著名商圈明洞逛街時被娛樂公司星探發掘,而後簽約成為旗下練習生。熬過了地獄般的練習生生涯,經過生死殊鬥的激烈競爭,鹿晗作為12人男子偶像組合EXO一員,於2012年4月正式出道。在韓國娛樂工業的精心打造營銷之下,花美男團體EXO在亞洲爆紅,其中鹿晗以主唱、領舞、門面擔當的身份,成為“吸粉”能力最強的成員之一。

2014年10月,鹿晗與在韓國的經紀公司解約回國發展,2015年5月,登上《福布斯》雜志“2015年中國名人榜”,列第37位,成為登上《福布斯》中文版封面的第一位華人90後明星。這個在大數據世代中橫空出世的演藝新星創造了超過281億的單個微博話題閱讀,近三億次的百科詞條瀏覽,以及貼吧排名第一的粉絲活躍度等多項數據記錄。

2014年8月5日,一條評論量達13,162,859的微博獲得新的吉尼斯世界紀錄,生日當天一條微博評論數高達4200萬。

這些驚人的數據背後所呈現的,是鹿飯(鹿晗粉絲)對偶像的絕對忠誠,細致分工的組織性、紀律性與執行力。打開“鹿晗吧”,里面的帖子基本上都用統一的格式標注清晰,24小時日不落的貼吧管理與嚴謹的貼文規定,讓你在其中找不到亂七八糟的火星文,空洞的灌水貼,或者誇張的標題黨。

“這是一種新的互聯網造星模式開始沖擊中國的娛樂經濟。” 經濟學家吳曉波認為,“過往的明星制造路徑是“演藝產品——大眾媒體關注——話題營銷”的三部曲,可是“鹿晗們”大大縮短了發酵的過程,先通過富有吸引力的外表和性格直接在社交網絡里聚集粉絲,激發粉絲扮演起偶像經營推廣者的角色,倒逼媒體與大眾關注。”

“叛逆有什麽了不起”

每一個時代偶像的興起,都標榜著一個時代的獨特定義,那麽90後鹿晗的崛起,讓我們看到的,是一個怎樣的時代風貌呢?

曾有人對鹿晗微博的海量評論進行過大數據分析,結論是鹿飯以90後、00後為主體,絕大部分是女生,我不禁納悶:為什麽90後、00後的他們獨衷於一個看起來乖巧的花樣男孩?

長期從事粉絲心理研究的北京大學心理學博士李松蔚則分析道:“70後、80後成長的過程中一直受到主流文化、集體主義的壓抑規訓,因此他渴望挑戰對方,渴望反叛,要為積壓的情緒找一個出口,所以偶像得有很叛逆的個性,要酷,要猛。”

“但是90後、00後不需要去挑戰誰,沒有很壓抑的情緒要釋放。”他說,“他們生活在一個消解、解構、什麽都無所謂的文化環境里,叛逆有什麽了不起?美好、積極、純粹的情緒反而是他們渴望的稀缺品。所以他們更願意選擇一個看起來很幹凈,很純凈的人作為偶像。”

“世界太大,人與人的距離太遠,遠到每一點關系都彌足珍貴。我們內心深處的情感無處寄托,只好送給素不相識的偶像。把他捧到無限高,就好像我們自己也放大了一樣;幫他實現夢想,就好像我們自己的價值也實現了一樣。”

其實,瘋狂的不只是鹿飯,男子團體EXO中的吳亦丹、張藝興與黃子滔在回國發展後,都擁有強大粉絲團背後撐腰。然而,在追逐偶像的過程中,其實每個時代的年輕人在尋找的,都是能滿足自己心中那一塊空缺的東西。而對於物質從不匱乏的90、00後而言,在某種程度上,偶像與粉絲圈的存在,更多是一種心靈上的依歸。

“標榜我喜歡的藤原龍也有存在感”

每一個時代都有他所必須面對的挑戰、孤獨與黑暗,在成長的過程中,花樣少男少女們成為一批又一批尋找光與溫暖的渴慕者。90、00後的渴慕心靈們,在浮誇、真假不分、是非不明、既熱鬧又疏遠的世代里,也正在尋找一個答案。

“高考結束後,看了一部舞台劇之後,就迷上了里面一個叫做“藤原龍也”的演員,就是這樣,我進入了“龍也迷”的圈子。” 89年出生的李小家接受《境界》記者王東莉專訪時,回憶起自己過去追星的故事。

“先是逛貼吧,了解了這個人更多信息,看了他演的所有有中文字幕的舞台劇;然後發現“龍也迷”是一個圈子,圈子里的人好像都彼此熟悉,他們自稱“龍飯”或者“餅飯”,因為他們自嘲自己的偶像有一張大餅臉”。

“後來,逐漸發現他們有自己的QQ群,有論壇,他們在彼此的QQ空間下留言,互相看對方的博客文章;他們一起做一些事,一起因為喜歡這個演員而不遠千里跑去一個城市見面。他們年齡有大有小,女性居多,在一起有時好得像姐妹,有時因為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彼此生氣,也有誰親誰疏的小圈子。我很孤單嘛,我想當時是被這個小圈子迷住了,我很喜歡成為他們當中的一員。”

