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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與政治 影評

在靜默中找回你的發言權

王敏俐

2023年Netflix熱門影集《人選之人—造浪者》播出之後在全球華人中引發熱烈迴響。戲劇問世的時間點,巧妙地與2024年台灣總統大選連結;耐人尋味的是,劇中的總統當選人,也在現實生活中成為2024年台灣總統大選的副總統被連署人,尋求連署以參選副總統。撇開爭議不談,在戲劇定位上,這部影集藉著政黨幕僚人物面臨與經歷的掙扎,不僅帶領觀眾一起思考民主在亞洲的發展過程,也探討每一個角色在面對家庭、職場、自我價值定位之間的摸索與掙扎。

當代文學評論大師薩依德(Edward Wadie Said,1935~2003)在《世界,文本,批評者》(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中,思考理論在不同的時間與空間的旅行中衍生的各種變異。思想、理論,甚至信仰,隨著人的旅行,對話與文字的交流,在不同情境、時代下,不斷產生進一步的實踐與轉化。在這個過程之中,思想與理論也開始旅行,由一個人分享給另一個人,從一個文化脈絡走進另一個文化脈絡,從某個歷史時代流傳至另一個時代。

隨著十八世紀末的法國大革命,二戰後殖民地獨立運動,到冷戰後期台灣在從戒嚴轉型進入民主政體,民主浪潮在時間與空間的旅行中產生變異,形塑台灣今日的政治風貌。影集《人選之人》所呈現的,即是民主浪潮進入台灣後,從一件不合身的西服,經過三十多年處境化的修改與剪裁,與在地文化價值觀融為一體,成為獨樹一格的台式民主。

《人選之人》:在沒有統獨歷史糾結的平行時空

與多數民主國家不同之處,除了左傾與右傾,保守與自由外,台灣的政治發展始終與歷史糾結的統獨議題綁在一起。而戲劇給予人最大的自由,是可以跳脫現實的框架,去思考政治的本質與核心。《人選之人》編劇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曾經提出一個假設問句:如果台灣可以跳脫統獨問題,政治局勢與民主會有怎麼樣的可能性?如果台灣可以跨越統獨的困局,會在各種不同的議題之中如何發展?

在這個設想之下,他們在戲劇中創造了一個平行時空,一個不必因為統獨分裂的台灣社群,單純按角色的需要與際遇,探討政治光譜中的環境永續、多元性別、家庭分工、廢死等議題。也因為專注在這些議題的發揮與劇中人物故事的糾結,劇中許多理想與生活狀態的實際掙扎,也呈現出來。

劇中一個強調兩性平權、家庭價值的政黨候選人,她的幕僚卻必須為了競選過程裡高強度的工作需要,犧牲家庭共處的時間與配偶的工作權益;在一個強調環境永續發展的競選活動,卻發現活動所準備的是免洗餐具;在被學生挑戰到廢死議題時,政治人物礙於討好中間選民而不敢表態,只能以打太極的方式搪塞問題。理想的社會公義如同遙不可及的月亮,現實則是為了生存不得不妥協的卑微人生。

在某種程度上,不管立場如何,左傾或右傾,自由或保守,政治人物是否也如同《人選之人》劇情中的人物:高喊著公義的口號,卻為了生存而過著矛盾而卑微的人生?

月亮與六便士:理想的偉大與人生的卑微

英國作家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1874~1965)在他的小說《月亮與六便士》(The Moon and Sixpence)中,以法國後印象派畫家高更(Eugène Henri Paul Gauguin, 1848~1903)為原形展開創作:原是證券經紀人的主角史崔克蘭行至中年,決定順從內心對於藝術的追求與渴望,在夢想與現實間,選擇了拋妻棄子遠離家鄉;在物質與心靈間,選擇捨棄一切到南太平洋的大溪地島與當地原住民一起生活,以獲取創作精髓中的自由靈魂;在月亮與六便士間,為了抬頭一瞥的美麗月亮,不惜將自己過往既定俗成的世界完全推翻。

