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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與政治 影評

在靜默中找回你的發言權

王敏俐

2023年Netflix熱門影集《人選之人—造浪者》播出之後在全球華人中引發熱烈迴響。戲劇問世的時間點,巧妙地與2024年台灣總統大選連結;耐人尋味的是,劇中的總統當選人,也在現實生活中成為2024年台灣總統大選的副總統被連署人,尋求連署以參選副總統。撇開爭議不談,在戲劇定位上,這部影集藉著政黨幕僚人物面臨與經歷的掙扎,不僅帶領觀眾一起思考民主在亞洲的發展過程,也探討每一個角色在面對家庭、職場、自我價值定位之間的摸索與掙扎。

當代文學評論大師薩依德(Edward Wadie Said,1935~2003)在《世界,文本,批評者》(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中,思考理論在不同的時間與空間的旅行中衍生的各種變異。思想、理論,甚至信仰,隨著人的旅行,對話與文字的交流,在不同情境、時代下,不斷產生進一步的實踐與轉化。在這個過程之中,思想與理論也開始旅行,由一個人分享給另一個人,從一個文化脈絡走進另一個文化脈絡,從某個歷史時代流傳至另一個時代。

隨著十八世紀末的法國大革命,二戰後殖民地獨立運動,到冷戰後期台灣在從戒嚴轉型進入民主政體,民主浪潮在時間與空間的旅行中產生變異,形塑台灣今日的政治風貌。影集《人選之人》所呈現的,即是民主浪潮進入台灣後,從一件不合身的西服,經過三十多年處境化的修改與剪裁,與在地文化價值觀融為一體,成為獨樹一格的台式民主。

《人選之人》:在沒有統獨歷史糾結的平行時空

與多數民主國家不同之處,除了左傾與右傾,保守與自由外,台灣的政治發展始終與歷史糾結的統獨議題綁在一起。而戲劇給予人最大的自由,是可以跳脫現實的框架,去思考政治的本質與核心。《人選之人》編劇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曾經提出一個假設問句:如果台灣可以跳脫統獨問題,政治局勢與民主會有怎麼樣的可能性?如果台灣可以跨越統獨的困局,會在各種不同的議題之中如何發展?

在這個設想之下,他們在戲劇中創造了一個平行時空,一個不必因為統獨分裂的台灣社群,單純按角色的需要與際遇,探討政治光譜中的環境永續、多元性別、家庭分工、廢死等議題。也因為專注在這些議題的發揮與劇中人物故事的糾結,劇中許多理想與生活狀態的實際掙扎,也呈現出來。

劇中一個強調兩性平權、家庭價值的政黨候選人,她的幕僚卻必須為了競選過程裡高強度的工作需要,犧牲家庭共處的時間與配偶的工作權益;在一個強調環境永續發展的競選活動,卻發現活動所準備的是免洗餐具;在被學生挑戰到廢死議題時,政治人物礙於討好中間選民而不敢表態,只能以打太極的方式搪塞問題。理想的社會公義如同遙不可及的月亮,現實則是為了生存不得不妥協的卑微人生。

在某種程度上,不管立場如何,左傾或右傾,自由或保守,政治人物是否也如同《人選之人》劇情中的人物:高喊著公義的口號,卻為了生存而過著矛盾而卑微的人生?

月亮與六便士:理想的偉大與人生的卑微

英國作家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1874~1965)在他的小說《月亮與六便士》(The Moon and Sixpence)中,以法國後印象派畫家高更(Eugène Henri Paul Gauguin, 1848~1903)為原形展開創作:原是證券經紀人的主角史崔克蘭行至中年,決定順從內心對於藝術的追求與渴望,在夢想與現實間,選擇了拋妻棄子遠離家鄉;在物質與心靈間,選擇捨棄一切到南太平洋的大溪地島與當地原住民一起生活,以獲取創作精髓中的自由靈魂;在月亮與六便士間,為了抬頭一瞥的美麗月亮,不惜將自己過往既定俗成的世界完全推翻。

也許有人說,孤注一擲地追求月亮是過度自我與自私,終日為六便士而折腰是盲目與媚俗。其實,不管是站在檯面上的政治人物,或是隱藏在辦公室裡的政治幕僚,甚至是每一個在選票的迷惘抉擇中舉棋不定的芸芸眾生,在我們真實人生裡的大半節奏,並不是成就解鎖的高光時刻,而是時不我與、有志難伸的困獸之鬥。

而民主政治,在某種程度來說,是一個充滿故事與悲喜的群體,在人生的月亮與六便士間,所尋找出來的一種調和,一份彎彎曲曲的堅持,一場有熱情有失態、有堅持有讓步的妥協,一曲被難以名之力量所操刀主導、不得不順勢起舞的華爾滋。

但是,從信仰的角度來看,上主或許並沒有要我們糾結於現實與理想之間,我們在信仰中多數的角力,是來自自身罪性的掙扎,勝不過試探的無力,活不出上主心意的挫敗,以及在尋求上主呼召過程中的迷惘與悖逆。基督徒的拔河不單存在理想與現實間,更是在上主與自我間的拉扯較勁。

在《月亮與六便士》中,還有另一條副線:兩位師出同門的醫生,在每次生命價值與呼召的尋求中,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選擇:醫術高超的亞伯拉罕選擇順從內心深處的呼召,放棄倫敦的優渥生活與大好前程,到亞歷山大港成為樸素的檢疫員;而醫術略遜的卡邁克爾,則是接替亞伯拉罕的空缺,妥妥地成為人生勝利組。

小說中敘事者如此反詰:「從事自己最想做的事情,生活在讓自己開心的狀態底下,自己過得心安理得,這樣算是把人生給搞砸了嗎?還是成為知名的外科醫師,年收上萬英鎊,取得美嬌娘,這樣就算成功了嗎?我想,這取決於你賦予人生的意義,你對社會的要求,以及你個人的要求。」高貴與粗鄙間的界線其實如此模糊,失敗與成功,本來就沒有普世的定義。

民主的旅行:法國大革命到二十一世紀台灣

薩依德在《世界,文本,批評者》之中如是說:「想法和理論,與人和批評學派一樣,是會傳送的,由人傳給別人,從一個情境傳送到另一個情境,從某個時代傳給別的時代。文化的、知識的生活通常藉想法的這種流傳得到滋養,也往往藉如此流傳而延續……這種移入新環境的動向絕不是暢行無阻的。它必然包涵與起源點不一樣的再現過程與制度化過程。」

1789年法國大革命爆發後,左派以降低與弱化過往專制政府的限制和干擾為訴求。進入二十世紀上半葉,工業化國家經歷經濟蕭條之後,左派漸漸轉型為要求政府適度介入保護弱勢族群的社會自由主義,右傾政黨則反過來強調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和個人權利,反對過度介入的現代福利國家。

跳出《人選之人》為觀眾保留的平行時空,台灣的左右政治議題發展相當受限於統獨紛爭。隱藏在統獨框架中,面對潛在戰爭的恐懼,不安蟄伏在台灣的人心,迫使人以恐懼的角度來看世界。一個國家的政治格局,也是如此深刻地影響一個民族的靈性生活與價值判準。基督徒在這個充滿焦慮與恐懼的政治氛圍中,我們的呼召並非靠著拉攏依靠某一個政黨來實現政治理想,而是可以承擔靈性塑造的領袖角色。

在靜默中找回你的發言權

沙漠教父龐蒂古斯(Evagrius Ponticus,345~399)稱默想為「看到事物真正本質的視野」(theoria physike)。在默想之中,我得見事物真正的本質,領悟事物之間真正的連結。在一個充斥恐懼與焦慮的國度之中,成為一個基督徒,在上主面前的靜默,禱告與安息,可以使我們認清仇敵的詭計,放下自以為可以藉著體制來控制這個世界、人與事物的謊言;察覺我們與他人的偽善與包裝;認清政治不是被利用來使某一個個體或群體的權力無限上綱;深邃地理解到,人不是一張張可以被恐懼或煽情操縱拉攏的選票,每一張臉孔,都承載著上主豐盛無比的榮美。唯有這樣的覺悟,基督徒才有可能在參與政治事務的過程中,不流於媚俗與趨炎附勢,找到屬於自己的施力點與發言權。