“我發現他們總是有時間在網上,總是在聊天,他們互相很關心,也對龍也的新動態很關心;他們是很認真地彼此交往的。我很羨慕他們之間那種似乎無話不談的關系,也頗用了一些心思來取得他們的喜歡和信任。”

“當初進入“餅飯”的圈子,主要是因為非常羨慕圈子中心的那某幾個人,我有些想要討好她們。她們幾乎都是百度藤原龍也貼吧的吧主,同時又是各種論壇、QQ群的活躍人物,也有自己的私聊圈子。她們了解對方的動態,似乎交情不再僅僅在虛擬空間中,在現實生活中也是念念不忘的好夥伴。”

“我經常看貼吧里加精的幾個帖子,里面不斷出現幾個‘餅飯’口中始終提及的詞語,例如‘存在感’。我不知道這到底是什麽意思,但是也有樣學樣,標榜我喜歡的藤原龍也有‘存在感’。這樣說的時候,在餅飯圈中很容易就有了共同語言。但這些詞都僅僅是用來討好餅飯圈的。”

“我想,人是在“圈子”里生活的,也是在圈子里找到自己的‘存在感’。這是我當時為什麽追星。明星帶我進了這個“圈子”,這個圈子自己吸引我。” 李小家認為,那時真正吸引她,是與餅粉們一起追星時的相依相存。

“我是受歡迎的嗎?”

追逐偶像的粉絲們,其實是在追逐一種存在感?偶像成了孤獨的個體彼此連接的精神紐帶。這種心理形成了一種新的生活方式,造成了依賴。

從不否認隱藏自己心中的孤獨感,曾經在尋求友誼時經歷絕望與崩潰的作家盧雲,或許說出了每個世代的心聲:

“在我們這個充滿恐懼、焦慮、孤單、消沈、失落感的社會,每個人都不住尋找指引。我們多麽渴望有人——領袖、屬靈導師或靈性朋友——可以幫助我們找到意義,不再感到迷惑,指引我們尋到內里的完全、自由及平安。很多時候,我們都會追尋有名氣、有智慧、能洞察人心、有屬靈靈敏度及實際生活體驗的人。問題可能是我們過度期望,我們所找的導師也過分付出,因此我們變得依賴,而他們變得操縱。”

在這個失聯的世代,每天手機郵箱微信中都塞爆了五彩繽紛的信息,我們好像活得很熱鬧,其實我們都是一座座孤島,被稱為互聯網時代原住民的90/00後,是否都在刷“存在感”?借著在演唱會中為偶像一起唱生日歌的鏈接感,讓自己與站在身旁的陌生人不再陌生?借著一起為偶像創造電影票房與大數據的過程中,享受彼此之間一種無以名狀的革命情感?在尋求彼此認同的過程中,因著越來越依賴討好而隱藏了真實的自己?

聖經說,神使孤獨的人,也能擁有一個家(詩篇68:6),祂渴望將每一個孤獨與失聯的我們,帶回到心靈永恒的故鄉。許多時候,甚至在我們的原生家庭中,我們都不見得能總是經歷到一種被歡迎的感覺;甚至在我們最真心的閨蜜死黨面前,我們仍然會有一種擔心自己不被接納的恐懼感。

我們借著將自己隱藏在人群中,心中似乎不斷的問著一個問題:“我是受歡迎的嗎?”

耶穌來到這個世界上所說的話、所做的事,告訴我們一個重要的信息:我們與這個世界並非隔絕而失聯的,因著相信耶穌,我們可以回到天父的面前,成為祂所喜悅的孩子,我們是為了接受愛,而來到這個世界上。

親愛的90/00後,親愛的追星的你,親愛的在人海中尋找愛的你,有一天時光流逝,你會發現我們所追逐過的那些偶像,我們所討好過的那些群體,我們所依賴過的那一些人,不過是我們人生某個階段、或長或短的陪伴者,我們或許也感受到他曾經帶給我們的喜悅與溫暖,但請不要忘記,在天父上帝的懷抱中,有一個更真實美好的家鄉,等著你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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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事工 歐洲留學 生活中的信仰

從“槍支管制”到“憤怒管制” ——美國校園槍擊案有感

導讀:警方在槍手莫瑟家發現他在字條上說將“受到地獄的歡迎,被惡魔擁抱”。莫瑟說,自己“走上了錯誤的道路”,“沒有生活”,並抱怨自己從沒有過女朋友,“感覺整個世界都在針對我”。認識兇手的人說他是個充滿了憤怒的人,而我們各人又該如何管理自己的憤怒?