也許有人說,孤注一擲地追求月亮是過度自我與自私,終日為六便士而折腰是盲目與媚俗。其實,不管是站在檯面上的政治人物,或是隱藏在辦公室裡的政治幕僚,甚至是每一個在選票的迷惘抉擇中舉棋不定的芸芸眾生,在我們真實人生裡的大半節奏,並不是成就解鎖的高光時刻,而是時不我與、有志難伸的困獸之鬥。

而民主政治,在某種程度來說,是一個充滿故事與悲喜的群體,在人生的月亮與六便士間,所尋找出來的一種調和,一份彎彎曲曲的堅持,一場有熱情有失態、有堅持有讓步的妥協,一曲被難以名之力量所操刀主導、不得不順勢起舞的華爾滋。

但是,從信仰的角度來看,上主或許並沒有要我們糾結於現實與理想之間,我們在信仰中多數的角力,是來自自身罪性的掙扎,勝不過試探的無力,活不出上主心意的挫敗,以及在尋求上主呼召過程中的迷惘與悖逆。基督徒的拔河不單存在理想與現實間,更是在上主與自我間的拉扯較勁。

在《月亮與六便士》中,還有另一條副線:兩位師出同門的醫生,在每次生命價值與呼召的尋求中,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選擇:醫術高超的亞伯拉罕選擇順從內心深處的呼召,放棄倫敦的優渥生活與大好前程,到亞歷山大港成為樸素的檢疫員;而醫術略遜的卡邁克爾,則是接替亞伯拉罕的空缺,妥妥地成為人生勝利組。

小說中敘事者如此反詰:「從事自己最想做的事情,生活在讓自己開心的狀態底下,自己過得心安理得,這樣算是把人生給搞砸了嗎?還是成為知名的外科醫師,年收上萬英鎊,取得美嬌娘,這樣就算成功了嗎?我想,這取決於你賦予人生的意義,你對社會的要求,以及你個人的要求。」高貴與粗鄙間的界線其實如此模糊,失敗與成功,本來就沒有普世的定義。

民主的旅行:法國大革命到二十一世紀台灣

薩依德在《世界,文本,批評者》之中如是說:「想法和理論,與人和批評學派一樣,是會傳送的,由人傳給別人,從一個情境傳送到另一個情境,從某個時代傳給別的時代。文化的、知識的生活通常藉想法的這種流傳得到滋養,也往往藉如此流傳而延續……這種移入新環境的動向絕不是暢行無阻的。它必然包涵與起源點不一樣的再現過程與制度化過程。」

1789年法國大革命爆發後,左派以降低與弱化過往專制政府的限制和干擾為訴求。進入二十世紀上半葉,工業化國家經歷經濟蕭條之後,左派漸漸轉型為要求政府適度介入保護弱勢族群的社會自由主義,右傾政黨則反過來強調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和個人權利,反對過度介入的現代福利國家。

跳出《人選之人》為觀眾保留的平行時空,台灣的左右政治議題發展相當受限於統獨紛爭。隱藏在統獨框架中,面對潛在戰爭的恐懼,不安蟄伏在台灣的人心,迫使人以恐懼的角度來看世界。一個國家的政治格局,也是如此深刻地影響一個民族的靈性生活與價值判準。基督徒在這個充滿焦慮與恐懼的政治氛圍中,我們的呼召並非靠著拉攏依靠某一個政黨來實現政治理想,而是可以承擔靈性塑造的領袖角色。

在靜默中找回你的發言權

沙漠教父龐蒂古斯(Evagrius Ponticus,345~399)稱默想為「看到事物真正本質的視野」(theoria physike)。在默想之中,我得見事物真正的本質,領悟事物之間真正的連結。在一個充斥恐懼與焦慮的國度之中,成為一個基督徒,在上主面前的靜默,禱告與安息,可以使我們認清仇敵的詭計,放下自以為可以藉著體制來控制這個世界、人與事物的謊言;察覺我們與他人的偽善與包裝;認清政治不是被利用來使某一個個體或群體的權力無限上綱;深邃地理解到,人不是一張張可以被恐懼或煽情操縱拉攏的選票,每一張臉孔,都承載著上主豐盛無比的榮美。唯有這樣的覺悟,基督徒才有可能在參與政治事務的過程中,不流於媚俗與趨炎附勢,找到屬於自己的施力點與發言權。

