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份: 2025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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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格爾 教宗觀察 教會歷史 歷史神學

白煙再起：首位美籍教宗良十四世能否在保守與改革之間搭橋？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言與思專欄2025.05.09

王敏俐

Habemus Papam！

在教宗方濟各於2025年4月21日逝世後，133位樞機主教於5月7日至8日召開秘密會議。經過4輪投票，於5月8日傍晚6時07分，西斯汀教堂煙囪升起白煙，象徵新教宗當選。稍後，樞機團執事級樞機的首席樞機曼貝蒂（Dominique Mamberti）宣讀“Habemus Papam！”，這句拉丁文意為“我們有教宗了！”。

新任教宗良十四世（Pope Leo XIV）於1955年出生於芝加哥，父親有法國和意大利血統，母親則是西班牙裔。在奧斯定會屬校接受高中及大學教育後，他在1978年加入該會。他在道明會屬下的宗座聖多瑪斯大學修讀教會法，取得博士學位。於1982年晉鐸為神父，自1985年起被派往秘魯，直至1998年為止。

隨著良十四世當選的消息在秘魯逐漸傳開，社交媒體上充斥著各式各樣的迷因與梗圖，畫面包括教宗吃著秘魯國民美食酸橘汁醃魚（ceviche），或喝著泡泡糖口味的印加可樂（Inca Kola），穿著秘魯紅白國家足球隊球衣的梗圖，以及將教宗座車（popemobile）改造成三輪機車嘟嘟車，因為這是秘魯許多地區的主要交通工具。

前任教宗方濟各強調對貧窮、和平與環境的關懷。也因此，教宗方濟各拒絕之前許多教宗的傳統排場，選擇居住在現代化的梵蒂岡旅館。而他所主張的教會對LGBT群體、以及離婚的天主教徒應表現更多的包容，亦曾引起諸多爭議。而新任教宗如何面對這些棘手而富爭議性的議題，則成為萬眾矚目的焦點。

在德國導演愛德華‧柏格（Edward Berger）執導，改編自英國小說家羅伯特‧哈里斯（Robert Harris）的同名作品《祕密會議》（Conclave），探討梵蒂岡閉門選舉新任教宗的權力遊戲。影片中涉及了性別、種族、多元文化等議題。片中，掌事者勞倫斯在選舉前說：“我們的敵人是‘確信不移’，唯有能擁抱自己的‘不確定性’、能背負罪惡繼續前行，才能展現真正的寬容，因為‘寬容’的敵人是‘確信’。”或許，在一個人人渴望被接納，對真理界線模糊的世代裡，勞倫斯的這句話，或許為我們身處環境的張力與迷惘，提供了一個恰如其分的註解。

教宗治理的歷史視角

撇開電影中所呈現的爾虞我詐與權力遊戲，當我們深入思考教宗選舉議題時，必然無法繞開對其本源的追溯。歷世歷代，天主教教宗的存在與權柄，以及保守與革新之間的張力，一直是教會歷史重點探討的議題。

從程序上來說，符合選舉新教宗資格的樞機主教，將在現任教宗去世或辭職卸任之後的10-20天內集合在一起，召開“Papal Conclave”（即為選舉新教宗所召開的會議）。“Conclave”一詞是從拉丁文“cum clave”演變而來，亦即被鑰匙鎖上之意，也就是說，樞機主教們進行選舉時，必須被“鎖”在一個房間裡，直到選出新的教宗為止。自1864年至今，每逢教宗選舉，樞機主教們便被關在西斯汀禮拜堂中“與世隔絕”，直到選出新教宗為止。

將時間向前推移，我們來看看教會領袖權柄建立的過程（當然基督教的不同宗派對之有不同的理解）：教父時代有其所處的複雜和局限性，初代教會第一位使徒教父革利免，曾以羅馬教會主教名義，寫給陷入教會領袖紛爭的哥林多信徒：

“我們的使徒們，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也預先知道，將來教會內部會因為主教的職務 (Bishop’s office）而爭鬥。為此緣故，他們就選派了那些教會的領袖，而後教導他們。當那些被選派的領袖離世之後，就要由其他被教會所認可的人接任領袖的職分……我們既然學習了許多在我們之前的模範者，就讓我們秉持順從的態度，臣服於那些屬靈的領袖之下，以至於能止息各樣的紛爭與分裂。唯有如此，我們才能真正完成所託付給我們的使命，且無可指責。”（註1）

第2世紀，教父愛任鈕繼而在書信與教導中，將使徒權威與羅馬教會主教的權柄連結起來：

“……要將各地區教會的所有主教名單都一一寫出來，將會太過冗長；在此我只需列舉羅馬教會的主教即可，因為羅馬教會乃是由眾使徒中最有榮光的彼得，與保羅共同建立的教會，同時又是非常偉大、歷史悠久、且具有普世威望的教會。而我們只要講述羅馬教會所傳承下來的使徒教導，就足以去反駁異端與他們的錯謬信念，這是因為普世各地的每一個教會，都必尊崇羅馬教會所具有的至高權威。”（註2）

王權與聖權：敘任權鬥爭的背後

教宗選舉制度的建立，則是一個從混亂、世俗干預與貴族壟斷中，逐步走入相對制度化、建構程序正義邏輯、並不斷反思其選舉程序之神聖性的旅程。教會與世俗君主所呈現的政治角逐與敘任權鬥爭，反映了歷代以來教會與社會的張力，以及在實踐層面上教會內部對於財富、權力等處理上的不同立場。而這兩種不同立場的辯證，也同時影響了修會的誕生（如方濟各會）與教義的發展，以及後來的宗教改革。

教廷經歷了中世紀早期的貴族壟斷與世俗干預後，致使教會在9-10世紀進入混亂的“黑暗教宗時期”（Pornocracy），這使得教會開始改革教宗選舉制度，使選舉能擺脫羅馬各派系的惡劣影響，以及皇帝的控制。

為此，尼各老二世於1059年復活節，在拉特朗召開主教會議（Synod），並通過了關於教宗選舉的法律。在1059年《尼各老二世法令》《In Nomine Domini》給予樞機主教團（cardinal-bishops）選舉權，確立由神職群體而非世俗君主選出教宗的原則，這也為後來的秘密會議制度奠定了基礎。1274年，由教宗額我略十世（Gregory X）頒布“秘密會議” （Conclave）制度，確立了今日教宗選舉封閉性、神聖性與匿名性的選舉原則。

從教會歷史來看，無論是中世紀修道主義與貴族教會之間的對立，宗教改革前夕受文藝復興影響的人文神學家與保守派之爭、或是20世紀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前後的現代化與反現代化的拉鋸，改革派與保守派之間的張力，始終是近代天主教內部一股深層且持續的辯證動力，這種張力，也經常浮現在教宗選舉與教會治理上。

從信仰與實踐的角度來看，合適的教宗應該同時是一個信仰傳遞者，以所信的真道與這個世界對話；一個政治家，能有寬闊的國際視野與世界領袖對等而談；以及一個管理者，能真實處理梵蒂岡預算赤字約為9,400萬美元的財務危機與機構行政上的衝突與協調。在這3個面向上，良十四世有多年南美傳教經驗，熟悉修院培育；而他個性冷靜內斂的特質，適合外交與協商，這位擔任過修會總會長、教區主教與梵蒂岡部長的新任教宗，的確被賦予厚望。

作為第一任美國教宗，良十四世亦與典型美國教會高調風格不同，意大利媒體稱他為“最不像美國人的美國人”。Janinna Sesa如此敘述自己在天主教慈善機構Caritas工作時與普雷沃斯特的同工經驗，在她眼中，良十四世是那種“會穿上長靴、踏進泥濘”幫助最有需要的人的人，在2022年暴雨襲擊奇克拉約與附近村時，良十四世開著一輛白色皮卡車，將食物和毛毯送往偏遠的安地斯山村，晚上則睡在地上的薄床墊上。（註3）

而在改革派與保守派之間的張力之間，在過去二十年分屬光譜兩端的傳統保守的本篤十六世與自由進步的方濟各之後，有媒體評估，良十四世將溫和與低調地彷彿在兩集光譜之間建立一座平衡的橋樑。

保守與改革——意識形態與烏托邦，兩種社會想像的分歧

若我們從意識形態的脈絡來解讀教會的保守勢力，也許會看到一種不同的社會想像。雖然“意識形態”在馬克思主義語境中，常被理解為一套被支配階級強加於被壓迫階級的扭曲價值體系，但事實上，任何群體的集結（包括信仰群體），都離不開意識形態的影響。法國哲學家呂格爾主張，意識形態在社會中具有重要地位，因為它在社會中提供了鞏固、建構模式，以及行動的方向的根本功能：“意識形態具有保存（preserve）、維持（conserve）的功能，也就是在自然或歷史力量、外部或內部擾動可能瓦解人類秩序的情況下，使這一秩序穩固下來。”（註4）

從保守的意義來看，我們可以說，意識形態作為一個社會群體為維持或改變現存秩序，而構建的價值觀與信念體系，不僅有其正面的意義，更提供了一套框架與結構，進而使得信仰的實踐得以展開，並作為理解與詮釋這些實踐的參考原則。但我們也無法否認，當意識形態的功能逐漸失調、僵化，甚至被謬讀與濫用時，它便不能再作為權威的根源，而淪為了壓制的政治工具。

另一種想像是聖職改革派——作為一種烏托邦的社會想像，若我們將烏托邦定義為對另一種社會、另一種現實、另一個世界的想像性建構計畫，那麼想像力的功能不再是整合性的，而是創造性的。烏托邦與意識形態，並不必然是彼此的對立面，而是“破”與“立”辯證性的兩個端點。在烏托邦的這一端，可能提出的想像，是權力改革的另一種使用與分配方式、不同的社會與家庭結構、以及政治、經濟與宗教生活等新的可能性。