《人選之人》中刻畫著每個政治幕僚面對生活的掙扎、失敗、無奈、和解與得勝。每一個政治人物,都猶如站在屋頂上的小提琴手,在拉出悠揚的樂章的同時,也必須在屋頂上保持平衡,不致粉身碎骨。某種程度來說,基督徒也是如此。面對2024大選,在懷抱上主同在時,也同時思考我們在政治中的困境與局限;投入我們對每一個生命最真實的關懷,卻又同時警醒面對自己內心圖謀大事的野心;誠心為登上高位的人祝福,也去陪伴不體面的失敗者經歷上主的安慰。

猶如慶典狂歡的選戰即將開始。然而,在這一場瘋狂的集體崇拜中,親愛的基督徒,願我們在上主面前的靜默與領受,成為這個世代裡,一聲曠野的呼喊,一盞點亮了的明燈。

本文为CT中文與台灣《校園》雜誌合作的文章之一。首發《校園》2023年11/12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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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而不傷的恩典敘事——齊邦媛與巨流河

王敏俐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言與思專欄2024.11.04

告別不了的國族記憶

2024年華人文學界一件標的性的事件,是作家齊邦媛老師息了地上的勞苦,完成了她人生歲月的巨河之旅。我們告別了她,卻告別不了那一代的國族記憶。

齊老師出生在中國東北,親身經歷抗日戰爭、國共內戰與國民黨遷台整個大時代顛沛流離。她在戰亂中的武漢求學,二戰後輾轉來台,畢生奉獻文學、教學,年過8旬才坐下來寫自己的回憶錄。

85歲時,齊老師出版回憶史詩《巨流河》,戰役中的倖存,形塑了她一生堅毅的型格:少女時期與張大飛的愛情故事,成為她面對後來波瀾人生的養分;婚後的工作隨著任職於鐵路局的丈夫羅裕昌搬遷移轉,在不同角色職分的變換與生活的流轉,卻從未失去自我。

《巨流河》寫的,雖然是20世紀華人顛沛流離的戰亂史,也記錄了在烽火之中,與齊老師相遇的每一張熾熱的臉孔與鮮活的靈魂。宏大敘事的客觀歷史與個人生命的內在歷史交織:外在的客體記事是編年史裡一年一年刻度的年輪,是一串串的數字與統計;內在意識所承載的歷史,卻是人與歷史洪流之間的抗衡。

內在心靈與主流世俗一次次的對話與角力,順服妥協有時,反抗掙紮有時。它們彼此互相牽引交織,形塑了我們生命深處的記憶。正如耶魯大學教授沃弗在《記憶的力量》中貫穿的一個重要的核心資訊:我們對自己的定位與認同,常常是取決於我們如何詮釋與理解我們的記憶,以及我們如何把自己對記憶的重新定義放在我們面向未來的盼望裡。

啟示的意義

事實上,在兩岸的歷史文學創作之中,對日抗戰之顛沛流離、國共內戰之彼此內耗,以及國民黨遷台之後,兩岸各自後續的腥風血雨為素材而創作的報導文學、傷痕文學等,並不在少數。作為讀者,我們感謝這些創作忠實呈現出來的,那種對於記憶的敘事與歷史烙印的詮釋,那深刻而真實的,對於大時代無法掩蓋的餘怨與悵惘。

然而,齊老師撰述的《巨流河》,其獨到之處,卻是一份面對歷史洪流哀而不傷的高貴與尊嚴。

齊老師在武漢就學期間,受計志文牧師的呼召信主;早逝的靈魂摯交張大飛親贈的聖經,則一直陪伴在她的身旁,成為她面對人生悲歡離合的生命之糧。一個基督徒面對自己的故事時,可以忠於歷史的跌宕,卻仍舊在人性黑暗之處仰望的星空——在巨流河之中,齊老師筆下一次次地紀錄,上帝的話語如何地陪她走過悲歡歲月。

就神學意涵而言,基督教的苦難記憶,是一段連結過往與未來的橋樑。它不只是一個人面對歷史的獨白,而是陪伴帶領不同世代面對苦難的一張索引,一份共鳴。用德國天主教神學家默茨的說法,苦難的記憶:

“企圖讓一個人獨有的未來,成為世上受苦、絕望、被壓迫、受傷害和毫無價值的人可以預見的末來……

“這段苦難的記憶不會冷漠地聽任其指引的政治生活,參與種種社會利益和權勢的競逐。這段苦難的記憶將一種新的道德想像帶入政治生活,對他人苦難萌生新的眼光,這樣的眼光理當要成熟蛻變成一種寬宏大量、不計得失的偏護,引導人為弱者和無人為其發聲者挺身而出”。(註1)

當客觀的外表歷史與內化在心的意識與記憶碰撞,我們如何正確而公義地篩選記憶,使得過往,成為走向盼望而不是苦毒的一座橋樑?上帝的同在與祂話語的啟示,如何內化成為我們生命的力量與安慰?

也許正如尼布爾在他的著作《啟示的意義》所論述的,為了理解當前的處境,我們所需要的是一張地圖,來描繪我們正旅行在其中的,那片獨一無二無法複製的領土;我們需要牢牢記住自己從哪裡來,以及我們要往哪裡去。

在啟示的光照下,基督徒看見了世俗架構之外,生命的另一種可能性,是那位在歷史場合中顯示自己為生命與死亡之主的人的可能性,一個新自我或新社群重生的可能性,一個重生的餘民的可能性。在這段歷史中,我們試圖理解的不是歷史的過往如何在現在的當下重演,上帝話語的啟示就像這樣一張地圖,用來幫助我們定位現在,導航未來。(註2)

註:

1. Johann Baptist Metz, Faith in History and Society: Toward a Practical Fundamental Theology, trans. David Smith (New York: Seabury, 1980), 117-18.

2. H. Richard Niebuhr, The Meaning of Revelation (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 1960), 80-96.

參考書籍:沃弗(Miroslav Volf),《記憶的力量:在錯誤世界邁向盼望》(The End of Memory–Remembering Rightly in a Violent World),吳震環譯(新北:校園,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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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庇名牧性侵層出不窮,教會中結構性暴力水有多深?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言與思專欄2024.08.14

王敏俐

美國德州巨型教會天門教會(Gateway Church)創立於2000年,擁有10幾個分堂,每週出席主日人數約有10萬人。其創會與主任牧師羅伯特.莫里斯(Robert Morris),被指控在1982年起,猥褻一名12歲女童數年,直到2024年6月18日,才因此宣佈辭去教會職務。

事實上,歷年來教會的性侵案件層出不窮。2015年的電影《驚爆焦點》(Spotlight),講述《波士頓環球報》的記者們,於2001年揭發天主教會在波士頓性侵兒童的醜聞,並贏得了2003年普立茲公眾服務獎的真實故事。

在《驚爆焦點》中,有一句非常值得省思的對白:“如果養一個孩子要全村的力量,那麼摧毀一個孩子也是因為全村的共謀。”(If it takes a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 it takes a village to abuse them.)由此來看,在一個社群裡,性騷擾與性侵等議題中,很有可能並不只有受害者與施害者兩方;整個社群如何面對與處理,也成了止住傷害,纏裹傷口的重要關鍵。

不論是天門教會的性侵事件,或是揭發的神父性侵事件,我們都不難發現,在與當事人密切互動的人群中,有不少人知道其性騷擾、性侵的行為,卻為了表面的和諧、為了維護各自的利益,或因為在信仰上的盲從,形塑出一種共同的沈默。

教會內部層出不窮的性侵包庇事件,是否也凸顯出教會的結構性問題?集體的沈默,是否也可以說是一種集體性暴力?