《人選之人》中刻畫著每個政治幕僚面對生活的掙扎、失敗、無奈、和解與得勝。每一個政治人物,都猶如站在屋頂上的小提琴手,在拉出悠揚的樂章的同時,也必須在屋頂上保持平衡,不致粉身碎骨。某種程度來說,基督徒也是如此。面對2024大選,在懷抱上主同在時,也同時思考我們在政治中的困境與局限;投入我們對每一個生命最真實的關懷,卻又同時警醒面對自己內心圖謀大事的野心;誠心為登上高位的人祝福,也去陪伴不體面的失敗者經歷上主的安慰。

猶如慶典狂歡的選戰即將開始。然而,在這一場瘋狂的集體崇拜中,親愛的基督徒,願我們在上主面前的靜默與領受,成為這個世代裡,一聲曠野的呼喊,一盞點亮了的明燈。

本文为CT中文與台灣《校園》雜誌合作的文章之一。首發《校園》2023年11/12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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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評 生活中的信仰 記憶現象學

開啟記憶深處的回憶之門——電影《情書》

王敏俐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言與思專欄2025.1.27

記憶之鎖

2024年年底,日本女星中山美穗驟逝的消息一傳開,許多人又開始重溫1995年的經典電影《情書》。在電影中,女主角渡邊博子(中山美穗飾)在未婚夫藤井樹(柏原崇飾,青年時期)因登山事故去世兩年後,仍無法忘懷。在整理遺物的過程中,她偶然發現了藤井樹少年時期的地址。懷著思念與不捨的心情,她寄出了一封信到此地址,開頭寫著:“你過得還好嗎?”

也因這一封信,導演帶著觀眾們進入了另一個同名少女藤井樹的故事。每一個人物,都有著屬於他/她自己支線的故事:對渡邊博子而言,她所渴望的,是從層層的記憶碎片與生活線索之中,拼湊一個所愛之人的真實面貌;對於女藤井樹而言,她所追溯與喚回的,是中學時代的青澀記憶與雪藏在心中的喪父的傷痛,以及在這些失去父親的日子裡,母親與爺爺內心的痛苦與靈魂的拷問。

一封簡短的信件,彷彿一把鑰匙,打開了許多人生命深處的記憶之鎖,使得個體與個體之間的記憶與回憶得以重疊,或悲或喜的生命故事可以從獨白進入對話,每個劇中人物的生命歷史,在這重重回憶的交疊與互換之中,重新定義,也重新改寫。

雪藏在記憶之門背後的深層回憶,不見得會任憑我們自由調度,我們終而會發現,人生中每一次記憶之井的上湧,每一朵內在情感之花的綻放,每一縷遺緒所帶來的張力,所帶來的內心翻騰與生命秩序的重整,都訴說著我們的侷限,以及上帝渴望在我們生命中介入與醫治的恩典。

戰爭孤兒

珍藏在我們心中的回憶,有多少是真實,有多少是想像?我們該如何從個人的生命經歷之中,重新建構自我的認同?哲學家呂格爾(Paul Ricoeur,1913-2005)在他的記憶現象學中不斷探索這個議題。呂格爾的母親在他出生幾個月後便去世。在他兩歲時,他的父親在1915年一戰的香檳會戰失蹤,直到1932年,當地農田被耕作時才發現遺骸,透過身份標籤確認其身份。“戰爭孤兒”成為他初期生命的定位與認同。

由祖父母與姑姑撫養的呂格爾成長在重視聖經研究的新教徒家庭,他從小熱愛閱讀和哲學思考。二戰時他被德軍俘虜,在戰俘營期間,經歷了好友被德軍狙擊手打爆腦袋,这促使與死亡擦肩而過的他開始反思生命的意義。在充滿苦難的集中營中旅格爾組織讀書會和哲學課程,他將書本偷偷藏在床墊下,秘密翻譯了猶太哲學家胡塞爾(Edmund Husserl)被納粹封禁的著作《觀念》(Ideen)。晚年,呂格爾經歷了喪子之痛,使他繼續在寫作與哲學論述中尋求自我療癒。(註1)