如果說，保守勢力為教會帶來了整合與穩定性的建構，那麼，改革派作為保守勢力的對立面，則承擔起了反思現狀、推動必要調整、並開創新可能性的任務。

於是呂格爾主張，“意識形態與烏托邦之間的互動，展現出社會想像的兩種基本取向：第一種取向傾向於整合、重複，並反映既有秩序；第二種則傾向於解構與離心，因為它是異質的、非中心的。然而，兩者不可分割，彼此無法孤立存在。”（註5）在信仰實踐的範疇中，信仰群體或許也需要同時擁有意識形態與烏托邦兩種社會想像，以維持一種健康的張力。這樣的辯證，在教會的發展中既能產生更真實的對話，也能防止兩個極點走向極端，從而帶給教會傷害。

方濟各曾任命普羅沃斯特（即良十四世）為奇克拉約主教，其中一個背景是，在秘魯主教中，偏向解放神學的左翼和傾向於主業會（Opus Dei）的右翼之間存在著長期分裂。在這樣的政治張力中，普羅沃斯特作為“中道”發揮影響，受到主教同仁的信任，在2018至2023年擔任秘魯主教團的常任委員會委員和副主席。

他曾告訴梵蒂岡新聞網（Vatican News），“我們常常太專注於如何教導教義，卻可能忘了，我們最根本的使命，是傳遞認識耶穌所帶來的美好與喜悅。我仍是一名傳教士，哪怕身為教宗，我的使命依舊是把耶穌的愛和喜悅帶給每一個角落”。（註6）

當良十四世上任之後，最如何針對同性爭議，女性神職人員議題，社會公義與氣候變遷進行論孰與實踐？他又將走在光譜的那一個維度之中？

在兩千年的教會歷史之中，保守與革新的張力，一直以各種不同的姿態呈現。以基督為中心的信仰群體，隨著各個時代不同思潮的崛起，不斷與之對話，改革者們帶著對上帝話語的新理解與詮釋，彷若以烏托邦之姿，挑戰那些既定的、甚至是已走向僵化的意識形態，而意識形態本身，作為一個信仰群體對上帝話語的共同理解，為信仰生活提供了有系統的信念、價值觀與思想體系。

讓我們拭目以待。

註：

1.  魏連嶽、張聖佳，《神學的波瀾與壯闊：教會論與聖靈論》，（新北市：校園，2021），48–49。

2.  同上，54。

3.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5/may/08/white-smoke-signals-election-of-new-roman-catholic-pope (2025/05/09)

4. Paul Ricoeur, “Ideology and Utopia” in From Text To Action, trans. Kathleen Blamey and John B. Thompson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91), 318.

5. Paul Ricoeur, “Ideology and Utopia”, 323.

6.  https://udn.com/news/story/6809/8727770 (2025/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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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評 生活中的信仰 記憶現象學

開啟記憶深處的回憶之門——電影《情書》

王敏俐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言與思專欄2025.1.27

記憶之鎖

2024年年底，日本女星中山美穗驟逝的消息一傳開，許多人又開始重溫1995年的經典電影《情書》。在電影中，女主角渡邊博子（中山美穗飾）在未婚夫藤井樹（柏原崇飾，青年時期）因登山事故去世兩年後，仍無法忘懷。在整理遺物的過程中，她偶然發現了藤井樹少年時期的地址。懷著思念與不捨的心情，她寄出了一封信到此地址，開頭寫著：“你過得還好嗎？”

也因這一封信，導演帶著觀眾們進入了另一個同名少女藤井樹的故事。每一個人物，都有著屬於他/她自己支線的故事：對渡邊博子而言，她所渴望的，是從層層的記憶碎片與生活線索之中，拼湊一個所愛之人的真實面貌；對於女藤井樹而言，她所追溯與喚回的，是中學時代的青澀記憶與雪藏在心中的喪父的傷痛，以及在這些失去父親的日子裡，母親與爺爺內心的痛苦與靈魂的拷問。

一封簡短的信件，彷彿一把鑰匙，打開了許多人生命深處的記憶之鎖，使得個體與個體之間的記憶與回憶得以重疊，或悲或喜的生命故事可以從獨白進入對話，每個劇中人物的生命歷史，在這重重回憶的交疊與互換之中，重新定義，也重新改寫。

雪藏在記憶之門背後的深層回憶，不見得會任憑我們自由調度，我們終而會發現，人生中每一次記憶之井的上湧，每一朵內在情感之花的綻放，每一縷遺緒所帶來的張力，所帶來的內心翻騰與生命秩序的重整，都訴說著我們的侷限，以及上帝渴望在我們生命中介入與醫治的恩典。

戰爭孤兒

珍藏在我們心中的回憶，有多少是真實，有多少是想像？我們該如何從個人的生命經歷之中，重新建構自我的認同？哲學家呂格爾（Paul Ricoeur，1913-2005）在他的記憶現象學中不斷探索這個議題。呂格爾的母親在他出生幾個月後便去世。在他兩歲時，他的父親在1915年一戰的香檳會戰失蹤，直到1932年，當地農田被耕作時才發現遺骸，透過身份標籤確認其身份。“戰爭孤兒”成為他初期生命的定位與認同。

由祖父母與姑姑撫養的呂格爾成長在重視聖經研究的新教徒家庭，他從小熱愛閱讀和哲學思考。二戰時他被德軍俘虜，在戰俘營期間，經歷了好友被德軍狙擊手打爆腦袋，这促使與死亡擦肩而過的他開始反思生命的意義。在充滿苦難的集中營中旅格爾組織讀書會和哲學課程，他將書本偷偷藏在床墊下，秘密翻譯了猶太哲學家胡塞爾（Edmund Husserl）被納粹封禁的著作《觀念》（Ideen）。晚年，呂格爾經歷了喪子之痛，使他繼續在寫作與哲學論述中尋求自我療癒。（註1）

呂格爾在他的晚期著作《記憶、歷史、遺忘》（Memory, history, forgetting）中提及，在記憶現象學的脈絡下，個人記憶的形成與群體記憶的形成是完全不同的，為避免個人與群體記憶用類比概念，他首先處理的是“是什麼的記憶”（記憶的內容/ what），進而再來處理“是誰的記憶”（記憶的對象/who）：避開記憶主體性，放下記憶的對象先進行反思性的記憶，經過回憶的過程，去探究記憶的內容，再回到記憶的對象。（註2）

重新定位生命

正如電影《情書》裡面所探討的，什麼是劇中人物所記憶的？而存有這些記憶的，又是什麼樣的人？一位逝去兒子的父親，在悲痛與自責中一次次在雪地裡丈量家到醫院的距離，為要確定自己當時背著兒子到醫院速度比救護車更快；一位痛失丈夫的妻子，終身懷著對公公的不諒解，只因為公公在大雪之中堅持背著兒子去就醫；一個失去未婚夫的女子，在過去交往的零碎片段中，終於漸漸了解對方的內心世界；一個突然收到陌生來信的女子，竟然藉著這封信掀開了過往生命裡的另一個真相。

個人與個人記憶構成對話，這樣的對話又喚起了更深處的回憶，攪揉進入群體記憶，直到生命更完整的故事被一切片段的總合慢慢砌合成型，使得個人記憶與群體記憶的相互依存。而我們，再帶著這樣記憶與記憶間的對話，重新找到自己，重新定位生命，重新出發。

《情書》中的每個人物，在這一場記憶（Mnēmē）與回憶（Anamnēsis）的交會之中，重新開啟了自己的生命篇章，劇中的男藤井樹彷彿未曾發聲，卻又訴說了一切。

註：

1. Charles Reagan, Paul Ricoeur : His Life and His Work,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96.

2. Paul Ricoeur, Memory, history, forgetting, trans. K.Blamey and D. Pellauer (Chicago: Universisty of Chicago Press, 2004), 216-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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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與政治 信仰與文學 女性心靈關顧 戰後遺緒 生活中的信仰

哀而不傷的恩典敘事——齊邦媛與巨流河

王敏俐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言與思專欄2024.11.04

告別不了的國族記憶

2024年華人文學界一件標的性的事件，是作家齊邦媛老師息了地上的勞苦，完成了她人生歲月的巨河之旅。我們告別了她，卻告別不了那一代的國族記憶。

齊老師出生在中國東北，親身經歷抗日戰爭、國共內戰與國民黨遷台整個大時代顛沛流離。她在戰亂中的武漢求學，二戰後輾轉來台，畢生奉獻文學、教學，年過8旬才坐下來寫自己的回憶錄。

85歲時，齊老師出版回憶史詩《巨流河》，戰役中的倖存，形塑了她一生堅毅的型格：少女時期與張大飛的愛情故事，成為她面對後來波瀾人生的養分；婚後的工作隨著任職於鐵路局的丈夫羅裕昌搬遷移轉，在不同角色職分的變換與生活的流轉，卻從未失去自我。

《巨流河》寫的，雖然是20世紀華人顛沛流離的戰亂史，也記錄了在烽火之中，與齊老師相遇的每一張熾熱的臉孔與鮮活的靈魂。宏大敘事的客觀歷史與個人生命的內在歷史交織：外在的客體記事是編年史裡一年一年刻度的年輪，是一串串的數字與統計；內在意識所承載的歷史，卻是人與歷史洪流之間的抗衡。

內在心靈與主流世俗一次次的對話與角力，順服妥協有時，反抗掙紮有時。它們彼此互相牽引交織，形塑了我們生命深處的記憶。正如耶魯大學教授沃弗在《記憶的力量》中貫穿的一個重要的核心資訊：我們對自己的定位與認同，常常是取決於我們如何詮釋與理解我們的記憶，以及我們如何把自己對記憶的重新定義放在我們面向未來的盼望裡。