權柄濫用與結構性暴力

“結構性暴力”是挪威社會學家,和平學主要創始者約翰加爾通(Johan Vincent Galtung ,1930-2024。編註)在論文《暴力,和平與和平研究》中提出的。

他把政治排除、貧富差異、種族文化偏見與社會不公義等結構性問題,定義為暴力的一種類型。從社會學的結構功能主義出發,加爾通將暴力作為和平的對立面進行論述。並在論述中,擴大並延伸了暴力定義的內涵,提出暴力可分為“直接暴力”、“結構性暴力”和“文化暴力”。(註1)

“直接暴力”如同字面上的意義,指直接造成肉體或心理傷害的作為。“文化暴力”是加爾通從結構暴力中抽離出的一個概念,藉著依靠對文化、教育、以及媒體上的控制,當權者得以主導意義的詮釋權,並為是非對錯重新立下規範。

王春安博士在他的著作《小心教牧權柄》中,也提到了在教會文化中類似的概念。他在書中重新釐清“屬靈誤用”一詞:一個“屬靈人物”在功能失調的屬靈系統內,為了個人的利益,誤用了他屬靈的權能

“屬靈誤用”有兩個元素:誤用權力的領導者,以及功能失調的系統。在一個失調的系統之中,誤用權力的領導者企圖通過宗教的操作,去利用那些原是要被他們建造及服務的人,來達到個人想實現的目的。(註2)

誤用權力的教牧領袖,往往是與一個功能失調的教會或信仰群體,比集之間交互影響而產生的惡性循環。

王春安在他的論述中也提到,一個功能失調的信仰體系,甚至會花費相當龐大的精力,試圖去忽視成癮領袖的異常功能狀況,以致教會中的一些角色,成了這個誤用權力領袖的幫兇:當一些權力誤用的領袖,開始成為轄制和犧牲會友的施害者時,通常會有一些主動幫助施害者維持權力及職位的共犯——這些促成者允許迫害的發生。(註3)

校園團契中的MeToo

2016年至2017年間,發生在臺灣的校園團契榮譽領袖性騷擾事件,曾經在臺灣的基督教界引起一陣嘩然。2023年一位受害者在《獨立評論》分享自己痛苦走過的心路歷程:

“當年我與其他受害者共同發起行動、要求校園團契公開說明,以避免有下一個受害者。然而,校園團契與饒牧師聲稱饒太太身體不好,拖延並拒絕公開;受害女生卻必須嚥下自己的傷痛。”

“精神領袖犯下這麼大的罪行,也造成校園團契內部不同的壓力與聲音。2017年12月,當時的董事長得知此事,開始介入處理,方式為:要求受害者以大局為重,顧慮饒家情況,避免影響大樓奉獻……

“另一主責撰寫牧函的C姓董事,與我碰面時曾表達:‘要依據聖經要有兩、三個見證的原則來處理此事’,來回復為何在第一個受害者申訴過後這麼久,現在因為收到更多受害者提供證據,才有進一步的處理。”(註4)

教會與信仰群體,該如何面對這一個隱藏於群體結構裡的困境?除了交給司法機制來處理整個流程之外,教會作為一個信仰群體,該如何陪伴受害者走出傷痛,陪伴施虐者真實的悔改,面對生命的困境,並經歷上帝的醫治?

創傷後的修復式對話

心理創傷研究先驅、哈佛大學精神醫學榮譽教授茱蒂絲‧赫曼(Judith Herman)在《創傷與復原》(Trauma and Recovery)中提出,在經歷身心靈的創傷之後,受害者需要經過3個階段的創傷治療過程:重新恢復安全感、慢慢重建與人的信任關係;一個完整回顧與哀悼所經歷的痛苦的機會;重新和自己以及所在的社群建立連結。

赫曼認為,一旦大眾承認某人確實受到傷害,社群就必須採取行動,追究造成傷害的責任歸屬,並彌補傷害。社會的肯定與彌補是必要的,如此才能重建倖存者對秩序與正義的信心。(註5)

師承哈伯馬斯,德國法蘭克福學派學者艾克索.霍內特(Axel Honneth)在《為認同與接納奮鬥:社會衝突的道德語法》(The Struggle for Recognition: The Moral Grammar of Social Conflicts)中提出:

“修復式正義認為犯罪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被破壞,正義需由加害者、被害者、社區大眾一起參與並努力將錯誤更正,因此要求加害者要有所反省,瞭解其對被害人所造成傷害的同理,並能對被害者道歉,為其犯行負責。”(註6)

而受害者在主體、法律、社會三重層次的修復與重整,便是修復式正義的核心目的。

從基督信仰的角度來看,修復式正義即是,在雙方和解的溝通過程中,給予受害者一個機會,可以把自己的真實經歷,在一個安全、受到司法保護與社群接納的處境中,陳述、分享與整理;施害者也可以有一個機會,真實地攤開自己的罪行、認識到自己的罪並悔改。

司法的強制、社會的壓力,可能會使施害者內心產生罪惡感,但是真實的悔改,是經歷到罪的的可怕與代價之後,在上帝恩典中的察覺與醒悟。

罪惡感與罪的醒悟並不相同

以基督信仰來思考的修復性正義,處理的是當事人與上帝、與人、與社群的關係。罪是破壞關係的首因,真實的面對罪與悔改是修復性正義的關鍵。然而罪與罪惡感之間有一個很重要的差別:

“對罪的感知就是感知自己生命的內在深處有深刻的、故意的錯誤,罪就是靈魂最根本的邪惡與疾病,嚴重的罪就是精神的死亡;當一個人認識到自己的罪,就是瞭解自己不僅在道德上、也在精神上也虧缺了上帝的榮耀。”(註8)

靈修學者牟敦認為,相較於靈性上的死亡,一個人在道德上的死亡,較有罪惡感的意味:因為違反法律,我理當在司法範疇中去承受當受的責罰;但靈性上的死亡,卻是感知到自己已經因著內在完全的錯誤而遠離真理——因著自私而遠離愛,在罪的迷失中走向虛無、扭曲且錯誤地堅持,遠離上帝的真理。牟敦繼而論述,相較於面對罪的覺察與醒悟,罪惡感則是被動地因為來自外界與社群所給予的壓力而產生。(註7)

當一個人意識到,他的不當行為會導致外界給予他什麼樣的眼光與對待時,焦慮與不安便油然而生。當施害者想到別人相信自己是錯的時候,便有罪惡感,但是若施害者明白自己對他者造成的傷害與破碎時,在修復性正義的過程中,自己的思維、動機與行為得以被重新梳理,他所經歷的,也許將不只是道德規範所加諸在他身上的罪惡感,而是更真實的體認到罪的本質。

修復式正義

在修復式正義的過程中,信仰群體在修復式的對話中,扮演著關鍵而重要的角色。

作為一個以上帝和聖經為中心的信仰團體,應當鼓勵團體內更多受害者出面指認,讓團體內的信仰處置與團體外的司法流程,並進而不會被掩蓋。同時,信仰團體的負責人(假設非為加害人)應該有正式具體的作為,即早避免疑似加害人與疑似受害人的接觸,保護兩者的隱私,也要能避免新增不知情的受害者。在這個過程中,整個信仰團體應該給予受害者正向的支持,而非冷漠回應;創造彼此接納的環境以互相學習提醒。(註8)

這並不是一個容易實踐的過程,卻是陪伴雙方經歷醫治之路的必要途徑。

然而,修復式正義是一種理想,還是一個實踐上的可能?關於修復正義的實踐,南非“真相與和解委員會”(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簡稱 TRC)是一個很值得探討的個案。

1995 年 1 月 24 日,南非公佈了“促進民族團結與和解法案”(Promotion of National Unity and Reconciliation Act)。該法案提議由 11-17 名獨立人士組成“真相與和解委員會” 。1995 年 11 月 29 日,南非政府宣佈組成 TRC,並由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南非聖公會大主教屠圖(Desmond Mpilo Tutu, 1931-2021)擔任委員會主席。

TRC 的報告中明確提出,要從衝突、不正義、鎮壓、剝削等環境,轉化到尊重人權的民主憲政體制,必須要坦然而真誠的面對過往的歷史。面對過去權力的濫用與無法掩蓋的惡行,也有許多曾參與暴行的南非白人,選擇承認錯誤、承擔責任,經歷被饒恕的自由。