呂格爾在他的晚期著作《記憶、歷史、遺忘》(Memory, history, forgetting)中提及,在記憶現象學的脈絡下,個人記憶的形成與群體記憶的形成是完全不同的,為避免個人與群體記憶用類比概念,他首先處理的是“是什麼的記憶”(記憶的內容/ what),進而再來處理“是誰的記憶”(記憶的對象/who):避開記憶主體性,放下記憶的對象先進行反思性的記憶,經過回憶的過程,去探究記憶的內容,再回到記憶的對象。(註2)

重新定位生命

正如電影《情書》裡面所探討的,什麼是劇中人物所記憶的?而存有這些記憶的,又是什麼樣的人?一位逝去兒子的父親,在悲痛與自責中一次次在雪地裡丈量家到醫院的距離,為要確定自己當時背著兒子到醫院速度比救護車更快;一位痛失丈夫的妻子,終身懷著對公公的不諒解,只因為公公在大雪之中堅持背著兒子去就醫;一個失去未婚夫的女子,在過去交往的零碎片段中,終於漸漸了解對方的內心世界;一個突然收到陌生來信的女子,竟然藉著這封信掀開了過往生命裡的另一個真相。

個人與個人記憶構成對話,這樣的對話又喚起了更深處的回憶,攪揉進入群體記憶,直到生命更完整的故事被一切片段的總合慢慢砌合成型,使得個人記憶與群體記憶的相互依存。而我們,再帶著這樣記憶與記憶間的對話,重新找到自己,重新定位生命,重新出發。

《情書》中的每個人物,在這一場記憶(Mnēmē)與回憶(Anamnēsis)的交會之中,重新開啟了自己的生命篇章,劇中的男藤井樹彷彿未曾發聲,卻又訴說了一切。

註:

1. Charles Reagan, Paul Ricoeur : His Life and His Work,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96.

2. Paul Ricoeur, Memory, history, forgetting, trans. K.Blamey and D. Pellauer (Chicago: Universisty of Chicago Press, 2004), 216-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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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與心理學 信仰與政治 女性心靈關顧 影評

當不夠善良的我們遇見行善的誘惑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2024.06.05

王敏俐

現場一:背後的動機,不一定是良善

一個在熱戀中的女孩,細心、耐心地照顧男友病榻上的母親,她的動機是什麼?是愛屋及烏,還是處心積慮地展現自己的價值,證明自己值得愛?

一個生活在儒家傳統、孝道文化中的男孩,愛上了寡母所嫌棄的女孩,又在掙紮擺盪中失去了對方,這可否稱為懦弱?

近期在華語世界熱播的台劇《不夠善良的我們》,從婚姻、兩性與職場的角度,提醒著人們:在我們看到的層層表像背後,更需要探討的,是行動的初心。我們該如何須面對內心深處,那不夠善良的我們?

小至善惡兩難抉擇的生活場域,大至更加複雜的職場與社會,我們在道德與內心渴望之間,總存在著層層堆疊的掙扎與拉扯。管理學大師彼得·杜拉克,在他的小說《行善的誘惑》中,用一所天主教大學的行政與教學兩個體系產生的衝突,探討理想的價值觀與醜惡的人性之間的張力。

美善的初心,進入被罪污染的世界,會遇到什麼樣的試探與誘惑?不夠善良的我們,面對撕裂的世界觀與生存法則,能否找到共存共容的空間呢? 