啟示的意義

事實上，在兩岸的歷史文學創作之中，對日抗戰之顛沛流離、國共內戰之彼此內耗，以及國民黨遷台之後，兩岸各自後續的腥風血雨為素材而創作的報導文學、傷痕文學等，並不在少數。作為讀者，我們感謝這些創作忠實呈現出來的，那種對於記憶的敘事與歷史烙印的詮釋，那深刻而真實的，對於大時代無法掩蓋的餘怨與悵惘。

然而，齊老師撰述的《巨流河》，其獨到之處，卻是一份面對歷史洪流哀而不傷的高貴與尊嚴。

齊老師在武漢就學期間，受計志文牧師的呼召信主；早逝的靈魂摯交張大飛親贈的聖經，則一直陪伴在她的身旁，成為她面對人生悲歡離合的生命之糧。一個基督徒面對自己的故事時，可以忠於歷史的跌宕，卻仍舊在人性黑暗之處仰望的星空——在巨流河之中，齊老師筆下一次次地紀錄，上帝的話語如何地陪她走過悲歡歲月。

就神學意涵而言，基督教的苦難記憶，是一段連結過往與未來的橋樑。它不只是一個人面對歷史的獨白，而是陪伴帶領不同世代面對苦難的一張索引，一份共鳴。用德國天主教神學家默茨的說法，苦難的記憶：

“企圖讓一個人獨有的未來，成為世上受苦、絕望、被壓迫、受傷害和毫無價值的人可以預見的末來……

“這段苦難的記憶不會冷漠地聽任其指引的政治生活，參與種種社會利益和權勢的競逐。這段苦難的記憶將一種新的道德想像帶入政治生活，對他人苦難萌生新的眼光，這樣的眼光理當要成熟蛻變成一種寬宏大量、不計得失的偏護，引導人為弱者和無人為其發聲者挺身而出”。（註1）

當客觀的外表歷史與內化在心的意識與記憶碰撞，我們如何正確而公義地篩選記憶，使得過往，成為走向盼望而不是苦毒的一座橋樑？上帝的同在與祂話語的啟示，如何內化成為我們生命的力量與安慰？

也許正如尼布爾在他的著作《啟示的意義》所論述的，為了理解當前的處境，我們所需要的是一張地圖，來描繪我們正旅行在其中的，那片獨一無二無法複製的領土；我們需要牢牢記住自己從哪裡來，以及我們要往哪裡去。

在啟示的光照下，基督徒看見了世俗架構之外，生命的另一種可能性，是那位在歷史場合中顯示自己為生命與死亡之主的人的可能性，一個新自我或新社群重生的可能性，一個重生的餘民的可能性。在這段歷史中，我們試圖理解的不是歷史的過往如何在現在的當下重演，上帝話語的啟示就像這樣一張地圖，用來幫助我們定位現在，導航未來。（註2）

註:

1. Johann Baptist Metz, Faith in History and Society: Toward a Practical Fundamental Theology, trans. David Smith (New York: Seabury, 1980), 117-18.

2. H. Richard Niebuhr, The Meaning of Revelation (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 1960), 80-96.

參考書籍：沃弗（Miroslav Volf），《記憶的力量：在錯誤世界邁向盼望》（The End of Memory–Remembering Rightly in a Violent World），吳震環譯（新北：校園，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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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與心理學 信仰與政治 女性心靈關顧 性侵議題 沈默的教會 霸凌

包庇名牧性侵層出不窮，教會中結構性暴力水有多深？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言與思專欄2024.08.14

王敏俐

美國德州巨型教會天門教會（Gateway Church）創立於2000年，擁有10幾個分堂，每週出席主日人數約有10萬人。其創會與主任牧師羅伯特．莫里斯（Robert Morris），被指控在1982年起，猥褻一名12歲女童數年，直到2024年6月18日，才因此宣佈辭去教會職務。

事實上，歷年來教會的性侵案件層出不窮。2015年的電影《驚爆焦點》（Spotlight），講述《波士頓環球報》的記者們，於2001年揭發天主教會在波士頓性侵兒童的醜聞，並贏得了2003年普立茲公眾服務獎的真實故事。

在《驚爆焦點》中，有一句非常值得省思的對白：“如果養一個孩子要全村的力量，那麼摧毀一個孩子也是因為全村的共謀。”（If it takes a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 it takes a village to abuse them.）由此來看，在一個社群裡，性騷擾與性侵等議題中，很有可能並不只有受害者與施害者兩方；整個社群如何面對與處理，也成了止住傷害，纏裹傷口的重要關鍵。

不論是天門教會的性侵事件，或是揭發的神父性侵事件，我們都不難發現，在與當事人密切互動的人群中，有不少人知道其性騷擾、性侵的行為，卻為了表面的和諧、為了維護各自的利益，或因為在信仰上的盲從，形塑出一種共同的沈默。

教會內部層出不窮的性侵包庇事件，是否也凸顯出教會的結構性問題？集體的沈默，是否也可以說是一種集體性暴力？

權柄濫用與結構性暴力

“結構性暴力”是挪威社會學家，和平學主要創始者約翰‧加爾通（Johan Vincent Galtung ，1930-2024。編註）在論文《暴力，和平與和平研究》中提出的。

他把政治排除、貧富差異、種族文化偏見與社會不公義等結構性問題，定義為暴力的一種類型。從社會學的結構功能主義出發，加爾通將暴力作為和平的對立面進行論述。並在論述中，擴大並延伸了暴力定義的內涵，提出暴力可分為“直接暴力”、“結構性暴力”和“文化暴力”。（註1）

“直接暴力”如同字面上的意義，指直接造成肉體或心理傷害的作為。“文化暴力”是加爾通從結構暴力中抽離出的一個概念，藉著依靠對文化、教育、以及媒體上的控制，當權者得以主導意義的詮釋權，並為是非對錯重新立下規範。

王春安博士在他的著作《小心教牧權柄》中，也提到了在教會文化中類似的概念。他在書中重新釐清“屬靈誤用”一詞：一個“屬靈人物”在功能失調的屬靈系統內，為了個人的利益，誤用了他屬靈的權能。

“屬靈誤用”有兩個元素：誤用權力的領導者，以及功能失調的系統。在一個失調的系統之中，誤用權力的領導者企圖通過宗教的操作，去利用那些原是要被他們建造及服務的人，來達到個人想實現的目的。（註2）

誤用權力的教牧領袖，往往是與一個功能失調的教會或信仰群體，比集之間交互影響而產生的惡性循環。

王春安在他的論述中也提到，一個功能失調的信仰體系，甚至會花費相當龐大的精力，試圖去忽視成癮領袖的異常功能狀況，以致教會中的一些角色，成了這個誤用權力領袖的幫兇：當一些權力誤用的領袖，開始成為轄制和犧牲會友的施害者時，通常會有一些主動幫助施害者維持權力及職位的共犯——這些促成者允許迫害的發生。（註3）

校園團契中的MeToo

2016年至2017年間，發生在臺灣的校園團契榮譽領袖性騷擾事件，曾經在臺灣的基督教界引起一陣嘩然。2023年一位受害者在《獨立評論》分享自己痛苦走過的心路歷程：

“當年我與其他受害者共同發起行動、要求校園團契公開說明，以避免有下一個受害者。然而，校園團契與饒牧師聲稱饒太太身體不好，拖延並拒絕公開；受害女生卻必須嚥下自己的傷痛。”

“精神領袖犯下這麼大的罪行，也造成校園團契內部不同的壓力與聲音。2017年12月，當時的董事長得知此事，開始介入處理，方式為：要求受害者以大局為重，顧慮饒家情況，避免影響大樓奉獻……

“另一主責撰寫牧函的C姓董事，與我碰面時曾表達：‘要依據聖經要有兩、三個見證的原則來處理此事’，來回復為何在第一個受害者申訴過後這麼久，現在因為收到更多受害者提供證據，才有進一步的處理。”（註4）

教會與信仰群體，該如何面對這一個隱藏於群體結構裡的困境？除了交給司法機制來處理整個流程之外，教會作為一個信仰群體，該如何陪伴受害者走出傷痛，陪伴施虐者真實的悔改，面對生命的困境，並經歷上帝的醫治？

創傷後的修復式對話

心理創傷研究先驅、哈佛大學精神醫學榮譽教授茱蒂絲‧赫曼（Judith Herman）在《創傷與復原》（Trauma and Recovery）中提出，在經歷身心靈的創傷之後，受害者需要經過3個階段的創傷治療過程：重新恢復安全感、慢慢重建與人的信任關係；一個完整回顧與哀悼所經歷的痛苦的機會；重新和自己以及所在的社群建立連結。

赫曼認為，一旦大眾承認某人確實受到傷害，社群就必須採取行動，追究造成傷害的責任歸屬，並彌補傷害。社會的肯定與彌補是必要的，如此才能重建倖存者對秩序與正義的信心。（註5）

師承哈伯馬斯，德國法蘭克福學派學者艾克索．霍內特（Axel Honneth）在《為認同與接納奮鬥：社會衝突的道德語法》（The Struggle for Recognition: The Moral Grammar of Social Conflicts）中提出：

“修復式正義認為犯罪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被破壞，正義需由加害者、被害者、社區大眾一起參與並努力將錯誤更正，因此要求加害者要有所反省，瞭解其對被害人所造成傷害的同理，並能對被害者道歉，為其犯行負責。”（註6）