實踐修復式正義,是一條漫長而辛苦的道路。但是施暴者是否真的能認識到自己的罪而悔改,受害者是否能夠在心靈深處經歷真正的釋放與饒恕,則是上帝的恩典,聖靈的工作。

教會成為陪伴者

面對隱藏在臺面之下的教會性侵,基督徒應該更敏銳於如何去做適恰而公正的回應:一旦大眾承認某人確實受到傷害,社群就必須採取行動,追究造成傷害的責任歸屬,並彌補傷害。

社會的肯定與彌補是必要的,如此才能重建倖存者對秩序與正義的信心。而教會與信仰群體,則可以在其中扮演陪伴與支援的角色,從基督信仰的角度踐行修復式正義。 

牧者與同工需要學習藉著修復式的對話,來解構既定的社群文化暴力,也重整或重建受害者的自信(Self-confidence)、自我主體性的尊重(self-respect)以及自我價值(self-esteem)。在這個跌跌撞撞,充滿爭議,實踐起來幾乎不可能的過程中,陪伴經歷上帝的醫治。

也盼望施害者也得到一個機會,在修復式對話的過程中,自己的思維、動機與行為,得以被重新梳理。他所經歷的,也許將不只是道德規範所加諸在他身上的罪惡感,而是更真實的體認到罪的本質,並來到上帝面前經歷悔改與更新。

註:

1. Johan Galtung, “Violence, Peace, and Peace Research,”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6, Issue 3, (1969), 167-191.

2. 王春安,《小心教牧陷阱》,(台灣新北:聖經資源中心,2013),119。

3. 王春安,128。

4. 臺大校園福音團契畢業生,《不只#MeToo,更要司法正義:身為宗教權勢猥褻倖存者,我們如何走過困境、達到刑事勝訴?》,《獨立評論》,2023-06-27。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52/article/13779

5. 茱蒂絲‧赫曼(Herman, Judith),《創傷與復原:性侵、家暴和政治暴力倖存者的絕望及重生》(Trauma and Recovery: The Aftermath of Violence―From Domestic Abuse to Political Terror),施宏達、陳文琪、向淑容譯(新北市:左岸文化,2023),223-299。

6. Axel Honneth, The Struggle for Recognition: The Moral Grammar of Social Conflict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5), 195.

7. 多瑪斯‧牟敦(Merton, Thomas),《隱修士牟敦悟禪:心靈的甦醒》(The Inner Experience: Notes on Contemplation),劉宏信譯(臺北:啟示, 2004), 215-216。

8. 王道維,《上主豈會遺忘?宗教團體中Metoo的困境》,《風傳媒》,2023-07-09。https://www.storm.mg/article/4825523?mode=wh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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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不夠善良的我們遇見行善的誘惑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2024.06.05

王敏俐

現場一:背後的動機,不一定是良善

一個在熱戀中的女孩,細心、耐心地照顧男友病榻上的母親,她的動機是什麼?是愛屋及烏,還是處心積慮地展現自己的價值,證明自己值得愛?

一個生活在儒家傳統、孝道文化中的男孩,愛上了寡母所嫌棄的女孩,又在掙紮擺盪中失去了對方,這可否稱為懦弱?

近期在華語世界熱播的台劇《不夠善良的我們》,從婚姻、兩性與職場的角度,提醒著人們:在我們看到的層層表像背後,更需要探討的,是行動的初心。我們該如何須面對內心深處,那不夠善良的我們?

小至善惡兩難抉擇的生活場域,大至更加複雜的職場與社會,我們在道德與內心渴望之間,總存在著層層堆疊的掙扎與拉扯。管理學大師彼得·杜拉克,在他的小說《行善的誘惑》中,用一所天主教大學的行政與教學兩個體系產生的衝突,探討理想的價值觀與醜惡的人性之間的張力。

美善的初心,進入被罪污染的世界,會遇到什麼樣的試探與誘惑?不夠善良的我們,面對撕裂的世界觀與生存法則,能否找到共存共容的空間呢? 

現場二:自良善的動機,可能最終把自己搞得一塌糊塗

在杜拉克的小說裡,一個天主教大學校長,因知人善任、擅長管理,使一所學術平庸的大學,躋身一流高等學府。然而,在錯綜復雜的人際網絡中,當一個善行與另一個善行衝突,目標與利益無法達成共識時,終究陷入了善惡的糾纏與矛盾。

秉著單純的善意與小小的內疚,校長試圖幫助一位不被續聘的助理教授,尋求其他教職。而這個善意的舉動,被流言渲染為不尊重學術專業評估。更慘的是,被解僱的教授夫人寫黑函,控告校長縱容大學中“反天主教勢力”的發展,並且造謠其私生活不檢點……

當靈魂的關懷與學術的追求相互矛盾,只能擇其一時,該給一個學術成就不高,但是懷有教育熱誠、關懷學生生命的教授續聘,還是應該讓其他在學術上有所建樹的新血加入教職團隊?作為一個大校的管理者,應該把學校引導向一所頂尖的“天主教”大學,還是天主教“大學”?背後的動機與可能的誘惑,又是什麼?

杜拉克以這本小說,對管理學進行哲學上的思辨:管理學無法突破的瓶頸,並非存在於管理學理論本身,而是在實踐過程之中,如何在相悖的價值觀之間,坦然為所信仰的價值觀付上代價。

現場三:選票投給耶穌如何?

隨著投票日期越來越逼近,2024美國的總統選舉進入白熱化的階段。全世界的眼睛都在看:美國傳統的民主精神與後現代浪潮之間的角力,又將迸出什麼樣的火花?

讓我們撇開兩個政黨以及候選人的優劣,一起來思考,在這一場充滿爭議、衝突卻又不乏喜感的選戰之中,該如何找到自己的定位?

許多公開表態的基督徒,不管支持哪一方,都發現自己被轟得頭破血流。當我們把聖經中理想的價值觀與世界觀,放在一個有罪的世界中時,必然會產生嚴重的碰撞。那麼,基督徒該成為戰場上的砲灰,還是在模糊的界線裡尋求自保、全身而退?

當我們面臨政治方面的抉擇時,不夠善良的我們,又可能面臨哪些行善的誘惑?

面對手中的選票,基督徒也在試探之中往來徘徊。我們應該做一個“基督徒”政治參與者,還是一個基督徒“政治參與者”?

前者執著於以清潔、誠實的品格,以基督為中心,來思考與參與政治事務,但所做的選擇(例如,在投票欄裡,選擇不投任何一個政治人物,或者寫上投給耶穌),並不能發揮實質效用。

後者為了達到良善的結果,願意選擇“必要的”取捨與手段——哪怕這些方法是“屬世的”,但是最終能達到影響政治的目的。

而大多數的人,則在兩端中間遊走,舉棋不定。

選票給基督徒的誘惑,可能還有一種“我可藉著手上的選票掌控世界”的權力感。這種錯覺,容易使我們將自己的是非判準絕對化,將我們的意志、情感與自我認同,與我們所支持的陣營緊密連結,以致在立場的角力之中,教會分化、信仰群體使命失焦。

事實是,雖然我們擁有投一張選票的權力,但是人永遠無法與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智慧相比。上帝對個人與國家的計劃,也超越我們所能衡量的得失,超越我們的權謀。如《撒母耳記》中,上帝使用一個小小牧童,就打敗了巨人哥利亞。

現場四:如何在道德與人性的尊嚴中,找尋一條出路

回到最初始的提問:無論在個人生活、職場,甚或政治公共領域,面對充滿糾結的人生考題,不夠善良的我們,該如何避開行善的誘惑,去做出那看似微小,卻又大又難的決定?

德國哲學家康得在他的著作《純粹理性批判》中,一直渴望在道德與人性的尊嚴中,找尋一條出路。在這裡,讓我們以信仰為脈絡,反思他的3個終極提問,或可給我們一些智性與靈性的曙光(註):

×問題一:我能知道什麼?

