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類: 女性心靈關顧

王敏俐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言與思專欄2024.11.04

告別不了的國族記憶

2024年華人文學界一件標的性的事件，是作家齊邦媛老師息了地上的勞苦，完成了她人生歲月的巨河之旅。我們告別了她，卻告別不了那一代的國族記憶。

齊老師出生在中國東北，親身經歷抗日戰爭、國共內戰與國民黨遷台整個大時代顛沛流離。她在戰亂中的武漢求學，二戰後輾轉來台，畢生奉獻文學、教學，年過8旬才坐下來寫自己的回憶錄。

85歲時，齊老師出版回憶史詩《巨流河》，戰役中的倖存，形塑了她一生堅毅的型格：少女時期與張大飛的愛情故事，成為她面對後來波瀾人生的養分；婚後的工作隨著任職於鐵路局的丈夫羅裕昌搬遷移轉，在不同角色職分的變換與生活的流轉，卻從未失去自我。

《巨流河》寫的，雖然是20世紀華人顛沛流離的戰亂史，也記錄了在烽火之中，與齊老師相遇的每一張熾熱的臉孔與鮮活的靈魂。宏大敘事的客觀歷史與個人生命的內在歷史交織：外在的客體記事是編年史裡一年一年刻度的年輪，是一串串的數字與統計；內在意識所承載的歷史，卻是人與歷史洪流之間的抗衡。

內在心靈與主流世俗一次次的對話與角力，順服妥協有時，反抗掙紮有時。它們彼此互相牽引交織，形塑了我們生命深處的記憶。正如耶魯大學教授沃弗在《記憶的力量》中貫穿的一個重要的核心資訊：我們對自己的定位與認同，常常是取決於我們如何詮釋與理解我們的記憶，以及我們如何把自己對記憶的重新定義放在我們面向未來的盼望裡。

啟示的意義

事實上，在兩岸的歷史文學創作之中，對日抗戰之顛沛流離、國共內戰之彼此內耗，以及國民黨遷台之後，兩岸各自後續的腥風血雨為素材而創作的報導文學、傷痕文學等，並不在少數。作為讀者，我們感謝這些創作忠實呈現出來的，那種對於記憶的敘事與歷史烙印的詮釋，那深刻而真實的，對於大時代無法掩蓋的餘怨與悵惘。

然而，齊老師撰述的《巨流河》，其獨到之處，卻是一份面對歷史洪流哀而不傷的高貴與尊嚴。

齊老師在武漢就學期間，受計志文牧師的呼召信主；早逝的靈魂摯交張大飛親贈的聖經，則一直陪伴在她的身旁，成為她面對人生悲歡離合的生命之糧。一個基督徒面對自己的故事時，可以忠於歷史的跌宕，卻仍舊在人性黑暗之處仰望的星空——在巨流河之中，齊老師筆下一次次地紀錄，上帝的話語如何地陪她走過悲歡歲月。

就神學意涵而言，基督教的苦難記憶，是一段連結過往與未來的橋樑。它不只是一個人面對歷史的獨白，而是陪伴帶領不同世代面對苦難的一張索引，一份共鳴。用德國天主教神學家默茨的說法，苦難的記憶：

“企圖讓一個人獨有的未來，成為世上受苦、絕望、被壓迫、受傷害和毫無價值的人可以預見的末來……

“這段苦難的記憶不會冷漠地聽任其指引的政治生活，參與種種社會利益和權勢的競逐。這段苦難的記憶將一種新的道德想像帶入政治生活，對他人苦難萌生新的眼光，這樣的眼光理當要成熟蛻變成一種寬宏大量、不計得失的偏護，引導人為弱者和無人為其發聲者挺身而出”。（註1）

當客觀的外表歷史與內化在心的意識與記憶碰撞，我們如何正確而公義地篩選記憶，使得過往，成為走向盼望而不是苦毒的一座橋樑？上帝的同在與祂話語的啟示，如何內化成為我們生命的力量與安慰？

也許正如尼布爾在他的著作《啟示的意義》所論述的，為了理解當前的處境，我們所需要的是一張地圖，來描繪我們正旅行在其中的，那片獨一無二無法複製的領土；我們需要牢牢記住自己從哪裡來，以及我們要往哪裡去。

在啟示的光照下，基督徒看見了世俗架構之外，生命的另一種可能性，是那位在歷史場合中顯示自己為生命與死亡之主的人的可能性，一個新自我或新社群重生的可能性，一個重生的餘民的可能性。在這段歷史中，我們試圖理解的不是歷史的過往如何在現在的當下重演，上帝話語的啟示就像這樣一張地圖，用來幫助我們定位現在，導航未來。（註2）

註:

1. Johann Baptist Metz, Faith in History and Society: Toward a Practical Fundamental Theology, trans. David Smith (New York: Seabury, 1980), 117-18.