而受害者在主體、法律、社會三重層次的修復與重整，便是修復式正義的核心目的。

從基督信仰的角度來看，修復式正義即是，在雙方和解的溝通過程中，給予受害者一個機會，可以把自己的真實經歷，在一個安全、受到司法保護與社群接納的處境中，陳述、分享與整理；施害者也可以有一個機會，真實地攤開自己的罪行、認識到自己的罪並悔改。

司法的強制、社會的壓力，可能會使施害者內心產生罪惡感，但是真實的悔改，是經歷到罪的的可怕與代價之後，在上帝恩典中的察覺與醒悟。

罪惡感與罪的醒悟並不相同

以基督信仰來思考的修復性正義，處理的是當事人與上帝、與人、與社群的關係。罪是破壞關係的首因，真實的面對罪與悔改是修復性正義的關鍵。然而罪與罪惡感之間有一個很重要的差別：

“對罪的感知就是感知自己生命的內在深處有深刻的、故意的錯誤，罪就是靈魂最根本的邪惡與疾病，嚴重的罪就是精神的死亡；當一個人認識到自己的罪，就是瞭解自己不僅在道德上、也在精神上也虧缺了上帝的榮耀。”（註8）

靈修學者牟敦認為，相較於靈性上的死亡，一個人在道德上的死亡，較有罪惡感的意味：因為違反法律，我理當在司法範疇中去承受當受的責罰；但靈性上的死亡，卻是感知到自己已經因著內在完全的錯誤而遠離真理——因著自私而遠離愛，在罪的迷失中走向虛無、扭曲且錯誤地堅持，遠離上帝的真理。牟敦繼而論述，相較於面對罪的覺察與醒悟，罪惡感則是被動地因為來自外界與社群所給予的壓力而產生。（註7）

當一個人意識到，他的不當行為會導致外界給予他什麼樣的眼光與對待時，焦慮與不安便油然而生。當施害者想到別人相信自己是錯的時候，便有罪惡感，但是若施害者明白自己對他者造成的傷害與破碎時，在修復性正義的過程中，自己的思維、動機與行為得以被重新梳理，他所經歷的，也許將不只是道德規範所加諸在他身上的罪惡感，而是更真實的體認到罪的本質。

修復式正義

在修復式正義的過程中，信仰群體在修復式的對話中，扮演著關鍵而重要的角色。

作為一個以上帝和聖經為中心的信仰團體，應當鼓勵團體內更多受害者出面指認，讓團體內的信仰處置與團體外的司法流程，並進而不會被掩蓋。同時，信仰團體的負責人（假設非為加害人）應該有正式具體的作為，即早避免疑似加害人與疑似受害人的接觸，保護兩者的隱私，也要能避免新增不知情的受害者。在這個過程中，整個信仰團體應該給予受害者正向的支持，而非冷漠回應；創造彼此接納的環境以互相學習提醒。（註8）

這並不是一個容易實踐的過程，卻是陪伴雙方經歷醫治之路的必要途徑。

然而，修復式正義是一種理想，還是一個實踐上的可能？關於修復正義的實踐，南非“真相與和解委員會”（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簡稱 TRC）是一個很值得探討的個案。

1995 年 1 月 24 日，南非公佈了“促進民族團結與和解法案”（Promotion of National Unity and Reconciliation Act）。該法案提議由 11-17 名獨立人士組成“真相與和解委員會” 。1995 年 11 月 29 日，南非政府宣佈組成 TRC，並由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南非聖公會大主教屠圖（Desmond Mpilo Tutu, 1931-2021）擔任委員會主席。

TRC 的報告中明確提出，要從衝突、不正義、鎮壓、剝削等環境，轉化到尊重人權的民主憲政體制，必須要坦然而真誠的面對過往的歷史。面對過去權力的濫用與無法掩蓋的惡行，也有許多曾參與暴行的南非白人，選擇承認錯誤、承擔責任，經歷被饒恕的自由。

實踐修復式正義，是一條漫長而辛苦的道路。但是施暴者是否真的能認識到自己的罪而悔改，受害者是否能夠在心靈深處經歷真正的釋放與饒恕，則是上帝的恩典，聖靈的工作。

教會成為陪伴者

面對隱藏在臺面之下的教會性侵，基督徒應該更敏銳於如何去做適恰而公正的回應：一旦大眾承認某人確實受到傷害，社群就必須採取行動，追究造成傷害的責任歸屬，並彌補傷害。

社會的肯定與彌補是必要的，如此才能重建倖存者對秩序與正義的信心。而教會與信仰群體，則可以在其中扮演陪伴與支援的角色，從基督信仰的角度踐行修復式正義。 

牧者與同工需要學習藉著修復式的對話，來解構既定的社群文化暴力，也重整或重建受害者的自信（Self-confidence）、自我主體性的尊重（self-respect）以及自我價值（self-esteem）。在這個跌跌撞撞，充滿爭議，實踐起來幾乎不可能的過程中，陪伴經歷上帝的醫治。

也盼望施害者也得到一個機會，在修復式對話的過程中，自己的思維、動機與行為，得以被重新梳理。他所經歷的，也許將不只是道德規範所加諸在他身上的罪惡感，而是更真實的體認到罪的本質，並來到上帝面前經歷悔改與更新。

註：

1. Johan Galtung, “Violence, Peace, and Peace Research,”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6, Issue 3, (1969), 167-191.

2. 王春安，《小心教牧陷阱》，（台灣新北：聖經資源中心，2013），119。

3. 王春安，128。

4. 臺大校園福音團契畢業生，《不只#MeToo，更要司法正義：身為宗教權勢猥褻倖存者，我們如何走過困境、達到刑事勝訴？》，《獨立評論》，2023-06-27。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52/article/13779

5. 茱蒂絲‧赫曼（Herman, Judith），《創傷與復原：性侵、家暴和政治暴力倖存者的絕望及重生》（Trauma and Recovery: The Aftermath of Violence―From Domestic Abuse to Political Terror），施宏達、陳文琪、向淑容譯（新北市：左岸文化，2023），223-299。

6. Axel Honneth, The Struggle for Recognition: The Moral Grammar of Social Conflict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5), 195.

7. 多瑪斯‧牟敦（Merton, Thomas），《隱修士牟敦悟禪：心靈的甦醒》（The Inner Experience: Notes on Contemplation），劉宏信譯（臺北：啟示， 2004）， 215-216。

8. 王道維，《上主豈會遺忘？宗教團體中Metoo的困境》，《風傳媒》，2023-07-09。https://www.storm.mg/article/4825523?mode=wh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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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與心理學 信仰與政治 女性心靈關顧 影評

當不夠善良的我們遇見行善的誘惑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2024.06.05

王敏俐

現場一：背後的動機，不一定是良善

一個在熱戀中的女孩，細心、耐心地照顧男友病榻上的母親，她的動機是什麼？是愛屋及烏，還是處心積慮地展現自己的價值，證明自己值得愛？

一個生活在儒家傳統、孝道文化中的男孩，愛上了寡母所嫌棄的女孩，又在掙紮擺盪中失去了對方，這可否稱為懦弱？

近期在華語世界熱播的台劇《不夠善良的我們》，從婚姻、兩性與職場的角度，提醒著人們：在我們看到的層層表像背後，更需要探討的，是行動的初心。我們該如何須面對內心深處，那不夠善良的我們？

小至善惡兩難抉擇的生活場域，大至更加複雜的職場與社會，我們在道德與內心渴望之間，總存在著層層堆疊的掙扎與拉扯。管理學大師彼得·杜拉克，在他的小說《行善的誘惑》中，用一所天主教大學的行政與教學兩個體系產生的衝突，探討理想的價值觀與醜惡的人性之間的張力。

美善的初心，進入被罪污染的世界，會遇到什麼樣的試探與誘惑？不夠善良的我們，面對撕裂的世界觀與生存法則，能否找到共存共容的空間呢？ 

現場二：來自良善的動機，可能最終把自己搞得一塌糊塗

在杜拉克的小說裡，一個天主教大學校長，因知人善任、擅長管理，使一所學術平庸的大學，躋身一流高等學府。然而，在錯綜復雜的人際網絡中，當一個善行與另一個善行衝突，目標與利益無法達成共識時，終究陷入了善惡的糾纏與矛盾。

秉著單純的善意與小小的內疚，校長試圖幫助一位不被續聘的助理教授，尋求其他教職。而這個善意的舉動，被流言渲染為不尊重學術專業評估。更慘的是，被解僱的教授夫人寫黑函，控告校長縱容大學中“反天主教勢力”的發展，並且造謠其私生活不檢點……

當靈魂的關懷與學術的追求相互矛盾，只能擇其一時，該給一個學術成就不高，但是懷有教育熱誠、關懷學生生命的教授續聘，還是應該讓其他在學術上有所建樹的新血加入教職團隊？作為一個大校的管理者，應該把學校引導向一所頂尖的“天主教”大學，還是天主教“大學”？背後的動機與可能的誘惑，又是什麼？

杜拉克以這本小說，對管理學進行哲學上的思辨：管理學無法突破的瓶頸，並非存在於管理學理論本身，而是在實踐過程之中，如何在相悖的價值觀之間，坦然為所信仰的價值觀付上代價。

現場三：選票投給耶穌如何？

隨著投票日期越來越逼近，2024美國的總統選舉進入白熱化的階段。全世界的眼睛都在看：美國傳統的民主精神與後現代浪潮之間的角力，又將迸出什麼樣的火花？

讓我們撇開兩個政黨以及候選人的優劣，一起來思考，在這一場充滿爭議、衝突卻又不乏喜感的選戰之中，該如何找到自己的定位？

許多公開表態的基督徒，不管支持哪一方，都發現自己被轟得頭破血流。當我們把聖經中理想的價值觀與世界觀，放在一個有罪的世界中時，必然會產生嚴重的碰撞。那麼，基督徒該成為戰場上的砲灰，還是在模糊的界線裡尋求自保、全身而退？