文/王敏俐

槍手:“感覺整個世界都在針對我”

10 月1日,在美國俄勒岡州當地時間早晨發生槍擊慘案。據有關媒體報道,據目擊者敘述,26歲的男子莫瑟身穿防彈衣,帶著6支槍進入一所社區大學,射殺了正在上課中的教授,而後男子一排一排地問在當中的學生:“有誰是基督徒嗎?如果你是就站起來!” 當有基督徒站起來之後,莫瑟略帶戲謔的對他們說:“因為你是基督徒,所以你一秒鐘之後將會見到上帝!” 隨後扣上扳機。案發後,有媒體報道認為槍手針對基督徒,但也有人查死者中公開表示信仰的只有兩個,其他多數死者家屬沒有提到信仰。現場也有目擊者說他問了幾個後就開始隨意掃射,針對性似乎並沒有那麽強。

包括後來選擇自殺的兇手莫瑟在內,這場槍擊共造成了10人罹難與多人重傷,引起美國社會極大的關注,美國總統奧巴馬在第一時間發言,呼籲政界與利益團體關注槍支管制的議題:“我們不是世上唯一的國家有人患精神病、想要去傷害其他人,但我們是世上唯一的先進國家,每隔幾個月便發生一次如此大規模的槍擊案。”

許多媒體將焦點圍繞在美國槍枝管制的議題,據美國傳媒統計,連同近日發生的俄勒岡州校園槍擊案,美國今年已有45宗同類案件。而從2012年12月至今,共發生最少142宗校園槍擊案,平均約一星期便有一宗。2012年12月,美國康涅狄格州紐敦市一所小學發生嚴重槍擊案,造成至少28人喪生。原本應該是最單純而安全的校園環境,何竟成為孩子們無辜喪命的葬身之地?

今年八月下旬,美國維吉尼亞州兩位電視記者,在從事現場采訪時被槍擊喪生,當時莫瑟在網絡貼文,亢奮地談著兇手:“一個本來無人知道的人,現在無人不知。他的臉孔露遍每一張電視銀幕,他的名字掛在地球每一個人的嘴唇上,而且只是一天工夫。看來,殺越多人,鎂光燈越往你照。”

案發之後,警方在莫瑟的家中發現各種不同的槍支與防彈衣,在莫瑟所留下的一張手寫字條中,他說他將“受到地獄的歡迎,被惡魔擁抱”。莫瑟表示,自己“走上了錯誤的道路”,“沒有生活”,並且抱怨自己從沒有過女朋友,“感覺整個世界都在針對我”。

我們或許可以從上述的莫瑟的狂妄行跡與苦澀遺言中尋找到一絲線索。作家盧雲曾經如此描述過焦慮而無法突破社會現實的年輕一代:“我們到處都見到坐立不安和神經緊張的人,他們不能專心一意,並通常越來越沮喪;他們覺得一切都不對勁,可惜找不到可行的取代方法。”“他們沮喪失意,通常的發泄方法是漫無目的的暴力,只有破壞卻動機不明;或是自暴自棄,與世隔絕…….”

正念與惡念交戰時,誰來解惑?

剛過去的10月10日,是第24個“世界精神衛生日”。莫瑟的悲劇再次提醒我們,年輕人的精神、心理和情緒健康是一個世界性的難題。

互連網的時代加重了年輕一代自我封閉的傾向,不必在現實生活中與人碰撞,舒適的虛擬空間讓人可以毫不拘束地將自我放在中心,將自己的感受、當下的欲求擺在第一順位,卻發現封閉與隔絕帶來的不是更深的滿足與安全,而是更深的孤獨與寂寞,在網路的流浪中,藉由點開一個又一個的連結、進入一個又一個的社群,年輕人在尋找一個可以投身的理想,一個不安與壓抑的解放,一個可以回應生命終極疑惑的答案。

當內心的正念與惡念交戰時,教育環境與家庭是否為孤獨探索的年輕一代,提供一盞探索真理的明燈,或是任由他們在充滿試探與兇險的網路曠野中失喪流離,終至倒斃?當年輕人在與父母發生代溝、學業中遭受挫折、在情感上遇到傷害、在性別認同上感到迷惘時,身旁有沒有人可以帶給他們安慰鼓勵的話語,陪伴他們走過這苦澀、懵懂、不安的青春?

筆者在歐洲服事時的一位同工,她身上總是散發出來一種獨特的篤定與溫柔,令人羨慕。有一次她分享了自己成長的過程:父親在她很小的時候就有了外遇,母親在這個過程中患上了精神分裂癥,與母親同住的她常常要承受母親憤怒的話語與暴力。在這樣一個環境中成長的孩子,缺乏了父親的保護與母親的慈愛引導,我們不敢想像她會遇到什麽樣的危險,心中會隱藏著什麽樣的傷痕?

但上帝恩典的手從沒有離開她。來自台灣的她,從青少年開始參加校園團契的青少年飛揚聚會,團契中的輔導陪伴她認識上帝的愛,聖經里的真理引導這個女孩的生活,弟兄姊妹的禱告讓她在面對原生家庭的時候有去饒恕與愛的力量。她的母親在臨終之前,曾在病床上,為自己過去對她的傷害而道歉,她流著眼淚對母親說,“媽媽,我早就原諒你了!所有你曾對我的傷害,上帝早已經親自醫治了我!”