2. H. Richard Niebuhr, The Meaning of Revelation (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 1960), 80-96.

參考書籍：沃弗（Miroslav Volf），《記憶的力量：在錯誤世界邁向盼望》（The End of Memory–Remembering Rightly in a Violent World），吳震環譯（新北：校園，2022）。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2024.06.05

王敏俐

現場一：背後的動機，不一定是良善

一個在熱戀中的女孩，細心、耐心地照顧男友病榻上的母親，她的動機是什麼？是愛屋及烏，還是處心積慮地展現自己的價值，證明自己值得愛？

一個生活在儒家傳統、孝道文化中的男孩，愛上了寡母所嫌棄的女孩，又在掙紮擺盪中失去了對方，這可否稱為懦弱？

近期在華語世界熱播的台劇《不夠善良的我們》，從婚姻、兩性與職場的角度，提醒著人們：在我們看到的層層表像背後，更需要探討的，是行動的初心。我們該如何須面對內心深處，那不夠善良的我們？

小至善惡兩難抉擇的生活場域，大至更加複雜的職場與社會，我們在道德與內心渴望之間，總存在著層層堆疊的掙扎與拉扯。管理學大師彼得·杜拉克，在他的小說《行善的誘惑》中，用一所天主教大學的行政與教學兩個體系產生的衝突，探討理想的價值觀與醜惡的人性之間的張力。

美善的初心，進入被罪污染的世界，會遇到什麼樣的試探與誘惑？不夠善良的我們，面對撕裂的世界觀與生存法則，能否找到共存共容的空間呢？ 

現場二：來自良善的動機，可能最終把自己搞得一塌糊塗

在杜拉克的小說裡，一個天主教大學校長，因知人善任、擅長管理，使一所學術平庸的大學，躋身一流高等學府。然而，在錯綜復雜的人際網絡中，當一個善行與另一個善行衝突，目標與利益無法達成共識時，終究陷入了善惡的糾纏與矛盾。

秉著單純的善意與小小的內疚，校長試圖幫助一位不被續聘的助理教授，尋求其他教職。而這個善意的舉動，被流言渲染為不尊重學術專業評估。更慘的是，被解僱的教授夫人寫黑函，控告校長縱容大學中“反天主教勢力”的發展，並且造謠其私生活不檢點……

當靈魂的關懷與學術的追求相互矛盾，只能擇其一時，該給一個學術成就不高，但是懷有教育熱誠、關懷學生生命的教授續聘，還是應該讓其他在學術上有所建樹的新血加入教職團隊？作為一個大校的管理者，應該把學校引導向一所頂尖的“天主教”大學，還是天主教“大學”？背後的動機與可能的誘惑，又是什麼？

杜拉克以這本小說，對管理學進行哲學上的思辨：管理學無法突破的瓶頸，並非存在於管理學理論本身，而是在實踐過程之中，如何在相悖的價值觀之間，坦然為所信仰的價值觀付上代價。

現場三：選票投給耶穌如何？

隨著投票日期越來越逼近，2024美國的總統選舉進入白熱化的階段。全世界的眼睛都在看：美國傳統的民主精神與後現代浪潮之間的角力，又將迸出什麼樣的火花？

讓我們撇開兩個政黨以及候選人的優劣，一起來思考，在這一場充滿爭議、衝突卻又不乏喜感的選戰之中，該如何找到自己的定位？

許多公開表態的基督徒，不管支持哪一方，都發現自己被轟得頭破血流。當我們把聖經中理想的價值觀與世界觀，放在一個有罪的世界中時，必然會產生嚴重的碰撞。那麼，基督徒該成為戰場上的砲灰，還是在模糊的界線裡尋求自保、全身而退？

當我們面臨政治方面的抉擇時，不夠善良的我們，又可能面臨哪些行善的誘惑？

面對手中的選票，基督徒也在試探之中往來徘徊。我們應該做一個“基督徒”政治參與者，還是一個基督徒“政治參與者”？

前者執著於以清潔、誠實的品格，以基督為中心，來思考與參與政治事務，但所做的選擇（例如，在投票欄裡，選擇不投任何一個政治人物，或者寫上投給耶穌），並不能發揮實質效用。