“我能知道什麼?”(Was kann ich wissen?)這是康得提出的第一個提問。

這個問題,其實是為人類生命可感知的事物,設出一條界線。在我們的經驗所知之外,有一片更寬廣的無知。作為基督徒,承認一切都不在自己的掌控之中,而在上帝的手中,是我們答對人生考題的起點。

在台劇《不夠善良的我們》中,寡母對獨子的掌控,造成了兒子婚姻的悲劇。小說《行善的誘惑》中,神父校長試圖以善行來緩解人之間的張力,卻使自己限入更大的僵局。面對今日的民主政體,相信選票可以改變國家的屬靈狀態,則是本末倒置的錯誤信念。

×問題二:我應該做什麼?

“我應該做什麼?”(Was soll ich tun?)是康得提出的第二個問題。

他認為,我們應該在理性的範圍之內,符合道德的規律。然而,我們或許以為自己很理性,但我們其實常常離理性很遙遠。特別是在一個充斥大量資訊、生活步調疾速的時代,每個人的內在都有很深的躁動。我們被要求行動快、效率高,但是機械一般的運轉,反而使我們無法領受智慧,因為真正的智慧需要耐心的等待。

生命裡最積極的行動,其實是安靜預備自己,在主裡耐心等待,在等待中產生由內而迸發的生命活力。

《不夠善良的我們》之中,不斷付出的的慶芬,是一個停不下來的人,卻讓自己的人生方向,離自己的初心越走越遠。

《行善的誘惑》中,從尊重生命價值的“天主教”大學,轉型至看重學術評比的天主教“大學”,是教會學校在世俗中的一種妥協。然而事實是,對生命價值與人性尊嚴的牧養,是學校全面健康成長的根基。

面對美國總統大選,以及各種政治議題,如果使用錯誤的方法與手段,或帶來短期的利益,卻往往讓後人付出更慘痛的代價。

×問題三:我可以希望什麼?

“我可以希望什麼?”(Was darf ich hoffen?)面對這第三個終極提問,康得認為,我們可以把目光投向超越時空的永恆真理。

時間與環境現實的張力,常常誘惑我們妥協,做出輕率、看似立即見效,卻終身遺憾的決定。若沒有每日在上帝的話語中得力,我們真的很難抵抗多元媒體中群魔亂舞的各種思維或主義。例如,立即主義。唯有真理,可以使我們不為現代世界求速求效的潮流裹挾,得到真實的平安與自由。

《不夠善良的我們》之中的Rebecca(張怡靜),或許最讓人心疼與不捨。因為她所渴望的無條件全然接納,在這不夠善良的世界裡是找不到的。

《行善的誘惑》中,主教一語驚醒夢中人:“一旦有人攻擊他們的動機,他們可能會深受打擊,並突然意識到自己跟其他人一樣是有缺陷的,就只是平凡人而已,不完全值得敬佩。”

在政治領域中,我們尤其需要認清人性的矛盾與罪惡:不同政黨在某種程度上,都是為著不同立場的選民的公義而戰——沒有一個政黨,是不帶著選票利益來利用各自的選民族群的(不管那個族群是基督徒,還是彩虹族)。

願不夠善良的我們,面對個人生活中的掙紮、職場上的角力,以及政治領域的激鬥,都能從容而優雅,靠著主的恩典,分辨行善的誘惑,經歷上帝所賞賜的平安!

註:Immanuel Kant,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Hrsg.: R. Schmidt (Hamburg: Meiner, 1976), B 833-837.

參考書目:彼得‧杜拉克,《行善的誘惑》,吳程遠 譯,(臺北:遠流,20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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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與政治

上帝會如何看待“平庸之惡”?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言與思專欄2022.02.21

王敏俐

艾希曼大審判

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 1906-1975) ,一個充滿故事與歷史張力的政治思想家。

生命中有時最困難的,是撥開情緒與謊言,去看見浮誇與媚俗之外的歷史真貌。這也是為什麼,漢娜•鄂蘭成為了我很欣賞的政治思想家。

作為一個二十世紀的猶太裔知識分子,漢娜•鄂蘭出生於德國,紮紮實實地接受德國學院式的哲學思維訓練,在納粹時期輾轉逃亡至美國。

1924年,芳華正茂的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 1906-1975)
1924年,芳華正茂的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 1906-1975)

漢娜•鄂蘭的一生充滿故事與傳奇色彩:與哲學大師之間苦澀而甜美的師生戀,納粹時期顛沛流離的猶太人逃亡之旅,二戰後作為《紐約客》記者前往耶路撒冷報導納粹戰犯阿道夫.艾希曼(Otto Adolf Eichmann)受審全程,為二十世紀的納粹對猶太的迫害史進行了一個直面而清醒的思考與論述。

前納粹高官阿道夫‧艾希曼曾說過:“我必須告訴你們,我一點都不後悔”。──

他是納粹德奧合併(Anschluss)前納粹黨衛軍少校,在二戰時期,艾希曼是“猶太人問題的最終解決方案”(Endlösung der Judenfrage)的組織與執行者之一,負責將歐洲各地的猶太人運至集中營進行大屠殺。

艾希曼雖然沒親手殺死過一個猶太人,也沒有將他們推入毒氣室致死,但是若沒有艾希曼運輸猶太人與修建集中營,也不會有如此悲痛的屠殺發生。二戰之後,艾希曼隱姓埋名,流亡至阿根挺,最終在16年後,被以色列特工發現,將之強行運至以色列。

1950 年,阿道夫.艾希曼(Otto Adolf Eichmann)化名里卡多•克萊門特 (Ricardo Klement) ,用意大利紅十字會簽發的紅十字身份文件,進入阿根廷。1960 年為以色列特工綁架接受審判。

1961年4月,艾希曼開始在耶路撒冷接受審判,被指控反人類罪等十多條罪行。當鄂蘭知道艾希曼即將在耶路撒冷受審,便毛遂自薦為《紐約客》報導全球注目的艾希曼大審判。

在審問中,艾希曼面對犯罪的指控,都以“一切都是奉命行事”回答。艾希曼認為在整個屠殺過程中,自己不過是一個奉命行事的公務員,既沒有直接參與屠殺的動作,也非法律的制定者。

1961 年 4 月 11 日至 8 月 15 日,歷經數月的審判,阿道夫•艾希曼(在玻璃亭內)被以色列最高法院判處死刑。這是以色列迄今為止唯一被判處絞刑者。此照片收藏於以色列國家新聞辦公室和美國大屠殺紀念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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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端之惡與平庸之惡

在整個審判的過程中,鄂蘭發現,艾希曼的所作所為,既不是出於仇恨猶太人,也不是因為本性惡劣而屠殺成千上萬的猶太人。甚至在家庭生活中,艾希曼甚至可能是一個好父親,好丈夫。某種程度說來,艾希曼不過是像普通官僚,盡自己職責不經思考地盲從上級交代下來的例行公事。

“艾希曼背後代表的問題是,他並非心理變態或有虐待狂,他是如此平庸的一般人,如同你我,而這才是真正的可怕。從我們的立法機制或是道德倫理的層面來看,這樣的平庸,比所有暴行的集合更加可怕”。(註1)

鄂蘭所指的平庸,並非意指平凡,而是在面對極權體制與不公義時所持有的保留、不反思、不作聲的持平態度。相較於希特勒之輩的“極端之惡”,艾希曼更像是一個在體制中選擇不做進一步思考,單單盲從隨俗,跟隨體制沒有深刻自我覺悟的運作齒輪。

這樣的思考無能,其實是普遍的存在每一個個體生命之中。

也許我們沒有像艾希曼一般,戲劇性地站在一個歷史的交鋒點,以致於自己的“平庸之惡”,被整個世界攤在顯微鏡下透明徹底地剖析、審判,但是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又何嘗不是充斥著各種無力擺脫的平庸之惡?

比方說,我們沒有意識到的生活方式與消費形態,正在造成對弱勢族群的剝削;圖一己之便的塑膠包裝,造成環境永久性的污染;在現實生活中,因為無能與懦弱造成知善卻不行動;在成長過程中,當他人遭遇霸凌時因恐懼所選擇的沉默;明知身旁的人需要救恩,卻因為害怕被對方拒絕而選擇不分享福音,以避免尷尬……

種種埋藏在我們黑暗心裡的平庸之惡,隱藏在我們記憶深處的未顯之惡,知善不行所累積的惡,都如影隨形地纏繞著我們。

上帝如何面對平庸之惡

作為一個基督徒,當然,除了將我們的局限與過犯帶到上帝面前認罪,求祂以寶血洗淨,我們沒有別的出路。

然而,我更好奇的是,上帝如何看但我們這些無能又渺小的人類每分每秒所犯下的平庸之惡?