這個女孩現在與她的先生在歐洲服事校園中的中國留學生,原生家庭的破碎,讓她更懂得珍惜現在上帝所賜給她的先生與孩子,過去在校園團契中領受上帝的愛,現在在更多的留學生中,開放溫暖的家,陪伴他們度過學業的瓶頸,情感上的掙紮,面對網路遊戲的試探。當上帝的愛介入一個年輕女孩的生命,不只她生命中的傷痕被主醫治,她也成為了一個祝福的管道,使許多在歐洲的留學生領受上帝的祝福。

面對多起校園槍殺案,不只是學生心靈問題受到關注,槍支管控的爭論也再次白熱化。福音布道家葛福臨牧師卻認為,“美國需要靈性的提升,而不是創造更多的槍支法。”

的確,頻頻在美國發生的校園槍擊案,它不只是反映了槍支管控的問題,更同時凸顯了美國年輕一代乃至於每一個現代人的心靈危機:我們無法處理自己內心深處的扭曲和憤怒。我們對自己、對環境、對配偶、對工作憤憤不滿,我們渴望將每一件事都掌控在自己的手中,卻又被無法掌控的挫敗感與不安深深籠罩。當隱忍已久的怒氣爆發之後,對於所傷害的人,心中又承載著更深的內疚。活在不滿、憤怒與沖突後的內疚里惡性循環,我們如何才能找到真正的出路?

正視憤怒的最深層是什麽

悲劇發生後,休斯頓的華裔姐妹舒舒在網上評論道:“認識兇手的人說他是個充滿了憤怒的人……個人的憤怒可以導致眾多無辜的人喪失生命,這將全世界的人都置於恐怖之中,沒有一處是安全的,因為你的身邊總會有些憤怒的人,總將自己的遭遇遷怒於別人甚至整個社會的人。”“槍支管制這些吵吵嚷嚷爭論不休的東西先不去討論,每個人自己能先做起來的是各人的‘憤怒管制’吧!”

我們為什麽而憤怒?15歲的青少女因為老師偏心而憤怒;妻子因為丈夫對自己的不忠而憤怒;70歲的老母親因為兒子媳婦不與她同住而憤怒;上班族因為同事搶走了自己項目的功勞而憤怒……..有越來越多的人在絕望的情緒重壓下突然爆發,甚至用暴力手段去實施報覆。類似的事件在新聞報導中並不陌生:當憤怒長期積壓在心底醞釀發酵,不論向內壓抑,或者向外爆發,都會造成永遠無法補救的傷害與遺憾。

心理學家蓋瑞·查普曼博士在他的著作《憤怒,愛的另一面》中提到,“人的憤怒也是上帝所造的,是為了使我們在遇到委屈和不公平時,能夠采取建設性的行動。”憤怒其實是一個中性的感受,反應我們遭受的不公義的對待,當我們正確面對內心的憤怒時,憤怒可以成為一股力量,來改變社會中的不公義;當我們沒有好好正視心中的憤怒時,日積月累的壓抑之下往往造成更大的傷害。

聖經里說,生氣卻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給魔鬼留地步。上帝並沒有要我們否定或壓抑心中的憤怒,祂渴望我們來到祂的面前,向祂傾訴我們心中最真實的感受,在承認自己的憤怒的過程中,我們認識到自己憤怒的原因。人是相當覆雜的生物,許多時候我們憤怒,是因為別人傷害了我們,但也有許多的時候,是出自於我們的驕傲、自卑、苦毒、虛榮。這些罪使我們掉入憤怒的陷阱。此時,只有放棄總是牢牢抓住的受害者身份,承認自己同時也是一個施害者,向神承認這些隱而未現的罪,才能真正去除憤怒的毒鉤。

不可含怒到日落指的是,上帝不要我們孤軍奮戰,把自己無限期的囚禁在我們的憤怒裡,祂要我們來到祂的面前,接受祂的安慰,讓祂擦幹我們的眼淚,讓祂向我們啟示祂在我們所經歷的真實傷痛中,祂依然有最好的計劃,因祂是那位在苦難中也能為我們帶下祝福的神。若我們的憤怒是因著自己的驕傲與嫉妒,也快快的帶到神的面前,求祂饒恕我們,更新我們的心意。

不可含怒到日落,因為日積月累的憤怒,會使我們很容易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上,成為一個審判者,去責備、怒罵甚至報覆那些曾經傷害我們的人,或找到替罪羊,多半是婚姻中的伴侶。擴大記憶中的傷害,讓自憐得著養分漫無止盡的滋長,讓憤怒與覆仇漫無止盡的膨脹。

在校園槍擊案的那一個早晨,在那一個血跡斑斑,夾雜著恐懼與憤恨的教室里,光明與黑暗兩股勢力在生與死的永恒抉擇中交戰。

每一天,光明與黑暗的兩股力量也不斷在你我心中角力爭勝。在充滿試探與兇險的人生曠野中,上帝並不要我們獨自與心中的黑暗奮戰,祂渴望陪伴我們,醫治我們,賜我們智慧與能力,走每天的路程。祂要帶領我們面對心中最深層憤怒的原因,把我們帶出死蔭黑暗的流淚谷,進入祂所預備的泉源之地。

原文首發於《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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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事工 生活中的信仰