後者為了達到良善的結果，願意選擇“必要的”取捨與手段——哪怕這些方法是“屬世的”，但是最終能達到影響政治的目的。

而大多數的人，則在兩端中間遊走，舉棋不定。

選票給基督徒的誘惑，可能還有一種“我可藉著手上的選票掌控世界”的權力感。這種錯覺，容易使我們將自己的是非判準絕對化，將我們的意志、情感與自我認同，與我們所支持的陣營緊密連結，以致在立場的角力之中，教會分化、信仰群體使命失焦。

事實是，雖然我們擁有投一張選票的權力，但是人永遠無法與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智慧相比。上帝對個人與國家的計劃，也超越我們所能衡量的得失，超越我們的權謀。如《撒母耳記》中，上帝使用一個小小牧童，就打敗了巨人哥利亞。

現場四：如何在道德與人性的尊嚴中，找尋一條出路

回到最初始的提問：無論在個人生活、職場，甚或政治公共領域，面對充滿糾結的人生考題，不夠善良的我們，該如何避開行善的誘惑，去做出那看似微小，卻又大又難的決定？

德國哲學家康得在他的著作《純粹理性批判》中，一直渴望在道德與人性的尊嚴中，找尋一條出路。在這裡，讓我們以信仰為脈絡，反思他的3個終極提問，或可給我們一些智性與靈性的曙光（註）：

×問題一：我能知道什麼？

“我能知道什麼？”（Was kann ich wissen?）這是康得提出的第一個提問。

這個問題，其實是為人類生命可感知的事物，設出一條界線。在我們的經驗所知之外，有一片更寬廣的無知。作為基督徒，承認一切都不在自己的掌控之中，而在上帝的手中，是我們答對人生考題的起點。

在台劇《不夠善良的我們》中，寡母對獨子的掌控，造成了兒子婚姻的悲劇。小說《行善的誘惑》中，神父校長試圖以善行來緩解人之間的張力，卻使自己限入更大的僵局。面對今日的民主政體，相信選票可以改變國家的屬靈狀態，則是本末倒置的錯誤信念。

×問題二：我應該做什麼？

“我應該做什麼？”（Was soll ich tun?）是康得提出的第二個問題。

他認為，我們應該在理性的範圍之內，符合道德的規律。然而，我們或許以為自己很理性，但我們其實常常離理性很遙遠。特別是在一個充斥大量資訊、生活步調疾速的時代，每個人的內在都有很深的躁動。我們被要求行動快、效率高，但是機械一般的運轉，反而使我們無法領受智慧，因為真正的智慧需要耐心的等待。

生命裡最積極的行動，其實是安靜預備自己，在主裡耐心等待，在等待中產生由內而迸發的生命活力。

《不夠善良的我們》之中，不斷付出的的慶芬，是一個停不下來的人，卻讓自己的人生方向，離自己的初心越走越遠。

《行善的誘惑》中，從尊重生命價值的“天主教”大學，轉型至看重學術評比的天主教“大學”，是教會學校在世俗中的一種妥協。然而事實是，對生命價值與人性尊嚴的牧養，是學校全面健康成長的根基。

面對美國總統大選，以及各種政治議題，如果使用錯誤的方法與手段，或帶來短期的利益，卻往往讓後人付出更慘痛的代價。

×問題三：我可以希望什麼？

“我可以希望什麼？”（Was darf ich hoffen?）面對這第三個終極提問，康得認為，我們可以把目光投向超越時空的永恆真理。

時間與環境現實的張力，常常誘惑我們妥協，做出輕率、看似立即見效，卻終身遺憾的決定。若沒有每日在上帝的話語中得力，我們真的很難抵抗多元媒體中群魔亂舞的各種思維或主義。例如，立即主義。唯有真理，可以使我們不為現代世界求速求效的潮流裹挾，得到真實的平安與自由。

《不夠善良的我們》之中的Rebecca（張怡靜），或許最讓人心疼與不捨。因為她所渴望的無條件全然接納，在這不夠善良的世界裡是找不到的。

《行善的誘惑》中，主教一語驚醒夢中人：“一旦有人攻擊他們的動機，他們可能會深受打擊，並突然意識到自己跟其他人一樣是有缺陷的，就只是平凡人而已，不完全值得敬佩。”

在政治領域中，我們尤其需要認清人性的矛盾與罪惡：不同政黨在某種程度上，都是為著不同立場的選民的公義而戰——沒有一個政黨，是不帶著選票利益來利用各自的選民族群的（不管那個族群是基督徒，還是彩虹族）。

願不夠善良的我們，面對個人生活中的掙紮、職場上的角力，以及政治領域的激鬥，都能從容而優雅，靠著主的恩典，分辨行善的誘惑，經歷上帝所賞賜的平安！

註：Immanuel Kant,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Hrsg.: R. Schmidt (Hamburg: Meiner, 1976), B 833-837.