聖經中有無數寶貴的例證,足以使我們以多重角度來思考上帝的心意。而我在這裡,只是非常片面的,想從兩個角度來做一些相當局限的思考與想像。

第一個角度是耶穌所提出的好撒瑪利亞人的故事(參《路》25:36)。

面對一個遭遇強盜落難的弟兄,前面兩位神職人員因著走在自己例行公事的軌跡上選擇忽略弟兄的需要,如同沒有自覺的齒輪一般,沒有深思與醒悟地繼續執行前進的動作。而後來經過的好撒瑪利亞人,成為了一個獨立思考,自覺的活人,對於整個停滯不前的局面開創了一個突破的行動,這個行動帶來了一個生命被珍視的價值。

耶穌以這個故事挑戰我們的平庸之惡,邀請我們停下我們知善不行的惡,呼召我們去“看見”我們的“鄰舍”。

另一個角度,是上帝對無知者的憐憫與介入。

當尼尼微罪大惡極之時,上帝仍然顧念城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十二萬多人。以至於,當祂要施行審判之前,他呼召了百般不情願的約拿,去呼籲尼尼微人悔改(參《拿》1)。

從平庸之惡的角度來看,我們每一個人都是需要時時刻刻被聖靈擦亮眼睛的好撒瑪利亞人,我們每一個人也都是在尼尼微城中不知左手右手的人,每一天藉著上帝的憐憫與介入,以助我們從平庸之惡中醒悟過來。

當鄂蘭以《紐約客》記者的身份,前往耶路撒冷報導艾希曼受審全程時,身為猶太裔的她,本可以以悲情為訴求,無限地放大、膨脹艾希曼在整個屠殺過程中的種種惡行,來操作出沸騰的種族情緒,炒作一場猶太民族的舐傷集體崇拜。但是,她選擇擺脫浮誇與媚俗的史觀,深刻地看見另一種潛藏於人類生命的最罪惡本質:平庸之惡。

這樣的平庸之惡,存在於艾希曼的血液中,存在於她的血液中,也存在於每一個個體的生命之中。

然而,上帝到底會如何看待平庸之惡?現在的我們,又正耽溺於什麼樣的平庸之惡?

註:

1、 Hannah Arendt, 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 (NYC: Penguin,1994),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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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與政治

在默克爾的華麗轉身之後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言與思”專欄2021.12.20

王敏俐

3首告別曲目

2021年12月,任職長達16年之久的德國總理默克爾(又譯梅克爾)告別政壇。

在告別總理默克爾的聯邦國防軍樂火炬儀式中,默克爾選擇了3首對她意義重大的曲目,由德國國防軍樂團來演奏。這3首曲目分別是東德時期的龐克風流行樂、西德60年代的浪漫香頌(香頌,法語“chanson”,意為歌曲,是法國世俗歌曲的泛稱,編註),以及18世紀的一首聖詩《聖潔的上主,我們稱頌你的名》。

若說東德時期的龐克曲描述了默克爾的成長背景與過去,浪漫香頌描述了她這些年在政壇中的華麗冒險,那麼她所選的最後一首詩歌《聖潔的上主,我們稱頌你的名》,則是她在這些年政壇中的驚濤駭浪裡,一次次經歷上帝帶領的感恩與回應。

信仰,從不隱瞞

默克爾並不是一個善於自我包裝行銷,炒作流量的政治明星,筆者依然清楚記得,學生時代在德國國會裡旁聽基民黨內部黨團會議時,默克爾針對國防與財政的簡潔演說。她的演說鮮少脱稿,也沒有贅詞,只是簡單扼要地對整個財政與外交政策的方向,表達清楚的界線。

對於媒體而言,默克爾低調而神秘,卻始終在重要提議中擲地有聲,她的這一份人格特質,從何而來?

出生自新教牧師家庭的默克爾,從來沒有刻意隱瞞過自己的信仰,她甚至多次公開表明,信仰在她生命中的重要性。

從西德到東德

默克爾出生於西德的漢堡,他的父親是路德宗的牧師,在二戰戰敗後的德國,由西德被差派至東德,在一個對於信仰並不友善的環境中服事神。默克爾的母親本是一位英語與拉丁文教師,因為先生的牧職而被禁止在當地教書。

有人曾問默克爾的母親,為何要從西德搬到東德去,母親的回答非常簡單:“身為基督徒,我們的角色就是幫助其他基督徒。有些人為了宣揚基督信仰去了非洲,為什麼我們不去這個國家的另一邊呢?”(註1)

在父母單純的信心與勇氣下,出生於西德的默克爾,在德國東北的一個小鎮裡成長,這樣一個環境,陶塑了默克爾的信仰,以及她低調、謹言慎行、自律、簡樸的生活態度。而東德成長的背景,也成為默克爾一生從政不可抹滅的一個政治符號。

信仰,使政治決策更容易

在哈佛大學的畢業演說中,默克爾曾鼓勵即將進入社會的畢業生要常常問自己:“我做的這些事是因為它是對的,還是只因為這是可行的?”(註2)而這一份反思與道德勇氣,也反映在默克爾的執政風格中。

筆者以為,信仰更多帶給默克爾的,是一個清晰的藍圖,因著這個藍圖,她願意去貼近造物主對於一個國家的計劃與使命。

她曾在接受《南德日報》專訪時表示:“宗教信仰是我和許多人看待人性尊嚴的一個基礎。我們看自己為神的創造,這個價值觀帶領我們的政治行為。因著我的信仰,許多政治決策變得更容易做決定。”(註3)

這些政治決策有:全球金融風暴後,默克爾在眾多歧議中,主導歐元區建立常態性的紓困機制;在阿拉伯之春後,面對自中東北非的難民潮,她毅然開放德國接待難民湧入;在同婚法案中,公然表態反對,並投下反對票;在日本311大地震後,看見工業國在全球環境中的影響力,制定廢核政策。

……

默克爾的一生並不完美,從信仰的角度而言,她也並非無可指責,但是我們依然可以從她一生的政治生涯中思考:信仰可以帶給一個人,一個國家,甚至是一個世代的影響。

在一個後基督教時代裡,當基督信仰成為大眾文化與媒體所嘲諷的文化符號時,也許默克爾低調溫和、卻又不妥協的堅持,可以給陷入困境的基督徒一些不同的啟發與思考。

註:

1.Kati Marton:The chancellor: the remarkable Odyssey of Angela Merkel, p.5

2.https://news.harvard.edu/gazette/story/2019/05/at-harvard-commencement-merkel-tells-grads-break-the-walls-that-hem-you-in/

3.https://evangelicalfocus.com/lifetech/1042/Merkel-Faith-in-God-makes-many-political-decisions-eas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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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與政治

在破碎與衝突中,成為光和鹽的居所

王敏俐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言與思専欄2019.6.24

基督徒该如何面對政治?政治為何常常成為基督徒的禁忌與苦惱?