常春藤名校生的真相與掙扎


導讀:Zach Schwartz入學哥大三年後深感常春藤有難以想象的財富、特權、殘酷與壓力,身心靈皆被榨幹:“患抑郁很常見。” 當卓越成沒有靈魂的隨波逐流,名校與常春藤只不過是一條看似華麗而高級的生產流水線,成功不過是單一的模仿與覆制,而精英不過是操弄於欲望與貪婪之手。

文| 王敏俐

近日南方周末專文《精致的利己主義者和常春藤的綿羊》在網路上引起極大的關注和轉發。文中提到,曾在耶魯任教的威廉·德雷謝維奇在十年的教學觀察中,認識到美國名校出來的畢業生也不過是“優秀的綿羊”:一路過關斬將進入名校的他們,從小就是取悅老師和家長的高手。“別人對他們有什麽期待,他們就做什麽,而且一定能做好。層層過關的選拔制度,確保這些學生都是習慣性的成功者。”“不敢冒險,互相模仿。一群一群的都往同樣的方向走。這不就是綿羊嗎?”

“優秀的綿羊”與“精致的利己主義者”

無獨有偶,今年五月,一位名叫Zach Schwartz的移民學生發表了題為《去常春藤上學很差勁》的文章,身為哥倫比亞大學的學生,躊躇滿志進入常春藤盟校,入學三年後深深感受到常春藤有著難以想象的財富、特權、殘酷與壓力,身心靈皆被榨幹:“在常春藤,患上抑郁是很常態的現象。”“我看到很多學生進來,他們有令人驚訝的音樂才華,但是他們選擇了金融專業;我看到有學生想要成為宇航員,但依然放棄了這個想法選擇了金融專業。”“在常春藤,夢想在聲望和穩定面前是次要的。”

對名校與高材生發出警語,中外皆然。北京大學錢理群教授在《理想大學》專題研討會中一語道破:“我們的一些大學,包括北京大學,正在培養一些‘精致的利己主義者’,他們高智商,世俗,老到,善於表演,懂得配合,更善於利用體制達到自己的目的。這種人一旦掌握權力,比一般的貪官污吏危害更大。”

當我們把這些“優秀的綿羊”與中國名校中的被稱為“精致的利己主義者”的高材生做一個巧妙的對比之後,看到不論中外,這世代一批批最優秀的年輕人在各自的遊戲規則中,為著成為一個“成功者”而付出一切代價,甚至舍棄自我——他們或許在高中就自學完成大學的微積分或分子生物學、或許是冰球校隊的主力、或許說得一口流利的外語,在重重競爭中被保送至北大或獲得美國常春藤多所學校錄取,但是在剝開這些外在的出眾表現之後,其內里究竟是一種什麽樣的精神風貌?

“我始終記得當我走進哥倫比亞大學時的興奮。”Zach在他的文章中分享道:“在我大一新生培訓的時候,我們有一個關於‘來常春藤意味著什麽’的討論。最偉大的藝術家、政治家、科學家和企業家都曾走過這里的大廳。‘我們是精英。’有女孩說,‘我們不像其他人。’她指了指窗外的行人,‘我們將要改變世界。’”

剛從高中畢業的本科新鮮人,在大學里告別人生中最青澀的十幾歲,告別青少年時期的叛逆與任性,在這里將要重整自己的人生觀與價值觀,進入二十歲以後的人生階段。這四年的歲月如何度過,將影響著他們未來一生面對社會、職場與家庭的態度,成為未來整個世代的風向球。

單講究成功不計算靈魂成本

然而,人生最精華的這四年,許多看似最優秀丶最雄心勃勃的孩子們,卻在名校之中,用整個青春來演繹一群在成功、聲望與權力面前降服的溫馴小綿羊,一群精致的功利主義者,究竟這是他們的個人選擇,還是整個大時代的過錯?

“作為知識的創造者和存貯地,這些大學是成功的,但它們忘記了本科教育的基本任務是幫助十幾歲的人成長為二十幾歲的人,讓他們了解自我、探索自己生活的遠大目標,畢業時成為一個更加成熟的人。”曾在哈佛任教三十年的劉易斯在著作《沒有靈魂的卓越》中反思當今名校早已背離最起始的教育初衷。

“我認為學生是想讓自己的工作有意義的,他們想成為有職業素養的人,但問題是商學院總體來說沒有為學生提供將好的價值觀與他們未來的工作聯系起來的途徑。近幾十年商學院的宗旨已經在很大程度上背離了100多年前商學院創建時的使命。”哈佛商學院教授拉克什·庫拉納(Rakesh Khurana)反思道。

“結果是,許多學生不相信那些好的價值觀能夠在實際的工作中活出來,”庫拉納接著說,“他們認為,我上學的目的就是為了盡可能快地掙到盡可能多的錢,然後我才能回饋社會。這不是教育的目的,教育的目的是塑造有完整健全人格的公民。”“不讓學生看到將工作視為天職的可能,不讓學生認識到工作本身具有超出個人抱負和名利追求的意義,也就是斷絕了讓學生將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與更大的人生目的聯結起來的可能性。”