參考書目：彼得‧杜拉克，《行善的誘惑》，吳程遠 譯，（臺北：遠流，2008 ）。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言與思專欄2023.05.01

王敏俐

身為母親，我喜歡看關於母親的電影。最近因著研究女性的價值與自我認同，我看了一部台灣的電影《孤味》，影片描述一位母親，與她長年外遇離家不在身旁的配偶，以及三個女兒之間的關係。

人生孤味

“孤味”源自於台語。“沽味”、“孤一味”、“獨沽一味”，指的是在餐飲經營上，專心只做一種菜色，並且堅持把一道菜做到最好。我覺得這個詞意境深遠非常：要專心做好一件事，需要執著，需要孤單，需要捨棄，需要在面對各種外在的質疑與挑戰的時候，避開雜音，全神貫注聆聽內心的聲音。

對於基督徒來說，“孤味”或可說是，專注於上帝在我們生命中的帶領與呼召吧！

電影中的女主角，是一個70歲的奶奶林秀英，一生執著於把一道美食（台南美食蝦捲）做好。而她長年來的感情，也如同在事業上對“孤味”的堅持，執著委身於一個丈夫早已失聯的婚姻裡。

秀英在70大壽當天，接到噩耗：那個長年外遇不在家的丈夫離世了。她必須接手處理丈夫的後事。

在預備葬禮的過程中，秀英與女兒之間產生了各種不同的對話與衝突；也因著葬禮，她接觸並認識了丈夫長年的外遇對象。20年來拒絕與丈夫離婚請求的秀英，在重新思考自由的定義之後，為自己的困局找到了一條出路。

不只是這位70歲的奶奶用她的生命堅持“孤味”，電影中，她的3個女兒，也有著各自的執著與堅持。

老大像他熱愛自由的父親一樣，不畏懼世俗的眼光，是一位有才能與創意的藝術工作者。老二從小就努力藉著學習上的成果，來得到長輩的認同，並渴望藉著事業上的成就，讓母親在家族中雪恥。老三的行事風格則是非常關係取向：渴望關係中的和諧，並且在這樣的和諧中建立自我的價值。她接下了母親努力一生的事業，選擇陪伴在母親的身旁。她也是3個孩子之中，唯一與父親以及父親的外遇建立連結的孩子。

 我想留下什麼？

然而，我認為，生命中的每一個堅持，每一次的取捨，每一個決定“孤味”的心志，都是對於宇宙，對自己，對於我們所深愛的人，一個來自於內心深處的吶喊。

一份遲遲不願意簽字的離婚協議書，吶喊著我還愛著你；大女兒自由不羈的反叛性格，彷彿在告訴媽媽：去享受不被囚禁的自由人生吧！二女兒則何嘗不是在對母親訴說著，不要再因為父親的背叛與家族對她的貶低而痛苦了，因為我正全心全意的努力著，想要讓你可以更快樂更幸福；三女兒又何嘗不是渴望告訴母親：只要我們可以更敞開心彼此理解，開始更多的溝通，生命中的和解並不是不可能的事。

母親與孩子之間的連結，何等的深刻。

我們的母親在過往的人生裡，也是這樣深刻的形塑著我們。母親的愛，母親的悲喜，母親的同在或缺席，母親對我們的期待或失望，母親對我們的親密或疏遠，母親對我們的鼓勵或傷害，都如同藝術家拿著刻刀，一筆一烙印在我們的靈魂裡。

事實上，我也在這部電影中，看到了自己。

還記得有一次，當時我已經在外留學，一個暑假回到家中，我在自己的書櫃上翻閱著高中課本，發現在課本第一頁的空白處，竟然寫著：“我絕對，絕對，絕對不能讓媽媽失望。”

我已經忘了，自己是在什麼樣的情境下、在什麼樣的情緒下，寫下這句宣言。但是當我看到自己高中時留下的文字，可以深深感受到當時的執著——想要讓媽媽成為一個開心的人，是我努力前行的動力跟目標。