從當今媒體熱點議題可以知道,身為基督徒,我們不可避免地會在各種議題中,被貼上標籤甚至被迫選邊站。我們都渴望遵聖經的教導而行,但是在新約聖經中,關於如何面對政治議題,彷彿除了耶穌所說的“讓該撒的歸該撒、讓上帝的歸上帝”,“你們是世上的鹽、世上的光”類似這些抽象的表述之外,我們似乎很難找一個標準答案,去面對所處世界的衝突與掙扎。

“我們是否該參與政治?” “對於我們不讚同的在上掌權者,何事該順服,何時該抵制?”…… 不同的講法,可以引出完全南轅北轍的行動。這無疑使許多基督徒陷入困惑。但我們無法在亂世中全然靜默、旁觀,也不願在權力與恐懼的操縱中迷失自己。

若果政治是人類在這個充滿局限與罪性的世界中,對於自由、平等與公義之最竭力的探索,那麼我們終將會發現,沒有完美的政治人物、沒有完美且不帶情緒操縱、個人野心的政治訴求。這也是靈修大師梅頓在他的靈修手記《傳統與革命》中的洞見:

“政治革命的意識形態除了外表之外,永遠不會改變什麼。暴力會發生,權力會由一群人轉到另一群人手上,但等到塵埃落定,所有的屍體都埋到地下之後,情況基本上會跟從前一樣…… 因為人的革命不能改變什麼。”(註)

地上之城總渴望在政治與領袖的崛起之中,遺忘以往的歷史與傷疤,找尋新的救贖。某些基督徒在這樣的潮起潮落中,卻有做出與眾不同的選擇的眼光與力量。如潘霍華面對納粹依然忠於自己的呼召,又如特蕾莎修女在南斯拉夫戰區陣線上救出無辜婦女兒童,也如曼德拉在南非執政時逆流而行的饒恕與和解……

但事實上,這些名人的臉譜與見證猶如兩刃利劍,我們謳歌他們美好的見證時,也容易有意無意地忽略他們人格及信仰的缺失面,使他們成為一種童話式的、高大全的形象。

也許,基督徒的參與政治,最美也最真實的,是眾聖徒在無人之處微弱而堅定的代禱,在善與惡的交叉點上因著信而選擇的堅持與捨己,在追求謊言與包裝的世代,以過一種為這個世界所陌生的、誠實而透明的團契生活為核心,彼此守望,成為光和鹽,或許這就是主耶穌在苦難、扭曲、碎裂、衝突的世界中之居所。

我相信,一個個體因著信與順服的生命見證,會帶給這個世界始料未及的震撼。雖然有時這樣的生命,單憑肉眼並不能認出來。

我想起在學生時代發生的一件小事。我曾經在編採營會中主編過一本小刊物,刊物名為“瘡世紀”,為何取此名,是因為當時我深深感覺到,大到國際政治,小至每一個家庭,這個世界有許多的傷害、衝突與眼淚,如何面對歷史與生命的傷痕?我相信唯有正視瘡疤,處理傷口,才有可能走出悲劇的循環,衝突與傷害才有結痂與療癒的可能。於是,帶著這樣的理想,我想出了這個刊名,並和我的小組開始了為期一個禮拜的刊物製作。

有趣的是,在營會總結時,當時的評審(皆為資深媒體人)對其他小組的刊物,提出了許多鼓勵與讚美,唯獨對我們小組的刊物給予非常負面的評價:“《瘡世紀》這本刊物以如此低俗、醜陋、不入流的詞彙來命名,降低了這本刊物的水平,是最大的敗筆。”這個評價令我很意外。因為,我沒想到,一本本著願意揭開、思考生命瘡疤的學生小刊物,竟然會給一個主流媒體人產生這樣的刺激。

事實的確如此。當基督徒願意以彼此相愛、彼此守望的心志,敞開心中的瘡疤、挑戰所處環境的謊言與糖衣時,似乎是對這個世界投下一顆顆心靈震撼彈,儘管有時這種震撼表現出來的是在那個當下,他們以否定與批評來回應。

我們的生命若沒有耶穌基督的介入,不過是一場息事寧人的自欺。作為基督徒,即便世界會因為光的刺眼將我們推開,即便帶著傷痕的人們,會因為基督徒的“鹽”刺激到他們的傷口而選擇抗拒,但是,當我們靠主恩典來真實跟隨主時,那麼毫無疑問,我們已經在碎裂與衝突的失序世代中,成為了光和鹽的居所。

註:

梅頓,【默觀的新苗】,基道出版社。p.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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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與政治 生活中的信仰

川普時代,基督徒該歡呼或警醒?

王敏俐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 天下事 專欄 2016.11.09

編按:2016年11月9日凌晨,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唐納德·川普(Donald Trump),以 279張的選舉人票,成為美國第 45 任總統。

美國總統大選在一陣喧嘩之中落幕了!

全球觀眾陪伴美國人走過一場跌宕離奇的選戰之路。當結局分曉,在群眾的歡呼與唏噓之中,帶著反對者的質疑與支持者的期待,新任總統川普(又譯特普朗),在70歲高齡登上了美國總統的寶座。

打破僵局,重返榮耀?

政治素人川普的當選,從政治學的角度來看,頗有先破後立之姿:其顯明了美國選民對菁英政治的失去信任,為了突破以往美國政壇常規建制性的政治瓶頸,而嘗試一種舞臺式英雄的選項,並盼望這個帶著激情與瘋狂的政治領袖,能帶領美國重返榮耀!

美國的總統制政體賦予總統極大的政治權力。這也是為什麼,過往美國的基督教文化傳統在政治的穩定過程中,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力。

19世紀的法國政治家托克維爾(Alexis-Charles-Henri Clérel de Tocqueville,1805-1859。編註),曾對美國的民主政體有如下觀察:

“宗教在美國並不直接參與政府的運作,但是影響之大應被視為該國政治的第一機構……一個社會的治理鬆懈時,除非人民的道德相應加強,不然這個社會無法逃脫毀滅的命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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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以利益為中心的總統拉鋸戰

奧古斯丁曾說:“如果沒有正義,政權是什麼?不過是有組織的強盜罷了!”(2

然而,在後現代潮流的影響下,民主政治不再根據一個超然的價值體系或道德標準來衡量孰是孰非。一切的政治規則,皆繞著不同族群選民的利益打轉。

這次的美國總統大選也不例外。

從選民的觀點看,選票只走向“候選政策能提供給該族群與黨派的利益”,不問這個提出政策的候選人真正會帶給國家什麼樣的影響。從候選人的角度來看,川普與希拉里在道德與過往行徑上,都遭到相當大的質疑。

當政治人物彼此把臉皮撕破後,醜陋的吃相便一覽無遺,彷彿訴說著:“是的!我就是犯罪!我就是說謊!我就是醜聞纏身!但是,我能把你所要的好處帶給你……”

在利益的蠱惑之下,我稀奇兩派支持者的堅立態度:候選人負責說謊;選民們負責圓謊、造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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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國可能透過政治手段實現嗎?

若我們把焦距縮小,單單來看美國基督徒面對此次大選的態度,也不難看到教會把對神國的期待,投射在候選人的政策上——期待一個政治人物的當選可以重振美國失落的信仰。

曾經為尼克森總統擬定競選策略,順利將他送入白宮的幕僚寇爾森(Charles Colson, 1931-2012。編註),以過來人的姿態回應基督徒對政治烏托邦的想像:

“許多信徒以為我們只要多多選舉信徒擔任要職,便可迅速收回改革之效……表面上這個方法似乎是挽救道德狂瀾的最佳捷徑,但實則是過度簡化的危險論調.”

“這種企圖以政治手段解決道德問題的作法顯然對政治、對屬靈之事都有誤解,對人的能力寄以太大希望,對神之統管萬有太過缺乏信心。” (3

川普當選,基督徒該歡呼或警醒?

那麼,基督徒如何面對政治局勢的變宕與起伏?

兩千多年前,面對彼拉多的受審之時,耶穌曾經回答道:“我的國不屬於這個世界。如果我的國屬於這個世界,我的僕人們早就會爭戰,不讓我被交給那些猶太人。但如今,我的國不在這裡。”(《約》18:36, 中文標準譯本/CSBT)

對於教會而言,真正的挑戰是,我們如何看待上帝在地上的教會。教會是否應該以一個利益團體的姿態入世,與政黨進行利益的掛勾與妥協,為了使上帝的國度透過政治手段來實現呢?

答案必然是否定的,上帝託付給教會的使命,乃是以聖經的原則,在一切的政治環境中超然獨立,堅定上帝所教導我們的道德標準,以及耶穌所託付給我們對於身旁鄰舍的真實關懷。

這些重要的使命,一旦我們與政治掛勾,便失去了客觀立場。

教會領袖尤其需要警醒,不可小看政治權勢對我們生命軟弱的試探。屬靈領袖在上帝面前,肩負著更大的責任——若是利用教會會眾對我們的信任,試圖操縱、影響教會對政治的立場,我們在上帝的審判台前,要如何站立得住?