當卓越成為沒有靈魂的隨波逐流,名校與常春藤只不過是一條看似華麗而高級的生產流水線,成功不過是單一的模仿與覆制,所謂精英也不過是同一模子刻成的玩偶,操弄於欲望與貪婪之手。

然而在整個單講究成功不計算靈魂成本的世代中,與其說是學校教育出了問題,倒不如說是整個世代出現了問題,學校不過是在順應趨勢的過程中尋找生存之道。

常春藤綿羊與平凡綿羊共有的掙紮

人類歷史中,沒有任何一個時代比現在更渴望速成與致富,在物欲橫流的今日,我們許多人都是利己主義者,都是隨著錢波逐流的綿羊,只不過成績更好背景更好一些的,就成為了更精致的利己主義者與常春藤的綿羊,不是嗎?我們都渴望自己離成功與財富更近一點,我們都恐懼渺小的自己,終將在物競天擇的流沙里被淘汰,以成功學攻略與心靈勵志雞湯作為饑渴靈魂的食物,茍延殘喘地活下來。

哥大高材生Zach或許道出了常春藤綿羊與平凡綿羊共有的無奈與掙紮:“相信我,常春藤的學生也和其他人一樣很困惑。這不是你可以放松和‘發現自我’的地方,因為如果你有那麽一刻停了下來,你就已經被別人甩在了身後。”當我們按著世界的標準去追逐成功時,我們也離上帝創造人類的初衷越來越遠,當我們敬拜成功與財富時,它們正像吸血蟲一樣,一點一點吸幹我們的喜樂、創造力與生命力。我們活的越來越不像人。

事實上,北美的第一所大學--哈佛大學,它的建立者是一群因著對信仰的執著而來到美洲的移民。這些人創立哈佛的意圖至今仍然鐫刻在哈佛中心校園門口的墻上:“在神讓我們安全抵達新英格蘭之後,我們建立家園、提供謀生必需品,設立方便地點好敬拜神,也組建公民政府;緊接著我們最渴望的事情之一就是推進學習,並使之延及後代;唯恐當我們的牧者歸於塵土時,留給眾教會的是一個沒有文化的牧養群體。”

也就是說,哈佛建立的初衷,並非是為了要培育出一批批優秀的綿羊,乃是要培育出一個一個的好牧人,在這個充滿試探、誘惑、危險與陷阱的世界中,訓練出警醒忠心的牧羊人,牧養每個世代不同的群眾,守護這個世代的心靈,帶領眾人避開幽暗之谷,走向上帝所應許的流奶與蜜之地。

聖經里說,好牧人為羊舍命。耶穌基督在世上做了最理想的典範。作為上帝的兒子,耶穌比任何人都有資格接受諸般榮華富貴與成功,他卻選擇醫治人身心靈的疾病、為他的門徒洗腳,為著人類的過犯死在十架上,在耶穌的眼中,真實的成功乃是一條犧牲舍己的窄路。

美國著名基督徒思想家葛尼斯在《一生的呼召》中說,當我們以自己最擅長的能力,來服事身旁有需要的人,使人在當中經歷到上帝的愛丶恩典與榮耀時,我們便能在一條看似黑暗、狹窄、暗眛不明的人生道路中,找到自己一生的天職與存在的意義。

“人若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有什麽益處呢?” 當這世代最優秀的年輕人在各自的遊戲規則中,為著成為一個“成功者”而付出一切代價,甚至舍棄自我時,所賠上的是一生不可逆轉的青春與最寶貴的靈魂。

願我們放棄對金錢與財富的崇拜,回歸到上帝的面前,找到一生的天職與存在的意義。

原文首發於《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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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後 education 學生事工 生活中的信仰

90後,像子彈飛,像蛋殼脆


面對強度競爭的中國社會與父母過高的期待,性格反差強烈的90後基本上沒有一個統一的典型。他們究竟是什麽樣的人?每一個個體進入成年禮,都不免重新回顧自己的童年與成長,試圖理清自己心目中的父親形像。權柄與關系的修覆,是從愛而來。然而世界上沒有一個父親可以百分之百做到這樣的愛。

文| 王敏俐

90後:顛覆的一代?

《紐約時報》曾特別為90後的港台陸三地青年進行深入報導,探討90後現象對華人社群所產生的顛覆性影響。

在《紐約時報》的報導中,90後的一代被形容為“如子彈亂竄、引起社會騷動的年輕人”,對於個人理想,“個個穿透力強,有爆炸般的實踐力”;面對既有的政治社會權力結構,“像一顆顆打破禁忌的子彈產生炸裂的沖擊力,穿透他們各自想打破或顛覆的虛矯、特權、不正義。”

2013年,第一批90後大學畢業生進入職場,年輕的一代與整個中國社會體制、職場倫理面對面的碰撞;不僅如此,開始步入婚姻殿堂、承擔家庭責任的90後,也不斷以大膽行徑挑戰著傳統的婚姻觀。一向不太樂意遵守遊戲規則的90後,將為未來的中國創造出什麽樣的精神面貌?