而後，我信主了，上帝陪伴我並一步步地調整我，破碎我過往的執著，填滿我生命的缺口。

如今，我也成為了一個母親，而且並不總是溫柔而理智。我的破碎與軟弱，沮喪與驕傲，都常常是赤裸裸的攤在孩子的面前。我知道我這一生會給予孩子許多美好的影響與啟發，也知道我的存在常常也使他們感到受傷與無奈。

然而，作為一個母親，如果我只能留下一個“執著”在孩子的生命之中，我想留下什麼呢？作為一個母親，什麼該是我堅持去走下去，留給孩子們的“孤味”？

如果身而為母親，是一帖孤味，那麼我願意為孩子堅持的是，要好好的愛上帝，記住上帝的話語（聖經）。雖然我們不會因為每天親近上帝就從此變得完美不再沮喪，但是，當我們好好跟隨上帝，查考祂的話語，我們會在迷路時重新找到方向，並且找到繼續前行的力量。

身而為母親，是一帖孤味。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言與思專欄2022.12.19

王敏俐

一個女孩的經歷

最近，在網路上有一部關注度極高的台劇《她和她的她》，引起了我的注意。

劇中描述一個中學女孩在遭受老師的性侵之後，帶著學生時代的創痛在成人世界裡浮浮沈沈。最終，她在面對職場霸淩與騷擾時，重新找到了面對惡勢力的勇氣，並且帶著這份勇氣，去與自己傷痛破碎的過往和解。

性騷擾與性侵，是全世界幾乎所有女性都關注的議題。在這個早已被罪惡浸泡的墮落世界裡，幾乎每一個女生都在他們的成長過程中，或多或少因為自己的性別，在肢體或語言上，感受到外界給予她的一種惡意威脅。

我想到自己在留學的生涯裡，一個年輕女孩走過的孤獨與委屈。

初在海德堡學語言時，因為想省錢不買公車月票，於是每天上課都沿著內卡河散步來回。有一天，一個德國人前來搭訕，沒想到不出三句話，就是一堆難以入耳的性暗示，我一聽苗頭不對，趕緊竄入人群中，甩開這令人感到噁心的傢夥。內心感受到的，是一種被欺侮的憤怒，與無法與惡勢力相抗衡的無力感。

後來，我搬到了慕尼黑，開始了繁重的學習課程。在留學的漫漫時光裡，我見識過暴露狂的惡意襲擊，也曾經在下雪的夜裡被跟蹤上公車，後來假借提早一站下車，又在千鈞一髮之際迅速上車擺脫危機。

有一次，我隨意在互聯網上寫下了自己被騷擾的經歷，之後就把這事放到一邊，沒當回事。

隔天下午，在沙發上放懶時，一個久不聯絡的老朋友突然打來電話。那時我沒意識到，朋友是因為看見我的貼文而來關心我的。直到我們聊完掛上電話後，我才突然意識到。當下，一股說不上來的情緒油然而生，那個下午，我就坐在家裡的綠色布沙發上，抱著自己痛哭了起來。

難解的神學議題？

自古至今，偉大的神學家們嘗試去探討各種深入又刁鑽的神學議題，但是有沒有一個神學家，願意為千千萬萬在成長中經歷無數騷擾與傷害的女孩們，找到一個思想的出口——一個自憐以外的解答？信仰的力量，真的足以陪伴一個因為性侵、而感到支離破碎的女孩，讓她重新得到醫治，找到新的力量嗎？

這樣的見證，我們也並不是沒有聽過。但是，真實的生活是立體的，不是平面的！在實際的生活裡，我們的生命狀態起起伏伏：在分享見證的時刻感受到得勝的榮耀；但是在下一次面對低潮時，可能又找不到一個可以接納自己的理由。

身為女性，在成長過程中面對惡者給予我們的攻擊與踐踏，那樣的痛無法向人傾訴——那樣的孤立與無助，甚至厭惡自己為何是女孩，為何我們的價值如此被踐踏？為何女孩們被欺負的故事，那麼難被搬上檯面，只能在幽暗的角落裡自己消化與療傷？

在女孩們感到孤單恐懼驚嚇無助的時刻，耶穌你為何不介入？為何不拯救？

事實上，面對這個議題，我拒絕用任何神學理論輕輕忽忽的帶過：如只因為我們活在一個罪惡墮落的世界裡，所以性侵與性騷擾，便成為一個可以被解釋得通的苦難？

當我們與施害者面對面，施害者的補償與轉型正義，對於一個身心早已破碎的女孩又有什麼意義？靠著主饒恕騷擾侵害你的人，然而，沒有走出傷害的陰影，內心依然感到深刻的痛楚，是否是因為饒恕得不夠徹底？