當我們面臨政治方面的抉擇時，不夠善良的我們，又可能面臨哪些行善的誘惑？

面對手中的選票，基督徒也在試探之中往來徘徊。我們應該做一個“基督徒”政治參與者，還是一個基督徒“政治參與者”？

前者執著於以清潔、誠實的品格，以基督為中心，來思考與參與政治事務，但所做的選擇（例如，在投票欄裡，選擇不投任何一個政治人物，或者寫上投給耶穌），並不能發揮實質效用。

後者為了達到良善的結果，願意選擇“必要的”取捨與手段——哪怕這些方法是“屬世的”，但是最終能達到影響政治的目的。

而大多數的人，則在兩端中間遊走，舉棋不定。

選票給基督徒的誘惑，可能還有一種“我可藉著手上的選票掌控世界”的權力感。這種錯覺，容易使我們將自己的是非判準絕對化，將我們的意志、情感與自我認同，與我們所支持的陣營緊密連結，以致在立場的角力之中，教會分化、信仰群體使命失焦。

事實是，雖然我們擁有投一張選票的權力，但是人永遠無法與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智慧相比。上帝對個人與國家的計劃，也超越我們所能衡量的得失，超越我們的權謀。如《撒母耳記》中，上帝使用一個小小牧童，就打敗了巨人哥利亞。

現場四：如何在道德與人性的尊嚴中，找尋一條出路

回到最初始的提問：無論在個人生活、職場，甚或政治公共領域，面對充滿糾結的人生考題，不夠善良的我們，該如何避開行善的誘惑，去做出那看似微小，卻又大又難的決定？

德國哲學家康得在他的著作《純粹理性批判》中，一直渴望在道德與人性的尊嚴中，找尋一條出路。在這裡，讓我們以信仰為脈絡，反思他的3個終極提問，或可給我們一些智性與靈性的曙光（註）：

×問題一：我能知道什麼？

“我能知道什麼？”（Was kann ich wissen?）這是康得提出的第一個提問。

這個問題，其實是為人類生命可感知的事物，設出一條界線。在我們的經驗所知之外，有一片更寬廣的無知。作為基督徒，承認一切都不在自己的掌控之中，而在上帝的手中，是我們答對人生考題的起點。

在台劇《不夠善良的我們》中，寡母對獨子的掌控，造成了兒子婚姻的悲劇。小說《行善的誘惑》中，神父校長試圖以善行來緩解人之間的張力，卻使自己限入更大的僵局。面對今日的民主政體，相信選票可以改變國家的屬靈狀態，則是本末倒置的錯誤信念。

×問題二：我應該做什麼？

“我應該做什麼？”（Was soll ich tun?）是康得提出的第二個問題。

他認為，我們應該在理性的範圍之內，符合道德的規律。然而，我們或許以為自己很理性，但我們其實常常離理性很遙遠。特別是在一個充斥大量資訊、生活步調疾速的時代，每個人的內在都有很深的躁動。我們被要求行動快、效率高，但是機械一般的運轉，反而使我們無法領受智慧，因為真正的智慧需要耐心的等待。

生命裡最積極的行動，其實是安靜預備自己，在主裡耐心等待，在等待中產生由內而迸發的生命活力。

《不夠善良的我們》之中，不斷付出的的慶芬，是一個停不下來的人，卻讓自己的人生方向，離自己的初心越走越遠。

《行善的誘惑》中，從尊重生命價值的“天主教”大學，轉型至看重學術評比的天主教“大學”，是教會學校在世俗中的一種妥協。然而事實是，對生命價值與人性尊嚴的牧養，是學校全面健康成長的根基。

面對美國總統大選，以及各種政治議題，如果使用錯誤的方法與手段，或帶來短期的利益，卻往往讓後人付出更慘痛的代價。

×問題三：我可以希望什麼？

“我可以希望什麼？”（Was darf ich hoffen?）面對這第三個終極提問，康得認為，我們可以把目光投向超越時空的永恆真理。

時間與環境現實的張力，常常誘惑我們妥協，做出輕率、看似立即見效，卻終身遺憾的決定。若沒有每日在上帝的話語中得力，我們真的很難抵抗多元媒體中群魔亂舞的各種思維或主義。例如，立即主義。唯有真理，可以使我們不為現代世界求速求效的潮流裹挾，得到真實的平安與自由。

《不夠善良的我們》之中的Rebecca（張怡靜），或許最讓人心疼與不捨。因為她所渴望的無條件全然接納，在這不夠善良的世界裡是找不到的。

《行善的誘惑》中，主教一語驚醒夢中人：“一旦有人攻擊他們的動機，他們可能會深受打擊，並突然意識到自己跟其他人一樣是有缺陷的，就只是平凡人而已，不完全值得敬佩。”

在政治領域中，我們尤其需要認清人性的矛盾與罪惡：不同政黨在某種程度上，都是為著不同立場的選民的公義而戰——沒有一個政黨，是不帶著選票利益來利用各自的選民族群的（不管那個族群是基督徒，還是彩虹族）。

願不夠善良的我們，面對個人生活中的掙紮、職場上的角力，以及政治領域的激鬥，都能從容而優雅，靠著主的恩典，分辨行善的誘惑，經歷上帝所賞賜的平安！

註：Immanuel Kant,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Hrsg.: R. Schmidt (Hamburg: Meiner, 1976), B 833-837.

參考書目：彼得‧杜拉克，《行善的誘惑》，吳程遠 譯，（臺北：遠流，20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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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文化與神學

巨星泰勒絲與自我缺稀的時代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言與思專欄2024.05.06

王敏俐

泰勒絲魔法

這幾年，“泰勒絲經濟學”一躍成為美國各大名校之間的顯學，許多教授把美國歌手泰勒絲的創作做為文本在課堂中探討，以泰勒絲在文化與經濟層面所創下的驚人影響力來思考她在流行文化中所掀起的風潮與意義。

時代雜誌《TIME》評論到（註1）：

“泰勒絲在整個2023年裡，憑自己獨特的影響力，成為年度風雲人物。在尤為黑暗的這一整年裡、在這個割裂的世界裡，有太多制度在塌陷，可是，泰勒絲竟以一種超越國界的方式，化作光照亮大家。”

“當今地球上，找不到第二個人可以像她那樣、如此出色又深深打動著無數人，大家在泰勒絲的演唱會中，聽到自己的故事，也鼓勵更多人找到自己的聲音。出道17年來，泰勒絲的歡迎程度不斷增長，在2023年，她的力量實現了一種核钜變式爆發：將藝術和商業結合在一起，釋放出歷史性的力量。”

2024年春季學期，哈佛英語系教授伯特（Stephanie Burt）開了一堂課程“泰勒絲與她的世界”，探討泰勒絲作品與文化。

事實上，伯特教授本身也是泰勒絲迷（Swiftie）。在一篇闡述自己為何要開此課程的文章中，伯特教授分享泰勒絲所寫下的歌詞，如何細膩地陪伴聽眾，經歷生命中不同階段的每一個瞬間：

“我並不想要高高在上的給學生上一門課，我更想要的，是分享一個生命性格形塑過程的人生體驗：藉著泰勒絲的詞曲創作，去領受與分享生命中的篤定，更深刻的自我認識與生命的狂喜。”（註2）

一位修課的學生在網路上分享伯特教授在課堂中，如何重新詮釋了現今的泰勒絲現象：伯特教授以泰勒絲早期的創作歌曲《十五歲》為例，來說明泰勒絲將自己定位為聽眾的“朋友”：一個如同“神仙教母”一般，知道你現在處在什麼樣的景況之中，以精準而深刻的詞語詮釋你的心聲，傾心幫助引導你的朋友。（註3）

神仙教母的叮嚀輕聲細語地成為無數少男少女的生命嚮導：“選條人跡罕至的路走，才有隨時停下腳步喘息的自由” （Take the road less traveled by Tell yourself you can always stop——Illicit Affairs）

打破“作者已死”的暗黑神話

從文學的角度來說，泰勒絲的作品令人著迷。她以一種切合大眾、媒體品味與追求的語境，展現了文字之美；以簡單精確的符號，點出芸芸眾生在混沌意識中的清晰共鳴。在孤獨心靈的午夜裡，如同一記整點敲響的鐘聲，衝擊著我們的感官，喚醒我們內在心理模糊的記憶與難以名狀的情感——在悠悠的時空長流裡，細細品酌，漫漫迴盪。

粉絲與偶像之間的共鳴，真實存在嗎？讀者與聽眾的心靈，是否真可能與創作者之間，有真實的對話？或者，只是在各自平行的時空裡喃喃自語？

法國文學批評家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在1967年向世人昭告“作者之死”，認為作品在發表出來的那一刻，作者對於文本所能給予的影響與權限已經告終。在作品中，讀者與文本相遇，以自己的生命經驗、文化脈絡以及身份認同詮釋作品；作者與他的創作之間，從此成了斷了線的風箏，不再擁有任何掌控詮釋走向的主權。（註4）

在一個解構主義的詮釋中，作者與讀者之間，如同處於兩個平行時空，雙方對著無垠宇宙喃喃自語，沒有對話也沒有交會。當歌手呈現創作時，作品便為粉絲提供一個既定的平臺，給予粉絲去思考、解讀與詮釋的無限自由。

作者的主權之死，造就作品在他人生命中的誕生。聽眾隨著自己的生活與處境，在歌詞與MV中，找到與自身經歷吻合的情節與字句，從而藏身在偶像的創作裡，粉絲找到自己情緒的出口，找到被理解與肯定的理由。粉絲的靈魂是自由但也是孤單的；粉絲看作品是主觀但也是單向的。