筆者在歐洲參與不同城市的學生關懷工作時,也接觸到各型各色90後留歐學生。剛過完19歲生日的Selina,在荷蘭阿姆斯特丹學習金融管理,不同於早期留學生的保守與封閉,Selina仿佛生來帶有一種外交官的氣質與膽識,可以輕易的融入國際學生朋友圈;天真浪漫的Selina常常藉著不同風格的服裝展示自己當天的心情與狀態,但是面對生活、學習、打工、人際感情一路自己打點,卻又展現出超齡的實際與成熟。

目前在法國巴黎實習的Paul則是90後的另外一種典型。Paul不注重裝扮也不打點生活,生來抗拒權威,專愛提出古怪刁鉆的問題。在談話中,人稱“打斷狂人” 的Paul絕不輕易讓對方把一句話說完,他會揪出對方話語中的每一個細節與語病,打破砂鍋問到底。Paul不顧他人感受的自我令人抓狂,但他的大膽與對真理的執著卻又叫人不得不敬佩。

面對千奇百怪的90後現象,當今媒體慣於將之定義為非主流,然而每一個主流,不都是從一個非主流崛起?

二十世紀初的猶太作家卡夫卡在他的年代里焦躁等候,其著作卻在二戰結束後才開始受人注目,大放異彩。而卡夫卡的作品之所以震撼,因為他描述著時代交接之際,承接者的壓抑、無奈、脆弱與嘗試反抗。卡夫卡無疑是為當今被誤判的90後辯白之最好人選。

剝開卡夫卡的甲殼

1883年的夏天,猶太裔作家卡夫卡出生於當時尚屬舊奧匈帝國領土的波西米亞首都布拉格。卡夫卡自幼神經敏銳、感受性強、富正義感、熱愛藝術,擅長在平凡的日常情景中,刻畫出人心深處,一種與表象完全迥異的原始靈魂風貌。

但我們若剝開卡夫卡的甲殼,必要發現,深奧難懂的寓言背後所隱藏的,是一個充滿溫暖、卻有些缺乏自信的男孩。這個渴望表現自我價值的人在張狂與自卑之間往來徘徊;這個充滿愛的人,卻苦於不懂得去愛與接受人的愛。

從卡夫卡的成名之作《判決》之中可以看見貫穿一生的文學底調:短篇小說《判決》主要描寫一段父子之間的對話,最後,父親對兒子的判語獲得壓倒性的勝利,兒子對自身的定位被父親似是而非的話語所催眠,故事終了,父親對兒子說:我現在判你去投河淹死。兒子竟悲劇而荒謬地順從了父親的判決,投河自盡。

不只是《判決》,其實每一部卡夫卡的作品背後,都有著同一雙看不見的手將他向前推進,那是父親的手。自幼成長於父親高度的期待與高壓的統治下,卡夫卡將自己的心靈轉化為潛水鐘裡的蝴蝶,現實生活中無法馳騁的能量,遂在文學世界裡盡情狂舞。在一個高度壓力的環境之中,形塑了卡夫卡創作之中反叛主流、超越主流、最終引領潮流的精神思維。

將鏡頭拉回今日的中國,我們不難發現,90後的反叛心理其來有自,面對強度競爭的中國社會與父母過高的期待,性格反差強烈的90後基本上沒有一個統一的典型,面對職場與家庭,他們是否真是被寵壞、一無所缺、特立獨行、自我中心的一代?躲在強烈自信、奇異裝扮、張狂性格、網絡世界與後現代文化背後,他們究竟是什麽樣的人?

卡夫卡
被壓傷的一代

在《紐約時報》的報導看來,站在時代的交鋒點上,現今的90後頗有先破後立、開創新格局的姿態。

但是,當我越多地接觸這些年輕人,越發現在層層的野心與自我表現外殼背後,許多90後的內在世界,都有一顆破碎的心。在這黑暗的時代里,他們比任何人更早經歷家庭的破碎、成人的謊言、社會的現實,在此刻,他們也要面對比我們更大的壓力。在孩童時期,他們被環境強迫成為小大人,當他們進入成人階段,卻又被社會種種權威如對待嬰孩般的狹制,無法舒展。

筆者曾經輔導過一個90後的女留學生,生長在一個離異的家庭,從小與再婚的母親一起生活。她的繼父有嚴重的家庭暴力,每天把母親打得遍體鱗傷。面對母親的痛苦卻無能為力,不到10歲的她承受不了如此沈重的心理壓力,產生了躁郁與其他精神官能的病癥,從小就服用大量控制腦神經活動作用的藥物。女孩看似開朗活潑的性格背後,有著我們所不能承擔的生命之痛。

另一個留學生,家世不凡又因為是獨生子女的緣故,從小就承受全家人過高的期待與不能失敗的壓力。但是在留學期間發現自己的能力無法負荷學校的超高要求,產生憂郁癥與被害妄想癥,日前因為自殺未遂緊急送醫。然而父母卻礙於顏面不願意面對孩子的病情,一味的強迫孩子盡快完成學業,嚴格控制孩子的交友圈,隱瞞病情。