靈修學裡談到為苦難而感恩，這是一條漫長反覆的道路。有多少女孩是在進進出出精神醫院與心理治療室的過程中反覆修煉的，有人知道嗎？

幸而，我們的上帝在許多時候以沈默相伴，上帝沒有用各種似是而非的解答與理由搪塞我們。祂允許了苦難，又放下天使來，和遍體鱗傷的女孩們往前走；有耶穌與哀哭的人一起哭；有聖靈已說不出的嘆息來禱告；有一同走過的人緊緊擁抱；有夜裡的一盞燭光；有公車司機敏銳的靈光一閃，讓已經下車的落單女孩再上一次公車。

在這個難解的議題之中，我也始終堅信《羅馬書》中所說，上帝讓萬事相互效力，叫愛上帝的人的益處（參《羅》8：28）。當我們在伸手不見五指的憂鬱與痛苦中，依然選擇愛祂的時候，祂也必來親近我們。

女宣教士的故事

一位瑞士女宣教士曾經和我分享她的故事：當她初到台灣時，在東部的訓練中心接受培訓。有一天夜晚，她在朦朧的睡意中醒來，發現自己上鎖的房門已被敲開，暗黑的房間裡，一個赤裸男子的身影撲向她，將她壓制在床上。

女宣教士開始竭力掙紮，男子的壓制依然佔了上風，他拿出一把刀，對她說：“不許動，不然我殺了妳！”

在女宣教士感到恐懼與無助的當下，聖靈突然次給她極大的篤定與勇氣。她對著這個赤裸下身拿著刀要脅他生命的男子說：

“你可以殺了我，我知道我死之後會到上帝那裡；但是你要知道，有一個上帝，祂非常的愛你。“

這個時候，男子放下了手下的刀，鬆開了女宣教士，在離開前，男子對女教士說：“這個世界上，從來沒有人愛過我。”

從此，這句話深印在女宣教士的心中，成為她一生的呼召。她向上帝禱告，願在她生命所服事的人當中，再也沒有一個人會說“這個世界上，從來沒有人愛過我”。

女孩們，成長過程中的辛苦與創傷，或許會成為我們一生無法觸碰的痛楚。但是在上帝牽著我們往前走的路上，我們會在生命所經歷的痛楚之中，看見上帝給我們的呼召，在上帝醫治的大能中，痛並喜樂地匍伏前行。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2022.05.17

王敏俐

編註：[海外校園機構]自2004年起，有4對夫婦，以中宣接力的方式，參與歐洲的留學生事工。他們是俞培新/陳慶真、龔慕良/胡文琦、申叔為/李月碧、張福森/劉伊華。本文作者為《舉目》網站“言與思”專欄的特約作者。

時光倒轉，回到2005年的夏天，夏夜裡的晚風帶著啤酒甜甜的香氣。在慕尼黑的一棟學生宿舍裡，一個小小的房間，書桌上放著一本音樂學院的朋友送來的中文雜誌。微風從窗口探入，窗簾隨之起舞，女孩翻了翻雜誌，沒放在心上，便把它靜置在櫃子裡。那時候，女孩心裡是遠大的理想，忙碌的學習與得意的實習，渴望不被干預的人生。窗前的她以為人生前程似錦，而那本雜誌裡，寫的卻是失意的人得到慰藉的故事，有些距離感，也不希望自己與那些故事裡的苦難相遇。

海外校園的三對宣教士

• 龔慕良老師師母

然而生命終究是會與苦難相遇。2006年初，失戀的打擊與學業的挫敗，粉碎了女孩心中那座高傲的巴別塔。音樂學院的朋友一直陪伴著女孩，把她帶到一對夫婦的面前，“海外校園”的歐洲宣教士龔慕良教授與師母。女孩被他們的溫柔與智慧所吸引，像個小粉絲，隨著他們在德國巴伐利亞州的腳蹤，參加了不同城市的查經班與聚會，心被苦難馴服，理性藉著龔教授的分享一點一點與信仰建立連結。在龔教授與師母的陪伴下，決志信主。