然而，泰勒絲作品似乎有一種魔力，可以將歌迷與創作者之間的共同性連結起來。或者可以說，在泰勒絲這近20年的演唱生涯裡，藉著她百屈不撓的生命力與層次更迭的創造力，來挑戰作者已死的解構主義詮釋學：

“我是一顆鏡面球，為了融入我可以改變自己的全部；我仍竭盡所能地在嘗試，只為了讓你繼續看著我。” （I’m a mirrorball, I can change everything about me to fit in; I’m still on that trapeze, I’m still trying everything to keep you looking at me——Mirrorball）

《作者之死》所強調的，是讀者與聽眾的自主權，與不受文本所拘束的自我意識。事實上，我們身處在一個極度強調自我價值與自我意識的時代。而我們之所以這樣強烈的想要向世界宣告自我的存在與主權，恰恰是因為，我們活在一個自我缺稀的時代。

在醫院、機構、學校、網路與雲端的世界裡，我們更多的時候不是以名字，而是以編號來呈現；為了在體制中生存，使我們的工作成果可以規格化而符合一致的期待，我們因此磨去自我的棱角與特質。在整個後工業與科技化的架構中，我們在去特質化的現況中安穩隱藏，直到最後，發現自己的勞動成果可以輕易地被人工智慧所取代……

而後現代文化中所強調的自我覺醒，則是在這自我缺稀的數位化時代裡，面對人性困境的一種強烈反抗。

雅斯培（Karl Jaspers, 1883-1969）在《時代的精神狀況》說：在工業化與資本主義的時代裡，每一個個體的獨特性已經被畫約成為一個數字與號碼。我們活在一個無名氏（das Zeitalter der anonymen Verantwortlichkeit）的時代裡，人的存在僅剩下一個編號，而非是一個獨特而無可取代的個體。

他說：“人們的精神狀況已發生逆轉。雖然積極的成就依然在獲取，但是由於這種逆轉，我們已開始承認巨大的、幾乎無法克服的困難將持久存在。”（註5）

“在工業革命及其影響下所形成的新的生活方式中，人類如何能夠維護與發展其自身幸福？” 於是，高達美（Hans-Georg Gadamer, 1900-2002）在演說《友誼與團結》中，回應雅斯培面對時代的觀察而提出詰問：

“我們生活在一個匿名責任的時代，這個時代依據於它自身的組織技術而衍生出某個人與人之間相互陌生性的世界。誰是與我們共同生活的鄰舍？”（註6）

誰是我們的鄰舍？

2023年，Swifties（泰勒絲迷）被放入英國牛津詞典，並將此定義為：歌手泰勒絲的熱情歌迷。歌迷將自己稱為Swifties，足以顯出泰勒絲對流行文化的影響力。這一現象凸顯了在一個人際網絡相互切割的陌生時代裡，人們對於共同社群與歸屬的渴望。

“誰是我們的鄰舍？”兩千年前，耶穌也對祂身旁的猶太同胞作出同樣的挑戰。

在好撒馬利亞人的比喻裡，一個在路途中被強盜打傷的旅人，被路過的專業神職人員所漠視，卻被一個撒馬利亞人救起，為他纏裹傷痕，帶他到可以安身之所。隨後耶穌挑戰他的聽眾：在與旅人所有相遇的人中，誰是他的鄰舍？（註7）

泰勒絲的崛起與成就，始因於她過人的才華與敏銳的時代嗅覺，擅長以充滿故事敘述的歌詞，激發與歌迷之間的共鳴，建立一個彼此歸屬的社群感。在今日這自我缺稀的時代，我們試圖在流行文化中找尋自我，在粉絲文化中建立社群……然而我們人生最深層次的孤獨感，是否因此找到得以釋懷的解藥？

若是沒有回到造物主面前，很有可能，我們看人——自己、他人，都只是一個消費者，一個勞動力，一個帶著編號的病患、學生、商家，一個面熟卻又毫無交集的“教會會友”。我們到底是誰？我們身旁來來去去的人群，他們又是誰？在這孤獨而喧囂的宇宙裡，誰是我們的鄰舍？

當耶穌以同樣的問題，在他所處的時代裡挑戰眾人時，在一陣沈默之後，有人回應了耶穌。在一切與那受傷的旅人相遇的人之中，願意憐憫他、纏裹傷口、為他預備安身之所的，是他的鄰舍。

在這自我缺稀的年代裡，每一個個體所需要的，是回到創造我們的恩主面前，重新領受我們被祂所造的奇妙可畏。也唯有深深經歷過上帝憐憫的人，才可以重新帶著憐憫的心腸與溫柔的視角，去體會到他人生命真實的悲喜，被所見的事物感動，為每一個所遇生命的破碎纏裹傷口，引領他們到可以棲息療傷的安居所在。（註8）

註：

1. 時代雜誌《TIME》Dec. 29. 2023。

2. Burt, Stephanie, “Why I’m teaching Taylor Swift at Harvard.” https://www.wbur.org/cognoscenti/2024/01/22/taylor-swift-harvard-course-eras-stephanie-burt.

3. Ikeda, Emilie, “I sat in on a Taylor Swift class at Harvard. Here’s what I learned.” https://www.today.com/popculture/music/taylor-swift-harvard-class-experience-rcna137797.

4. Roland Barthes, ”The death of the author,” Image–music–text, trans. Stephen Heath(London: FontanaPress, 1977), 142-148. 

5. 雅斯培，《時代的精神狀況》，（上海譯文出版社，2013），19。

6. Hans-Georg Gadamer, “Freundschaft und Solidarität,“ Hermeneutische Entwürfe: Vorträge und Aufsätze (Tübingen: Mohr Siebeck, 2000).

7. 出自《路加福音》10：25-37。

8. Oliver Davies, A Theology of Compassion: Metaphysics of Difference and the Renewal of Tradition (Cambridge/Grand Rapids, MI: SCM/Eerdmans, 2001),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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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所許可的限制：一個弔詭的奧秘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言與思專欄2024.02.05 

王敏俐 

當代約伯 

香港神學家溫偉耀博士在妻子罹癌去世後，獨自撫養兩個女兒，其中一個嚴重弱智。他在迷茫之中前往多倫多，尋找盧雲神父。當他向盧雲訴說著自己的際遇、學歷與雄心都因為弱智的女兒而變得幻滅時，盧雲說了一段令他終生不會忘記的話： 

“你的女兒是天使，是上天差派她來保護你，保護你不會墮落成爲一個滾逐名與利的人。”（註1） 

溫偉耀回憶時坦言，當時的他不太能夠接受這句過於直率的話，但是多年後，他才明白盧雲神父的評語是千真萬確的。 

溫偉耀博士生命中經歷了許多旁人所無法想像的限制與苦難，被稱為“當代約伯”。 

雖然多數人並沒有經歷像他那樣的重大挫折，但是我們也都在每一天面對著生活中的掙紮與軟弱，如同一隻渴望自由的飛鳥，被囚禁在現實生活的重擔與限制之中。 

也許是面對需要照顧的年邁長輩，也許是承受自己身體疾病的痛苦，也許是經歷婚姻觸礁的創傷破碎，也許是經濟重擔壓得我們無法喘息，又或是原生家庭如影隨形的傷痕，自我認同的迷惘與情緒的崩潰……在這個個充滿罪惡的苦痛的世界，我們無一倖免的經歷著各種不同的傷痛與眼淚。 

停下腳步 

苦難使我們放下疾速奔跑的腳步。 

在聖經中，雅各因為上帝所許可的限制，成為一個不再能快跑、只能瘸腿跛行的天路客。在《創世記》中雅各因著得罪哥哥遠走他鄉，20年後決定回到家鄉。在面對哥哥以掃的前一天晚上，雅各選擇獨自一人在雅博渡口紮營。當夜主的使者與他摔跤，並且傷了雅各的大腿，而雅各也緊緊抓住上帝的使者，直到使者為他祝福才肯放手。 

關於這段經文，靈修學家牟敦如此分享道： 

“在這場黑夜的戰役中，天使、我們內在的自我，傷害我們大腿上的一根神經，因此後來我們跛腿而行。我們自然的力量是有限的、跛腿的，我們是卑微的、天真無知的。我們看見自己變得愚昧，即使有良好的工作表現，我們仍是脆弱無力的。雖然我們被罪惡所吸引，我們不再有能力快速追求它，但我們有能力對抗我們的對手。雖然無法征服他，但可以不讓他走，直到他祝福我們為止。這種力量超越我們自己的力量：這是愛的力量，神秘地來自內在，來自對手他自己。這是他自己的力量，他希望我們用這力量握住他。”（註2） 

世界用揚聲器，不斷地催促我們往實現自我價值的道路直奔，但是苦難卻使我們放下快跑的雙腿。 

縱然罪惡不斷地喬裝成光明的天使，以各種誘人的理由鼓動著焦躁的我們，但因著生命經歷的限制而在上帝面選擇順服的人，已經不再有能力去快速地追求它，不再有能力去堆高那在我們的品味與野心驅動下所築起的巴別塔。他們在苦痛中緊緊抓住上帝的同在，不經歷祂的祝福，絕不善罷甘休。 

依納爵・羅耀拉（Ignacio de Loyola, 1491-1556）是天主教耶穌會的創會人，出生於西班牙北部的羅耀拉小城。他從小就渴望自己能夠成為成功驍勇的騎士，16歲開始擔任侍臣並接受騎士訓練。然而，30歲那一年，在一場西班牙與法國的戰役中，他的腳被砲彈射傷，在療傷的過程中依納爵經歷了劇烈的痛苦與死亡的威脅。 

