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類: 信仰與文學

王敏俐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言與思專欄2024.11.04

告別不了的國族記憶

2024年華人文學界一件標的性的事件，是作家齊邦媛老師息了地上的勞苦，完成了她人生歲月的巨河之旅。我們告別了她，卻告別不了那一代的國族記憶。

齊老師出生在中國東北，親身經歷抗日戰爭、國共內戰與國民黨遷台整個大時代顛沛流離。她在戰亂中的武漢求學，二戰後輾轉來台，畢生奉獻文學、教學，年過8旬才坐下來寫自己的回憶錄。

85歲時，齊老師出版回憶史詩《巨流河》，戰役中的倖存，形塑了她一生堅毅的型格：少女時期與張大飛的愛情故事，成為她面對後來波瀾人生的養分；婚後的工作隨著任職於鐵路局的丈夫羅裕昌搬遷移轉，在不同角色職分的變換與生活的流轉，卻從未失去自我。

《巨流河》寫的，雖然是20世紀華人顛沛流離的戰亂史，也記錄了在烽火之中，與齊老師相遇的每一張熾熱的臉孔與鮮活的靈魂。宏大敘事的客觀歷史與個人生命的內在歷史交織：外在的客體記事是編年史裡一年一年刻度的年輪，是一串串的數字與統計；內在意識所承載的歷史，卻是人與歷史洪流之間的抗衡。

內在心靈與主流世俗一次次的對話與角力，順服妥協有時，反抗掙紮有時。它們彼此互相牽引交織，形塑了我們生命深處的記憶。正如耶魯大學教授沃弗在《記憶的力量》中貫穿的一個重要的核心資訊：我們對自己的定位與認同，常常是取決於我們如何詮釋與理解我們的記憶，以及我們如何把自己對記憶的重新定義放在我們面向未來的盼望裡。

啟示的意義

事實上，在兩岸的歷史文學創作之中，對日抗戰之顛沛流離、國共內戰之彼此內耗，以及國民黨遷台之後，兩岸各自後續的腥風血雨為素材而創作的報導文學、傷痕文學等，並不在少數。作為讀者，我們感謝這些創作忠實呈現出來的，那種對於記憶的敘事與歷史烙印的詮釋，那深刻而真實的，對於大時代無法掩蓋的餘怨與悵惘。

然而，齊老師撰述的《巨流河》，其獨到之處，卻是一份面對歷史洪流哀而不傷的高貴與尊嚴。

齊老師在武漢就學期間，受計志文牧師的呼召信主；早逝的靈魂摯交張大飛親贈的聖經，則一直陪伴在她的身旁，成為她面對人生悲歡離合的生命之糧。一個基督徒面對自己的故事時，可以忠於歷史的跌宕，卻仍舊在人性黑暗之處仰望的星空——在巨流河之中，齊老師筆下一次次地紀錄，上帝的話語如何地陪她走過悲歡歲月。

就神學意涵而言，基督教的苦難記憶，是一段連結過往與未來的橋樑。它不只是一個人面對歷史的獨白，而是陪伴帶領不同世代面對苦難的一張索引，一份共鳴。用德國天主教神學家默茨的說法，苦難的記憶：

“企圖讓一個人獨有的未來，成為世上受苦、絕望、被壓迫、受傷害和毫無價值的人可以預見的末來……

“這段苦難的記憶不會冷漠地聽任其指引的政治生活，參與種種社會利益和權勢的競逐。這段苦難的記憶將一種新的道德想像帶入政治生活，對他人苦難萌生新的眼光，這樣的眼光理當要成熟蛻變成一種寬宏大量、不計得失的偏護，引導人為弱者和無人為其發聲者挺身而出”。（註1）

當客觀的外表歷史與內化在心的意識與記憶碰撞，我們如何正確而公義地篩選記憶，使得過往，成為走向盼望而不是苦毒的一座橋樑？上帝的同在與祂話語的啟示，如何內化成為我們生命的力量與安慰？

也許正如尼布爾在他的著作《啟示的意義》所論述的，為了理解當前的處境，我們所需要的是一張地圖，來描繪我們正旅行在其中的，那片獨一無二無法複製的領土；我們需要牢牢記住自己從哪裡來，以及我們要往哪裡去。

在啟示的光照下，基督徒看見了世俗架構之外，生命的另一種可能性，是那位在歷史場合中顯示自己為生命與死亡之主的人的可能性，一個新自我或新社群重生的可能性，一個重生的餘民的可能性。在這段歷史中，我們試圖理解的不是歷史的過往如何在現在的當下重演，上帝話語的啟示就像這樣一張地圖，用來幫助我們定位現在，導航未來。（註2）

註:

1. Johann Baptist Metz, Faith in History and Society: Toward a Practical Fundamental Theology, trans. David Smith (New York: Seabury, 1980), 117-18.