現場二:自良善的動機,可能最終把自己搞得一塌糊塗

在杜拉克的小說裡,一個天主教大學校長,因知人善任、擅長管理,使一所學術平庸的大學,躋身一流高等學府。然而,在錯綜復雜的人際網絡中,當一個善行與另一個善行衝突,目標與利益無法達成共識時,終究陷入了善惡的糾纏與矛盾。

秉著單純的善意與小小的內疚,校長試圖幫助一位不被續聘的助理教授,尋求其他教職。而這個善意的舉動,被流言渲染為不尊重學術專業評估。更慘的是,被解僱的教授夫人寫黑函,控告校長縱容大學中“反天主教勢力”的發展,並且造謠其私生活不檢點……

當靈魂的關懷與學術的追求相互矛盾,只能擇其一時,該給一個學術成就不高,但是懷有教育熱誠、關懷學生生命的教授續聘,還是應該讓其他在學術上有所建樹的新血加入教職團隊?作為一個大校的管理者,應該把學校引導向一所頂尖的“天主教”大學,還是天主教“大學”?背後的動機與可能的誘惑,又是什麼?

杜拉克以這本小說,對管理學進行哲學上的思辨:管理學無法突破的瓶頸,並非存在於管理學理論本身,而是在實踐過程之中,如何在相悖的價值觀之間,坦然為所信仰的價值觀付上代價。

現場三:選票投給耶穌如何?

隨著投票日期越來越逼近,2024美國的總統選舉進入白熱化的階段。全世界的眼睛都在看:美國傳統的民主精神與後現代浪潮之間的角力,又將迸出什麼樣的火花?

讓我們撇開兩個政黨以及候選人的優劣,一起來思考,在這一場充滿爭議、衝突卻又不乏喜感的選戰之中,該如何找到自己的定位?

許多公開表態的基督徒,不管支持哪一方,都發現自己被轟得頭破血流。當我們把聖經中理想的價值觀與世界觀,放在一個有罪的世界中時,必然會產生嚴重的碰撞。那麼,基督徒該成為戰場上的砲灰,還是在模糊的界線裡尋求自保、全身而退?

當我們面臨政治方面的抉擇時,不夠善良的我們,又可能面臨哪些行善的誘惑?

面對手中的選票,基督徒也在試探之中往來徘徊。我們應該做一個“基督徒”政治參與者,還是一個基督徒“政治參與者”?

前者執著於以清潔、誠實的品格,以基督為中心,來思考與參與政治事務,但所做的選擇(例如,在投票欄裡,選擇不投任何一個政治人物,或者寫上投給耶穌),並不能發揮實質效用。

後者為了達到良善的結果,願意選擇“必要的”取捨與手段——哪怕這些方法是“屬世的”,但是最終能達到影響政治的目的。

而大多數的人,則在兩端中間遊走,舉棋不定。

選票給基督徒的誘惑,可能還有一種“我可藉著手上的選票掌控世界”的權力感。這種錯覺,容易使我們將自己的是非判準絕對化,將我們的意志、情感與自我認同,與我們所支持的陣營緊密連結,以致在立場的角力之中,教會分化、信仰群體使命失焦。

事實是,雖然我們擁有投一張選票的權力,但是人永遠無法與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智慧相比。上帝對個人與國家的計劃,也超越我們所能衡量的得失,超越我們的權謀。如《撒母耳記》中,上帝使用一個小小牧童,就打敗了巨人哥利亞。

現場四:如何在道德與人性的尊嚴中,找尋一條出路

回到最初始的提問:無論在個人生活、職場,甚或政治公共領域,面對充滿糾結的人生考題,不夠善良的我們,該如何避開行善的誘惑,去做出那看似微小,卻又大又難的決定?

德國哲學家康得在他的著作《純粹理性批判》中,一直渴望在道德與人性的尊嚴中,找尋一條出路。在這裡,讓我們以信仰為脈絡,反思他的3個終極提問,或可給我們一些智性與靈性的曙光(註):

×問題一:我能知道什麼?

“我能知道什麼?”(Was kann ich wissen?)這是康得提出的第一個提問。

這個問題,其實是為人類生命可感知的事物,設出一條界線。在我們的經驗所知之外,有一片更寬廣的無知。作為基督徒,承認一切都不在自己的掌控之中,而在上帝的手中,是我們答對人生考題的起點。

在台劇《不夠善良的我們》中,寡母對獨子的掌控,造成了兒子婚姻的悲劇。小說《行善的誘惑》中,神父校長試圖以善行來緩解人之間的張力,卻使自己限入更大的僵局。面對今日的民主政體,相信選票可以改變國家的屬靈狀態,則是本末倒置的錯誤信念。

×問題二:我應該做什麼?