在病榻上，依納爵開始閱讀魯道夫 （Ludolph of Saxony, c 1295-1378） 寫的《基督行實》 （The Life of Jesus Christ） 與另一本《聖人傳記》（ Flos sanctorum）。將近一年，他與世隔絕，徹底改變了他的人生方向，決定走一條跟隨耶穌的道路。 

後來，他雖然可以行走，但雙腳再也無法如從前那樣利索快奔。在緩緩跛行的人生中，他的生命與主相遇，緊抓著上帝的祝福，藉著耶穌會的創立與他的靈修著作《神操》服事了未來的一整個世代。 

從我們有罪而有限的眼光來看，生命中的苦難似乎是限制了我們的發展。但是從上帝美好的旨意與計畫來看，上帝在我們的生命中，使用了這些限制作爲施力點，幫助我們緊緊地跟隨祂。 

願主的愛時時提醒我們，不要抗拒、害怕這些生命中的限制，而是去擁抱限制，與限制共舞，並站在我們的限制之上，讓主帶領我們到更高的磐石——這是一個弔詭的奧秘。 

最後，我們可試著以依納爵的一篇禱文《主，請收納》來默想： 

“主，請禰收納我的全部自由， 

我的記憶，我的理智，和我的整個意志。 

凡我所有，或所佔有，都是你所賞賜的， 

我願完全奉還給你，任憑你隨意安排。 

只將你的聖愛，和你的聖寵，賞賜給我， 

我便心滿意足，別無所求了。”（《神操》234 號。註3） 

註： 

1.《盧雲與我——記一段屬靈的友誼》收錄於盧雲著作《心靈愛語：當我陷入靈命低潮的時候》，（香港：卓越使團，1997），185–192。 

2. 多瑪斯・牟敦（Merton.Thomas）,《隱修士牟敦悟禪：心靈的甦醒》，劉宏信譯（臺北：啟示，2004），171-172。 

3. 喬治·剛斯Ganss, G.E. （S.J.），《神操新譯本》，鄭兆沅譯（臺北：光啟出版，201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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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與心理學 兒童事工

福音心理劇：上帝放在我們心中的禮物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言與思專欄2023.11.27

王敏俐

作爲孩子的媽媽，每一天都有許多機會，在孩子的生命中來觀察他們的言行與思考。

孩子的“戲劇”

當我的小女兒3歲時，她開始在許多的遊戲中進行角色的扮演：有時候在一堆玩具食物中，扮演在廚房裡忙進忙出的媽媽；有時候叫哥哥們張開口，假裝幫哥哥拿出卡在喉嚨的魚刺；有時候坐在角落裡，拿著一本還看不懂的書，振振有詞的“朗讀”著“書中的內容”。戲劇與角色扮演投射出了她的生活經驗，以及她對生活周遭人物的觀察。

從孩子身上讓我發現，戲劇是上帝送給我們的禮物，在進入角色的過程中，過往生命裡所接受的大量資訊、親身感受與內心的衝擊，得以被梳理。孩子們對於生命的經驗是懵懂的，我常在想，若是他們在戲劇扮演的過程中，有一個信仰成熟而且接受過裝備的成人引導，戲劇可以成為一個充滿創造力與能量的工具：既可以來陪伴孩子，又可以讓其他人認識與體驗上帝的真理與愛。

福音心理劇

今年夏天我有機會接受福音心理劇培訓課程。擺渡人（God’s Sailor）團隊的朱家瑜、楊素玲與林岱瑩3位老師帶領我們，從中瞭解藉著角色扮演進行心理治療的奧秘。

心理劇（Psychodrama）是由猶太裔奧地利心理學家莫雷諾（J. L. Moreno）（1889-1974）所創立，莫雷諾用希臘字源“Psycho”（心靈）與“Drama”（劇）來創造“Psychodrama”，將戲劇元素應用在促進個人心裡的探索與團體關係的改善與發展。

福音心理劇結合了聖經故事與心理劇，是一種團體行動式靈修。藉著挑選一段經文，在所服事的群體中，以經文中的故事來進行角色人物的扮演，並從中重新咀嚼聖經人物的感受。

藉著專業的心理師的引導，我驚訝的發現，在面對上帝的話語時，除了知識的理解，也用我們進入角色之後的感同身受，用我們的感官：視覺、聽覺、嗅覺、觸覺，甚至是味覺來揣摩聖經中人物的角色，是一個在團體中，與上帝，與他人，與自己對話的過程。

被抬的癱子

在課程中，印象最深刻的是在小組戲劇練習時，每一個人練習當導演與不同的角色的過程。我們這組所扮演的聖經故事是一個癱子被抬到耶穌面前的故事（參《可》2：1-12）。因為沒什麼自信，我是一個不太敢主動嘗試當主角的人，但是在幾次的培訓下，內心的勇氣漸漸被釋放出來，我鼓起勇氣扮演被抬到耶穌面前的癱子。

我坐在被當作擔架的椅子上，被四個學員高高抬起的時候，我很深的體悟到了，被抬的癱子心中所經歷的掙紮與恐懼：

感到害怕，擔心無法被醫治，期望再度落空；感到榮幸，因為被上帝，被同伴深深所愛；感到無助，因為身體完全不聽使喚；感動恐懼，當自己被高高抬起，又從高處墜下；感受到願意接受幫助，也需要勇氣；感受到在破碎中的示弱，是經歷上帝大能與恩典的必經之路。

很多很多很複雜的情緒與掙紮，讓我瞭解到受助者的情緒與內心的衝突。這也讓我學習到，在每個服事與助人的過程中，助人者付出的或許是時間與精力，而受助者也是一個給予者，給予對方信任，給予對方進入自己的世界與生命的機會，服事與被服事，是一個在主恩典之中，彼此造就的陪伴。

回到家裡，我也嘗試著與孩子們用福音心理劇的方式來靈修與閱讀聖經。

當我們讀到《出埃及記》第3章摩西看見荊棘中的火焰時，我也嘗試讓孩子進行角色扮演，去瞭解在那個當下，摩西的處境與心理的掙紮。與孩子討論，在面對火焰中的荊棘時，心中的恐懼；在面對上帝的聲音時，到底要不要相信的徬徨與不知所措； 在接受上帝的呼召時，心中的感動與震撼。孩子們熱愛用福音心理劇的方式來思考上帝的話。

福音心理劇，如同一把鑰匙，解開許多有限而破碎的受造者，內心的真實感受。讓我們更深的思考上帝，思考自己生命的光景，並帶來與上帝與人更真實的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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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哥的故事 和孩子一起動手做 在家自學 大哥的故事 母親作為一種文化符號 短宣筆記 許家私塾的故事

帶著幼兒短宣可還行？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言與思專欄2023.09.18

王敏俐

2010年在歐洲居住的時候，我開始跟著美國來的宣教同工，參與歐洲各國華人留學生的宣教事工。搬到美國之後，也幾次到歐洲短宣。

然而成為母親之後，對於是否參與短宣服事，我心中常有掙紮。

母職與事奉的張力

當我在服事與母職之間，感到拉扯與挫折時，西雅圖教會的Sabrina師母，給了我一個相當有智慧的建議：“有許多姐妹在孩子出生之後，陪著孩子一起在兒童事工中成長。這樣既可以在服事中操練，也可以陪伴孩子成長。服事、育兒兼顧。”

Sabrina師母的話點醒了我，讓我從沮喪中走出來，學習珍惜與、把握我此刻的生命季節。從此，在我與先生熱愛的短宣事工上，多了我們家小寶貝的足跡。

第一次帶著孩子短宣，是在老二兩歲時，我們去墨西哥的育幼院。

記得當時，剛買完飛往墨西哥的機票，就發現懷了老三。掙扎了許久，最後在短宣隊的愛心支持下，和先生一起帶著5歲的老大，兩歲的老二，以及在母腹中的老三，一起去了墨西哥。

今年（2023年），西雅圖的母會繼續了往年在台灣的短宣事工。我們也有幸參與其中。我們在臺北的伯大尼兒少家園（Bethany Children’s Home），陪伴那裡的孩子兩週。我們和孩子一起玩，為他們準備不同的活動與課程，整理打掃兒少家園，聆聽同工寶貴的分享，一同敬拜，一同禱告……

兩週之後，我們全家又隨著另一個短宣隊，抵達臺北坪林，在當地的小學帶領暑期聖經學院。

帶著幼兒短宣，是不是自找麻煩？為何要讓一家人都辛苦奔波呢？

幼兒能適應的短宣

首先，我必須承認，帶著小小孩，不論是在家裡，或者是在外旅行，以及到宣教工場，都是非常不容易的。因為他們雖然很可愛、很甜美，但是鬧騰起來也讓人崩潰。感謝上帝，我們這幾次的短宣，上帝都帶領我們進入對幼兒非常友善的短宣隊。

1. 尋找異象相合的短宣隊

在帶孩子外出短宣之前，我和先生都各自外出短宣過：一人參與短宣，另一人留守家中照顧孩子。後來我們決定，“要走全家一起走”。於是，我們便按照孩子的年齡與步調，尋找新的短宣機會；我們的服事對象，也由留學生與家庭，轉變為孩子。我們找到服事小孩與小小孩的機構。

在墨西哥，我們拜訪偏遠鄉裡的基督教兒童育幼院。裡面的孩子雖然年紀都很小，但是他們對上帝的愛很真實，也很深刻。因著生命的際遇，他們也比同齡的孩子更為成熟。我們和育幼院裡的小孩一起，去更鄉下的地方。我們一起邀請當地各家的小朋友聚集在空地，唱詩，分享福音，做手工。