主耶穌面對地上的政治勢力時,早已清楚表明祂的國不在地上!

基督徒並非不能參與、投入政治活動,而是要清楚明白教會在政治局勢中的超然立場。上帝國度的建立,不該靠任何一個受造之物的崛起,也不該利用任何一個政治浪潮的鋒芒!

福音的廣傳與教會的復興,惟靠上帝子民的清心悔改與聖靈工作的大能。

註:

1. Sydney E. Ahlstrom, A Religious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2),386.

2. St. Augustine, City of God (Image/ Doubleday, 1958), 88.

3.寇爾森,《當代基督教與政治》,陳永譯(台北:校園,1992),250-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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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與政治

赤腳政治學

本文原刊于《举目》61期

王敏俐

       我讀研的時候,在德國國會裡實習,分別在德國兩大政黨SPD與CDU的國會議員手下工作過,故而得以比較兩個政黨的執政風格與政治文化。還記得,一位左傾社會民主黨議員,不喜歡大家以下屬的身分與他相處。與他說話的時候,不必用尊稱(德文的Sie),只需使用同輩用語(du)。這位平易近人的議員,不因為實習生只是學生,就不當一回事。他慎重其事地把我們的手機號碼記在他的手機裡,也告訴我們他的號碼,是一個從小處實踐信念的政治人物。

為政治,還是靠政治而活?

            社會學家韋伯,在其著述《政治作為一種職業》中,提到兩種政治人,一種是為政治而活,一種是靠政治而活。為政治而活,是將整個生命奉獻給政治;靠政治而活,則不過是以政治維生。韋氏提出這樣一個理論:唯有為政治而活的政治人,才能靠政治而活。

            筆者與國會中的一些政治人物,討論過這個問題:作為政治人物,究竟是為政治而活,還是靠政治而活?有的政治人物想都沒想過這個問題,也有人答得熱血沸騰。

            其實,靠政治而活,或者是為政治而活,都很危險。在韋式框架中,理想的政治人必須具備3種品格:切實的熱忱,責任感,與一定的遠見。一個靠政治而活的人,沒有遠見與辨識力;一個為政治而活的人,容易批評,不懂建樹。從政者必須在兩極的光譜之中,尋找一個平衡點。

            政治,到底是什麼?我們的著眼點,該落在政治的理念、政體的實踐,還是政治人物的表現?若我們撥開層層媒體與謊言的包裝,政治,還剩下什麼?身為基督徒的我們,該如何在重重政治險礁之中,找到一個合適的定位,榮耀主名?

 反映出一個民族的價值觀

           已故捷克總統哈維爾,笑看媒體為他塑造出走調的神鬼傳奇:“我總震驚於電視導演和編輯怎麼擺佈我;震驚於我的公眾形象竟更需要仰賴他們,而不是我自己;震驚於電視上一個得體的微笑,或一條合適的領帶是多麼重要;震驚於電視怎樣強迫我,儘量簡單地以調侃、口號或恰到好處的尖刻,來表達我的思想;震驚於我的電視形象多麼輕易地與我本人風馬牛不相及。”(註1)

           身為政治人,為著生存,作秀或許是必要的。然而明眼人都知道,真正的戰場不在舞台上,不在麥克風前,也不在攝像機的方格裡。包括美國總統歐巴馬在內,沒有一個政治人物的權柄,大到足以扭轉這個世代。政治,是對於公義與真理的追尋;是在不同利益與訴求的角力之中,重組資源分配。

           一個國家的政治格局,赤裸裸地反映出,一個民族靈性生活與價值判準的原始相貌。

            以德國為例。德國國會屬內閣制,依據德國憲法,國會議員有權利與義務,代表他的選區與政黨的利益:在總理、總統以及聯邦憲法法官選舉時,參與表決;在總理失職時,投不信任票;在委員會裡提出草案;參與立法的表決……

           值得注意的是,德國的議員從來不單槍匹馬,在媒體前面搶鋒頭。在多數議員背後,有強而有力、資源豐富的黨團會議,維護著整個政黨步調與政策的一致性,分配每一個議員在國會中的定位與領域,整合全黨做出一致的決策。筆者因而見識到了一個成熟民主國家議員的大器與格調──清楚知道自己定位,不喧鬧逾矩、不搶媒體鏡頭……

           不過,再縝密的制度,再良善的傳統,政治人物也是人,有血有肉、有悲有喜、有罪有限。權力遊戲的鬥獸場上,人若不能戰勝慾望,擔起時代的使命,便會在其掠奪下,死無葬身之地。所以,基督徒必須謹慎。

基督徒的赤腳政治學

            筆者認識了一位可愛的議員──回到辦公室,他第一件事是脫掉鞋子,赤腳敞遊。於是辦公室的其他成員,也赤腳辦公。

            聖經中,有兩位出名的赤腳人物。不過,他們打赤腳,不是為了放鬆,而是上帝的命令。第一位是帶領以色列人與埃及法老對抗的摩西。他在荒野牧羊多年後,上帝向他顯現,對他說,把你腳上的鞋脫下,因為你腳所踏之地,是聖地。

           第二位是帶領以色列人出曠野、進入應許之地的約書亞。他繼摩西之後,領受使命。聖經中多次提到,上帝對約書亞說:你不要懼怕,也不要驚惶。可見,獨挑大樑的約書亞,心中何等戰兢、恐懼。在靠近耶利哥城的時候,耶和華軍隊的元帥對約書亞說:把你腳上的鞋脫下,因為你所站的地方是聖的。

            寇爾森在《世界觀的故事》中提到:“我們對這世界的看法可以轉變世界。我們所採取的每樣行動,不是製造人間地獄,就是幫助人預嚐天堂滋味;不是助長世界更破碎,就是與上帝同工,轉化世界,以表明祂的公義;不是促進撒但的統治,就是奠定上帝的王權。我們對真、善、美、錯的信念,形成我們的抉擇,我們的抉擇體現我們的世界觀。”(註2)是的,我們每個人、每個基督徒,都在自覺或不自覺地影響這個時代,影響國家政治。

             因上帝的呼召,摩西將上帝的子民“帶出”世界;約書亞則是將他們“帶入”上帝所應許的國度。今日,改變這個世界的價值觀、風氣,也是上帝給我們的呼召。關鍵是,我們是否意識到上帝的心意:把你腳上的鞋脫下,因為你所站的地方是聖的?

            在聖經中,凡奴隸都是不穿鞋的。唯有降服在上帝面前,願意放棄自己的主權,讓上帝改變、破碎自己,才能為主做工。一個基督徒,可以表達政治立場,可以從政,但是我們面對政治的態度,卻要超越韋伯所提的框架──基督徒既不應該靠政治而活,也不應該為政治而活。

            若是我們單以政治理想為異象,以推動法案、挑戰當局為目標,以意識型態決定是否認同,必然要捲入政治與媒體謊言的惡性循環裡。且在審判台前,顯露我們的自欺欺人和不光彩的動機。

            一位傳道人說,基督徒是世上的鹽,不是躲在鹽罐裡的鹽。基督徒,當然可以,也應該在道德失格的今日,表達聖經立場,參與政治事務,按著上帝的呼召與託付,將這個世代“帶出”與世界相合的世界觀,“帶入”上帝所喜悅的世界觀裡。

            有些人像摩西,迫不及待地想要為主發聲;有些人像約書亞,不想面對衝突,卻被推到麥克風前強迫表態。不管哪一種,我們持守的,都不是今世之子的政客伎倆,乃是“基督徒的赤腳政治學”──降服在上帝面前,不靠政治而活,也不為政治而活,而是脫下意識型態,查驗內在的動機,拿起時代的麥克風,為主發聲。

註:

1.瓦茨拉夫•哈維爾,《政治,再見》,林宗憲等譯(台北:左岸文化,2003),p. 117-118。

2. 寇爾森/皮爾絲,《世界觀的故事》,林秋如、林秀娟譯(台北:校園,2006),p. 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