90後,從表面上看,是朝氣蓬勃的一代,但是在許多被掩蓋的真相里,我們必須承認,他們也是被壓傷的一代。

同樣面對上一個世代所帶來的錯謬影響與身心傷害,36歲那一年,卡夫卡終於鼓起勇氣,寫下他童年時候的傷痛,以書信的方式,仿佛控告一般地百頁信紙,寫給他的父親:

“最初那幾年中,只有一件事我至今還記憶猶新。有一天夜里我嗚嗚咽咽,吵著要喝水,當然並非真的口渴,多半是為了慪氣。您聲色俱厲,幾番呵斥未能奏效之後,您就將我從被窩里拽出來,挾到陽台上,關了房門讓我一個人穿著背心在那兒站了很久。我不想說這樣做不對,當時要保持安靜也許確實沒有別的辦法,可是我的心靈卻因此帶上創傷。”

卡夫卡也反駁著,為什麽吃飯時,父親可以吃得粗魯而杯盤狼藉,但是卻嚴厲要求小孩遵循種種嚴苛的餐桌禮儀。“您總是坐在椅子上統治著整個世界。於是,世界上只有您的意見是絕對正確的;其他意見都變得狂妄、怪異、不值得一提。”

兒子的心轉向父親

每一個個體進入成年禮,都不免重新回顧自己的童年與成長,試圖理清自己心目中的父親形象,也許那只是一個模糊的輪廓和幾張照片的編織,也或許是深深烙印的,一個兼具正面與歪曲的形象。卡夫卡精辟道出世代交會之際的壓抑與張力,他終其一生渴望藉著文字得到救贖,卻似乎找不到一個可能的和解之道。

聖經之中有個故事,描述一個父親有兩個兒子,大兒子嚴謹勤儉,小兒子生性浪漫,一日,小兒子向父親分了家產,便離開父親,在遠方放蕩浪費,最後落魄到一個地步,到了人家田里去放豬,潦倒到連豬食也吃不上。此時他勐然醒悟,想起自己有個家財萬貫的老爹,於是決定回家認罪求情,回去當個雇工也好過在這里喂豬!於是起身回家,沒想到相離還遠,老父早已在遠方觀望看見,急速跑去,親吻小兒,給他上好的袍子,兒子是兒子,永遠不是雇工!

小兒子的一生,是流浪的一生,我們不知道,他為何離家,也許父親成就太大,這件事成為他極重無比的壓力,他渴望自己如同父親一般優秀,卻發現自己是何等渺小,也不像大兒子的勤奮處處得人讚賞,但是在他里頭有一個不羈的靈魂,他渴望跳脫父親的模式、父親的框架,去闖蕩出一條自己的康莊大道,於是在人生中下了一場最大的賭注:帶著家產,外出打天下。

也許這並不是一個發跡之旅,卻是一場自我探索之旅,父親給了他冒險的機會。小兒在冒險之中迷失了生活方向、搞錯了優先次序、沈淪在自己的愛欲享樂之中,以為這才是脫離權威自由,這才是反抗體制的精采,直至付上莫大的代價,他才發現,原來這並不是他想要的人生、更不是他所尋求的幸福。

他想起了父親的豐富,卻不敢奢望父親的饒恕與接納。他打算到父親面前認錯,從兒子的身分退為雇工,沒想到父親在這些年日以來,一直等候,引領遙望,盼小兒能回到身邊。當小兒來到老父面前,得到全然的饒恕、接納與愛,重新開始一個成熟、亮透、出死入生的生命歷程。

浪子回頭的故事還原了父親本色最真實的意義,說故事的人,是耶穌自己。因著愛,父親給兒子最大的自由選擇權,去走自己的人生;因著愛,父親在兒子失喪的時候,是最痛苦的那一個;因著愛,父親不顧形象拖著老朽的身軀擁抱落魄失意的兒子;因著愛,父親赦免小兒一切的過犯,重新與他建立父子關系。這是人間早已失憶的父親形象。

從90後的角度來看,小兒子雖然最終回到父親的懷里,過去的一切荒唐仍使他白白走了一大圈冤枉路,吃足苦頭。大環境給我們一個自由的機會,若不計算自由的成本與代價,90後的年輕氣盛不過是虛有其表的荒蕪,沒有長遠的果效。若我們的自由不是根基於一個正確清晰的價值觀,奔跑將是沒有定向,鬥拳也不過是在打空氣。

世代與世代之間的裂痕需要和解,權柄與關系的修覆,是從愛而來。然而世界上沒有一個父親可以百分之百做到這樣的愛,也沒有一個企業主願意讓90後放蕩資財卻依然用愛擁抱。

90後的父母因著過去人生與歷史所帶來的破碎,若不藉著上帝的愛與醫治來化解,我們自然而然會把扭曲的生命記憶傳遞到下一個世代。

的確,真愛與和解,接納與心靈的醫治,若從人的角度看,只是童話。但發現自己的局限與無能為力,並不是幸福的終點,而是我們轉臉仰望上帝的機會,因他就是那位等我們在絕望之中回轉向他的慈父,他等候我們,正如等候那流離失所的小兒。

90後的成年禮,願上帝也在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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