“我應該做什麼?”(Was soll ich tun?)是康得提出的第二個問題。

他認為,我們應該在理性的範圍之內,符合道德的規律。然而,我們或許以為自己很理性,但我們其實常常離理性很遙遠。特別是在一個充斥大量資訊、生活步調疾速的時代,每個人的內在都有很深的躁動。我們被要求行動快、效率高,但是機械一般的運轉,反而使我們無法領受智慧,因為真正的智慧需要耐心的等待。

生命裡最積極的行動,其實是安靜預備自己,在主裡耐心等待,在等待中產生由內而迸發的生命活力。

《不夠善良的我們》之中,不斷付出的的慶芬,是一個停不下來的人,卻讓自己的人生方向,離自己的初心越走越遠。

《行善的誘惑》中,從尊重生命價值的“天主教”大學,轉型至看重學術評比的天主教“大學”,是教會學校在世俗中的一種妥協。然而事實是,對生命價值與人性尊嚴的牧養,是學校全面健康成長的根基。

面對美國總統大選,以及各種政治議題,如果使用錯誤的方法與手段,或帶來短期的利益,卻往往讓後人付出更慘痛的代價。

×問題三:我可以希望什麼?

“我可以希望什麼?”(Was darf ich hoffen?)面對這第三個終極提問,康得認為,我們可以把目光投向超越時空的永恆真理。

時間與環境現實的張力,常常誘惑我們妥協,做出輕率、看似立即見效,卻終身遺憾的決定。若沒有每日在上帝的話語中得力,我們真的很難抵抗多元媒體中群魔亂舞的各種思維或主義。例如,立即主義。唯有真理,可以使我們不為現代世界求速求效的潮流裹挾,得到真實的平安與自由。

《不夠善良的我們》之中的Rebecca(張怡靜),或許最讓人心疼與不捨。因為她所渴望的無條件全然接納,在這不夠善良的世界裡是找不到的。

《行善的誘惑》中,主教一語驚醒夢中人:“一旦有人攻擊他們的動機,他們可能會深受打擊,並突然意識到自己跟其他人一樣是有缺陷的,就只是平凡人而已,不完全值得敬佩。”

在政治領域中,我們尤其需要認清人性的矛盾與罪惡:不同政黨在某種程度上,都是為著不同立場的選民的公義而戰——沒有一個政黨,是不帶著選票利益來利用各自的選民族群的(不管那個族群是基督徒,還是彩虹族)。

願不夠善良的我們,面對個人生活中的掙紮、職場上的角力,以及政治領域的激鬥,都能從容而優雅,靠著主的恩典,分辨行善的誘惑,經歷上帝所賞賜的平安!

註:Immanuel Kant,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Hrsg.: R. Schmidt (Hamburg: Meiner, 1976), B 833-837.

參考書目:彼得‧杜拉克,《行善的誘惑》,吳程遠 譯,(臺北:遠流,20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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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心靈關顧 影評 母親作為一種文化符號 許家私塾的故事

身而為母親,是一帖孤味?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言與思專欄2023.05.01

王敏俐

身為母親,我喜歡看關於母親的電影。最近因著研究女性的價值與自我認同,我看了一部台灣的電影《孤味》,影片描述一位母親,與她長年外遇離家不在身旁的配偶,以及三個女兒之間的關係。

人生孤味

“孤味”源自於台語。“沽味”、“孤一味”、“獨沽一味”,指的是在餐飲經營上,專心只做一種菜色,並且堅持把一道菜做到最好。我覺得這個詞意境深遠非常:要專心做好一件事,需要執著,需要孤單,需要捨棄,需要在面對各種外在的質疑與挑戰的時候,避開雜音,全神貫注聆聽內心的聲音。

對於基督徒來說,“孤味”或可說是,專注於上帝在我們生命中的帶領與呼召吧!