今年（2023）在台灣，我們在伯大尼兒少家園，藉著遊戲、活動、共同準備夏令營，與孩子們建立關係……

不管是在墨西哥，還是臺北，我家的孩子和當地的孩子，總是可以很快成為好朋友，一起遊戲追逐。

帶著孩子一起，到偏鄉的小學，教暑期聖經課程，也是很適合全家一起動員的短宣。大人準備課程，孩子們和當地的國小學生一起，融入參加各種活動。他們在各個小組當中，用喜樂感染其他孩子，帶著其他孩子一起敬拜，一起聆聽聖經故事，共同融入各種活動……

2. 短宣中如何照顧孩子

短宣的環境，不一定舒適。對孩子來說，可能有許多地方需要調適與學習。

在墨西哥短宣時，白天孩子們喜樂又興奮。他們喜歡車子開在在崎嶇不平的道路上，隨著泥路上的坑坑窪窪而蹦蹦跳跳。然而到了晚上，住在潮濕、沒有隔音、評級大概不到一星的旅館，孩子夜裡的哭聲可以傳遍整棟樓。

在飲食上，也有不適應之處。因此，零食與小點心要適量準備。在飲用水不乾淨的地方，也只好給孩子平常不給喝的汽水飲料——沒想到，這成了孩子們短宣回來後，最津津樂道的事。

我們父母還需要和孩子們一起學習的是：好好把握休息的時間，以儲備體力，保持強健的免疫力。比如，在為期3週的短宣中，我告訴孩子：如果沒有好好休息，身體會變得很脆弱，容易生病。因此，我規定全家每天早早洗澡，然後在晚上8點的檢討會之後，便可以安然入睡。

要3個亢奮、吵鬧的小孩早睡，並非易事。好在他們非常喜歡一大早和負責準備早餐的叔叔、阿姨去買早餐。於是我們定下協議：如果他們睡前安安靜靜、不玩鬧，隔天早上便可以在6點45分起床，去幫大家買早餐。

這是他們最喜歡的獎賞。他們也真的做到了，因此每天可以為短宣隊提回熱騰騰的早餐。

在整個短宣中，我們也因為這樣規律的作息，即使在病毒充斥的環境裡，也始終有好的活力繼續前行。

3. 孩子不是纏累，而是祝福

整個短宣過程中，不管我走到哪裡，3歲的女兒總是跟著我，如影隨形。她甚至在我講聖經故事的時候，抱著我的大腿，和我搶麥克風，也時而失控、暴走。

也許有人覺得，真的有必要讓小小孩一起參與短宣嗎？他們真的明白短宣的意義嗎？

那麼，短宣的意義是什麼呢？

短宣的意義與效果，不能用可以量化的人數、時間、金錢，或者工作進度等，來衡量。短宣的意義，在於，因基督的愛，我們與原本不會相遇的族群，建立連結，建立友誼，建立互動，彼此信任，認識自己與他人的破碎，並在這樣的破碎之中，因基督的愛，擦乾淚水，相親相愛，相伴前行。

身為成年人的我，很難敞開自己的脆弱。也很難在客套與禮貌之外，與身旁的人建立透明而真誠的關係。特別在短宣中，我期待自己表現出最好的一面。

然而短宣需要的，並不是完美，而是真實的建立關係。

在這一點上，孩子真是我們的好榜樣。他們樂於分享和給予，不會覺得自己給出去的東西不夠好、不夠完美。他們是單純的毫無保留的給。孩子也樂於接受他人所施的恩惠，想吃的時候，想玩的時候，想要安慰的時候，想要抱抱的時候，他們不會讓自己高高在上、完美得無懈可擊。他們的軟弱與不足，那麼地顯而易見。

他們的同在，提醒我放慢步調。他們的吵鬧與“纏累”，讓我成為一個更真實的，有血有肉，會笑會崩潰的人。

不管是在墨西哥，臺北市區，還是山區偏鄉，在任何不同的文化、不同背景、不同需要的宣教工場中，孩子總是很快與當地夥伴玩在一起，迅速成為朋友。這是我們成年人特別要學習的。

帶著幼兒一起探索

短宣的意義，是進入陌生的群體中，分享耶穌的真理與愛。真理不是教條，愛也不等同於物質上的禮物。

小小孩的同行，讓我更深地認識到，短宣就是：一群脆弱的人，進入另一個脆弱的群體之中，分享耶穌在人生命裡的故事。兩個群體成為朋友，相互傳遞從神來的喜樂與愛，一起承認需要上帝，並且在被上帝的愛充滿之後，成為勇於付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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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與文學 生死學

在死亡的洪流之中效法愛：讀遠藤周作的《深河》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言與思專欄2023.07.10

王敏俐

生命中，我們每一天都經歷著不同挑戰，其中一個困難的功課，是面對死亡。

死亡是多數人畢生的恐懼，也是人生苦難與罪孽咒詛的停損點。日本天主教作家遠藤周作在他晚年的最後一本小說《深河》中，花了很大的篇幅，用盡洪荒之力，來探討死亡。

死亡的功課

小說所描述的，是一個前往印度朝聖的旅遊團，每一個人前往印度的原因都不盡相同。但是，在他們的生命歷程中，都深刻的經歷過死亡所帶來的衝擊與震撼。

剛經歷喪妻之痛的磯邊，因著妻子臨終之前的囑咐，而前來尋找或許會在印度轉世的妻子；曾經與戰友經歷緬甸叢林慘不忍睹的戰役的木口，對於戰友死前的認罪與告白始終耿耿於懷；兒童童話作家沼田想來買一隻九官鳥放生，因為在瀕死的病痛時期，它的陪伴安慰了作家的心，它的死亡，彷彿也是代替著經歷手術的他經歷九死一生。

我們的生活，糅合著面對生命的種種張力，我們逃避不了的，是死亡的功課，面對死亡的恐懼，對死者的想念或憎恨，無法跨越死亡鴻溝的懊悔與遺憾。

幾年前，朋友離世的消息傳到我耳中，我的生命也彷彿咽喉被掐住一般：在一段不短的時間裡，常有窒息的感覺，無法呼吸；心中的情緒非常的複雜，有憤怒，有哀傷，有憐惜，有遺憾，有面對死亡這無法跨越的鴻溝，無法吶喊的痛苦與思念。

作為一個小小孩的母親，看見孩子嚎啕大哭是一件非常稀鬆平常的事情。任何一個身體、心靈與感受上的低潮與不適，都可以讓孩子毫不掩飾地放聲哭泣。對孩子而言，哭是一種本能，也是一個最赤露敞開的釋放。

然而，在這一段接受摯友死亡的過程裡，我驚訝地發現，自己的眼淚竟然好像被鎖住了，哭不出來。我發現自己，寧願假想摯友是旅行到遠方，也無法接受對方死亡的消息。

小說之中，思念死者的人，在面對未來的抉擇時刻，會有許多複雜的情緒與思念，最終做出一個超越自己過往執念與理性的決定：一向理性，不輕易表達情感的丈夫，為著尋找已故妻子的轉世，在印度小鎮的巷弄中尋尋覓覓找一個女孩，只因她曾自白前世是日本人；經歷緬甸戰役的某某在經受苦難的印度神祇中，看到了自己過往在緬甸叢林之中經歷的非人生活，而感到安慰與釋懷。

我們過往人生裡，是否也因著死亡陰影的催逼，做出超乎自己理性範疇的抉擇呢？

在這本討論死亡的小說裡，卻有一個人物，脫離了死亡的範疇，來思索人類面對死亡與苦難的困境。

一位名為大津的神父，看著許多痛苦瀕死的人，渴望臨死之前能夠來到泥沙與汙濁混合的恆河裡，藉著洗滌罪孽，逃脫悲哀的今世咒詛，轉世進入下一個平順而幸福的人生。這位神父思索著，耶穌若是在恆河，也許會如同當年在耶路撒冷背起十字架那般，背起這些瀕死之人，來到帶給他們盼望的恆河河水洗滌罪孽吧？

愛的本質

在《深河》整本小說之中，當作者傾倒大部分的心力來思索死亡與苦難之時，小說中還有一個貫穿全場的人物美津子。她與小說中其他人的發展方向不同之處在於，美津子在種種生命的抉擇之後，她所尋找的，是愛的本質。

學生時代，她在男人對她的慾望中尋找愛，卻找不著；到了談婚論嫁的年紀，她渴望在平淡而穩定的婚姻中尋找愛，也還是找不到；美津子進入醫院成為義工，希望可以藉著模仿付出愛的行動，在服事病患與關懷家屬的歷程中尋找愛，卻發現模仿去愛的她仍然無法觸及愛的本質。

但是在這一趟印度的旅程中，因著神父大津那看似愚拙且毫無功效的，日複一日的去把垂死之人帶到恆河的過程中，所效法的耶穌的愛，仿佛讓她對愛的詮釋，有了不同的覺醒。

小說的奧妙之處，在於它不必為真理作一個完美無死角的詮釋。它只是在人生的真實掙紮之中，從一個個體極其有限的角度與際遇裡，為真理作一個不完整的切片與採樣，供讀者咀嚼、省思，在我們無法超越的時空限制裡，或許可以逃脫既定的框架，重新思考信仰的真義。

如《羅馬書》所言：“自從造天地以來，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雖是眼不能見，但藉著所造之物就可以曉得，叫人無可推諉。”（《羅》1：20） 遠藤周作在遲暮之年，以小說來與死亡這個議題作最後的拼搏。

然而，不管是死亡，或是對死亡的恐懼，或是對死者的想念、愧疚與遺憾，或是對生命苦難的無解迷惑，這些受造之物所衍生的悲歡離合，最終是把我們帶到了這位永生上帝的面前，承認我們的生命本質中沒有愛，承認我們只能在罪人的有限與邏輯之中，效法基督，效法祂的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