• 申叔為老師師母

後來，女孩又談戀愛了，第一時間把男朋友帶到龔教授及師母面前，在他們的陪伴、輔導與守望中交往，他們在婚禮上為女孩祝福。結婚後，文科浪漫女碰撞理科直男，兩個人碰得頭破血流，當時龔教授與師母已前往英國宣教，在“海外校園”另外一對宣教士申叔為老師與師母的陪伴下，女孩繼續成長。

數不清有多少美好的夜晚，女孩躲在師母家的廚房裡吃美味的點心；還有一些傷心的夜晚，申師母溫柔耐心地陪伴著，抱著女孩流淚禱告。申師母的懷抱，是在異鄉結婚沒有後盾支持的女孩――我，心靈的娘家。

• 張福森老師師母

德國的學業畢業時，女孩在自己的夢想與先生的夢想中掙扎，最後在痛苦中選擇放棄自己的計劃，支持先生的事業，搬往荷蘭。“海外校園”的另一對宣教士夫婦，張福森老師與師母陪伴著痛苦的我一起坐了8個小時的火車到阿姆斯特丹，陪我們去看要住的房子，拜訪當地教會的牧者，去華人超市採購柴米油鹽，陪我在痛苦之中重新振作起來，尋求上帝在我生命中的呼召。在我被驕傲與苦毒遮蔽時，老師直接指出我的虛榮與偽善，讓我誠實地面對自己的問題，在破碎中看見自己的本相。

走上文字事奉之路

• 駱鴻銘老師

當我在荷蘭尋求更近一步的呼召時，感謝當時的《舉目》執編駱鴻銘老師給我一個機會，參與一些研經材料的翻譯。在他博學而嚴謹的外表下，有一個溫柔愛主的心。跟著駱老師一起學習翻研經材料，是一個不可多得的寶貴經歷。他花了許多時間與耐心，改正我翻譯上的錯誤與不適當的詞彙，幫助我知道如何更好的以中文傳達正確精準的文字。

• 蘇文峰牧師師母

幾年後，上帝把我帶來了美國。來美的第一站，便是到加州拜訪“海外校園”，拜訪蘇文峰牧師與師母。還記得初次見面那一天，蘇牧師師母請我吃龍蝦麵，我不識相地選了幾道費牙咀嚼的菜，才發現蘇牧師牙齒不好吃得好費勁，但是他們就是這麼溫暖，這麼可愛地接待我這個不懂事的女孩。

陪伴與等候

來美國後，有更多的時間投入在文字工作上。在學習寫作的過程中，作為一個為《舉目》撰稿的文字學習者，我感謝《舉目》這個平台給我寬廣的空間來探索。當我還沒有當媽媽前，可以寫縝密的長文，時而有不同的文字媒體給我練習寫作的機會；但是當我成為3個孩子的媽媽後，越來越少時間可以好好地寫稿，我的文字內容也從各種熱辣時評轉為自學生活與育兒的小點滴。

世俗的文字媒體，他們所要的，是文字工作者當下可以貢獻的心力，當文字工作者不再有條件可以寫出符合其期待的文章時，合作的機會也就終止了。但是在基督的愛裡，有另外一種文字媒體，他們對作者的陪伴與等候，讓文字工作者在最脆弱最自卑的時候，也有了繼續寫下去的勇氣。

感謝“海外校園”的陪伴與等候，對我來說，《海外校園》不只是一本雜誌，而是一個一個從基督的愛裡走出來的人。他們陪伴我走出失戀的痛苦，面對學習的挫折，走過婚姻的風暴，陪我經歷新手媽媽的喜悅，體恤我必須等孩子入睡後才能趕稿的無奈，給我額外的恩典，伴我在不同的生命季節裡，寫一首生命之歌。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言與思専欄2020.11.16

王敏俐

身為一個女人，是否應該留在家裡做全職太太？

熱門焦點

最近這個議題又再度成為網路上討論的熱門焦點。在雲南的一所女校裡，一位成為全職太太的校友想捐款回饋校園，校長卻斷然地拒絕：“滾出去！”“家庭那麼貧窮，我們把你供到現在，你現在反而當起了全職太太，指望男的養你啊？女人必須靠自己！”（註1）

校長與這所女校的建立，有其背後的故事。女校長張桂梅奉獻一生，使許多雲南麗江因貧窮而無法接受教育的女孩們就學，女孩們在接受了更多的教育之後，有更多的機會脫離貧窮，並最終得以擺脫窮鄉僻壤中卑賤的命運。張校長的初衷是美好的，貧窮所帶來的痛苦與患難也是相當真實的。（註2）