電影中的女主角,是一個70歲的奶奶林秀英,一生執著於把一道美食(台南美食蝦捲)做好。而她長年來的感情,也如同在事業上對“孤味”的堅持,執著委身於一個丈夫早已失聯的婚姻裡。

秀英在70大壽當天,接到噩耗:那個長年外遇不在家的丈夫離世了。她必須接手處理丈夫的後事。

在預備葬禮的過程中,秀英與女兒之間產生了各種不同的對話與衝突;也因著葬禮,她接觸並認識了丈夫長年的外遇對象。20年來拒絕與丈夫離婚請求的秀英,在重新思考自由的定義之後,為自己的困局找到了一條出路。

不只是這位70歲的奶奶用她的生命堅持“孤味”,電影中,她的3個女兒,也有著各自的執著與堅持。

老大像他熱愛自由的父親一樣,不畏懼世俗的眼光,是一位有才能與創意的藝術工作者。老二從小就努力藉著學習上的成果,來得到長輩的認同,並渴望藉著事業上的成就,讓母親在家族中雪恥。老三的行事風格則是非常關係取向:渴望關係中的和諧,並且在這樣的和諧中建立自我的價值。她接下了母親努力一生的事業,選擇陪伴在母親的身旁。她也是3個孩子之中,唯一與父親以及父親的外遇建立連結的孩子。

 我想留下什麼?

然而,我認為,生命中的每一個堅持,每一次的取捨,每一個決定“孤味”的心志,都是對於宇宙,對自己,對於我們所深愛的人,一個來自於內心深處的吶喊。

一份遲遲不願意簽字的離婚協議書,吶喊著我還愛著你;大女兒自由不羈的反叛性格,彷彿在告訴媽媽:去享受不被囚禁的自由人生吧!二女兒則何嘗不是在對母親訴說著,不要再因為父親的背叛與家族對她的貶低而痛苦了,因為我正全心全意的努力著,想要讓你可以更快樂更幸福;三女兒又何嘗不是渴望告訴母親:只要我們可以更敞開心彼此理解,開始更多的溝通,生命中的和解並不是不可能的事。

母親與孩子之間的連結,何等的深刻。

我們的母親在過往的人生裡,也是這樣深刻的形塑著我們。母親的愛,母親的悲喜,母親的同在或缺席,母親對我們的期待或失望,母親對我們的親密或疏遠,母親對我們的鼓勵或傷害,都如同藝術家拿著刻刀,一筆一烙印在我們的靈魂裡。

事實上,我也在這部電影中,看到了自己。

還記得有一次,當時我已經在外留學,一個暑假回到家中,我在自己的書櫃上翻閱著高中課本,發現在課本第一頁的空白處,竟然寫著:“我絕對,絕對,絕對不能讓媽媽失望。”

我已經忘了,自己是在什麼樣的情境下、在什麼樣的情緒下,寫下這句宣言。但是當我看到自己高中時留下的文字,可以深深感受到當時的執著——想要讓媽媽成為一個開心的人,是我努力前行的動力跟目標。

而後,我信主了,上帝陪伴我並一步步地調整我,破碎我過往的執著,填滿我生命的缺口。

如今,我也成為了一個母親,而且並不總是溫柔而理智。我的破碎與軟弱,沮喪與驕傲,都常常是赤裸裸的攤在孩子的面前。我知道我這一生會給予孩子許多美好的影響與啟發,也知道我的存在常常也使他們感到受傷與無奈。

然而,作為一個母親,如果我只能留下一個“執著”在孩子的生命之中,我想留下什麼呢?作為一個母親,什麼該是我堅持去走下去,留給孩子們的“孤味”?

如果身而為母親,是一帖孤味,那麼我願意為孩子堅持的是,要好好的愛上帝,記住上帝的話語(聖經)。雖然我們不會因為每天親近上帝就從此變得完美不再沮喪,但是,當我們好好跟隨上帝,查考祂的話語,我們會在迷路時重新找到方向,並且找到繼續前行的力量。

身而為母親,是一帖孤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