但是不管是在窮鄉僻壤，抑或是在強調獨立自主的富裕城市裡，女性有生理上先天的局限與軟弱。活在一個早已被罪腐化的世界裡，女性在成長的過程中，面對著社會對女性的高標準要求、許多環境給予的不友善、條條框框，甚至是壓迫與潛在的傷害，著實會遇上很多艱難。在這種情況下，上帝所賜給女性的生命潛質，有沒有可能不被壓抑、不被攔阻，得以盡情揮灑？

兩難之間

張校長的發言之所以引發巨大的迴響與討論，是因為她所說的話，踩到了許多女性的痛點與遺憾：如果我選擇在在家養兒育女，在鍋碗瓢盆中度過，是否最終會因為沒有收入，與社會脫節而失去丈夫的愛與社會的尊重？與之相反，如果我選擇投入職場，建立自己的一番事業，是否孩子們的成長過程中將會有一段無法彌補的遺憾？

人們都在尋求解決之道。張校長所提出的，是一個典型傳統女權主義的觀點：淡化文化對女性所形塑的角色，讓女性在職能上成為一個男性的模仿者，進入職場中，藉著財富與地位的累積，來建立一個與男性平等的平台，與男性對話。

《自己的房間》

我想起了高中時候喜歡的一篇文章——伍爾夫的《自己的房間》，是收錄在一本名叫《普通讀者》的散文集中。這篇文章是作者的經典之作，提到一個女人可以自由創作的前提，是擁有一筆足以支持生活的收入，以及一個自己的房間。換言之，創作的獨立，來自於時間、空間，靈魂與思想的獨立。伍爾夫的筆調很輕柔，理性中夾雜著詩意的感性，字裡行間我沒有讀出激進女子的痕跡，只感覺作者說出了一種本來難以名狀的真相。

聖經中並沒有明文規定，女性應該成為一個家庭主婦，或者是職場上的女強人。因為神看的不是表面的形式，而是一個人的內心，一個人做出選擇的初衷。不論選擇成為家庭主婦或者職場女性，出發點都不應該是出於恐懼，而是出於對神的信心，對自己、對客觀環境的認識，即在順服於神的主權，與另一半有共識的前提中，做出的一個決定。

家庭主婦

對於筆者來說，出於神所給的感動，在人生的現階段，我選擇做一個家庭主婦。我的確沒有一筆固定的收入，也沒有一個自己的房間。事實上，在孩子還年幼的階段裡，我只能趁著夜裡孩子入睡之後，在收拾好的餐桌上寫作，所寫的文章無法太長，因為思路隨時可能被打斷，腦子也許是活躍的，身體卻是疲憊的……

但是，我清楚地知道，此刻的我，文章不只是寫在紙上的，而是一字一句寫在生活的瑣碎裡，寫在孩子們的一點一滴成長中，我的讀者是創造我的上帝。

因此，我以為，一個女人，不管選擇在家照顧家中的需要，或者是進入職場之中，為社會貢獻一己之力，若我們所做的，是期待得到更多人的肯定、羨慕、表揚、愛戴、尊重，我們最終都會發現，人所給予我們的回報，能帶來短暫的滿足、虛榮與成就感，卻不能使我們的心安息下來。

事實上，不管是在家庭還是職場之中，若我們認識到了神對我們此時此刻的呼召，順服並回應祂的呼召，和祂一起同行，我們心中的篤定，會給我們莫大的勇氣，這勇氣幫助我們不再在乎各種利益權衡與世俗標準，往前走下去，只因我們知道，神會為我們的一生負責到底。

示弱與謙卑

最後，回到起初的那個問題。作為一個女人，是否應該留在家裡做全職太太，還是進入職場？其實，這個問題本身並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我們是否願意讓自己的心柔軟下來，在創造我們的神面前示弱，承認我們不過是受造之物。若上帝感動我們進入職場，忠心使用神所給我們的恩賜，在職場中成為眾人的祝福，那也是一件美事；但上帝若讓我們在當下這個生命階段，在家服事家人、陪伴孩子，我們也需知道，做在一個最微小的孩子身上的服事，就是在服事神。

因此，女人的掙扎與兩難，無法單單靠著在經濟與事業的獨立與自由，找到出路，唯有在上帝面前的示弱與謙卑，才有與神同行的勇敢與堅定。

註：

• 新聞見於：https://xw.qq.com/cmsid/20201027A07ZXZ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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