2. H. Richard Niebuhr, The Meaning of Revelation (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 1960), 80-96.

參考書籍：沃弗（Miroslav Volf），《記憶的力量：在錯誤世界邁向盼望》（The End of Memory–Remembering Rightly in a Violent World），吳震環譯（新北：校園，2022）。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言與思專欄2023.07.10

王敏俐

生命中，我們每一天都經歷著不同挑戰，其中一個困難的功課，是面對死亡。

死亡是多數人畢生的恐懼，也是人生苦難與罪孽咒詛的停損點。日本天主教作家遠藤周作在他晚年的最後一本小說《深河》中，花了很大的篇幅，用盡洪荒之力，來探討死亡。

死亡的功課

小說所描述的，是一個前往印度朝聖的旅遊團，每一個人前往印度的原因都不盡相同。但是，在他們的生命歷程中，都深刻的經歷過死亡所帶來的衝擊與震撼。

剛經歷喪妻之痛的磯邊，因著妻子臨終之前的囑咐，而前來尋找或許會在印度轉世的妻子；曾經與戰友經歷緬甸叢林慘不忍睹的戰役的木口，對於戰友死前的認罪與告白始終耿耿於懷；兒童童話作家沼田想來買一隻九官鳥放生，因為在瀕死的病痛時期，它的陪伴安慰了作家的心，它的死亡，彷彿也是代替著經歷手術的他經歷九死一生。

我們的生活，糅合著面對生命的種種張力，我們逃避不了的，是死亡的功課，面對死亡的恐懼，對死者的想念或憎恨，無法跨越死亡鴻溝的懊悔與遺憾。

幾年前，朋友離世的消息傳到我耳中，我的生命也彷彿咽喉被掐住一般：在一段不短的時間裡，常有窒息的感覺，無法呼吸；心中的情緒非常的複雜，有憤怒，有哀傷，有憐惜，有遺憾，有面對死亡這無法跨越的鴻溝，無法吶喊的痛苦與思念。

作為一個小小孩的母親，看見孩子嚎啕大哭是一件非常稀鬆平常的事情。任何一個身體、心靈與感受上的低潮與不適，都可以讓孩子毫不掩飾地放聲哭泣。對孩子而言，哭是一種本能，也是一個最赤露敞開的釋放。

然而，在這一段接受摯友死亡的過程裡，我驚訝地發現，自己的眼淚竟然好像被鎖住了，哭不出來。我發現自己，寧願假想摯友是旅行到遠方，也無法接受對方死亡的消息。

小說之中，思念死者的人，在面對未來的抉擇時刻，會有許多複雜的情緒與思念，最終做出一個超越自己過往執念與理性的決定：一向理性，不輕易表達情感的丈夫，為著尋找已故妻子的轉世，在印度小鎮的巷弄中尋尋覓覓找一個女孩，只因她曾自白前世是日本人；經歷緬甸戰役的某某在經受苦難的印度神祇中，看到了自己過往在緬甸叢林之中經歷的非人生活，而感到安慰與釋懷。

我們過往人生裡，是否也因著死亡陰影的催逼，做出超乎自己理性範疇的抉擇呢？

在這本討論死亡的小說裡，卻有一個人物，脫離了死亡的範疇，來思索人類面對死亡與苦難的困境。

一位名為大津的神父，看著許多痛苦瀕死的人，渴望臨死之前能夠來到泥沙與汙濁混合的恆河裡，藉著洗滌罪孽，逃脫悲哀的今世咒詛，轉世進入下一個平順而幸福的人生。這位神父思索著，耶穌若是在恆河，也許會如同當年在耶路撒冷背起十字架那般，背起這些瀕死之人，來到帶給他們盼望的恆河河水洗滌罪孽吧？

愛的本質

在《深河》整本小說之中，當作者傾倒大部分的心力來思索死亡與苦難之時，小說中還有一個貫穿全場的人物美津子。她與小說中其他人的發展方向不同之處在於，美津子在種種生命的抉擇之後，她所尋找的，是愛的本質。

學生時代，她在男人對她的慾望中尋找愛，卻找不著；到了談婚論嫁的年紀，她渴望在平淡而穩定的婚姻中尋找愛，也還是找不到；美津子進入醫院成為義工，希望可以藉著模仿付出愛的行動，在服事病患與關懷家屬的歷程中尋找愛，卻發現模仿去愛的她仍然無法觸及愛的本質。

但是在這一趟印度的旅程中，因著神父大津那看似愚拙且毫無功效的，日複一日的去把垂死之人帶到恆河的過程中，所效法的耶穌的愛，仿佛讓她對愛的詮釋，有了不同的覺醒。

小說的奧妙之處，在於它不必為真理作一個完美無死角的詮釋。它只是在人生的真實掙紮之中，從一個個體極其有限的角度與際遇裡，為真理作一個不完整的切片與採樣，供讀者咀嚼、省思，在我們無法超越的時空限制裡，或許可以逃脫既定的框架，重新思考信仰的真義。

如《羅馬書》所言：“自從造天地以來，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雖是眼不能見，但藉著所造之物就可以曉得，叫人無可推諉。”（《羅》1：20） 遠藤周作在遲暮之年，以小說來與死亡這個議題作最後的拼搏。

然而，不管是死亡，或是對死亡的恐懼，或是對死者的想念、愧疚與遺憾，或是對生命苦難的無解迷惑，這些受造之物所衍生的悲歡離合，最終是把我們帶到了這位永生上帝的面前，承認我們的生命本質中沒有愛，承認我們只能在罪人的有限與邏輯之中，效法基督，效法祂的愛。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言與思專欄2023.02.20

王敏俐

如果在充滿罪惡與遺憾的世界裡，成長的年輪是一道道歲月畫過的傷痕，那麼我們的人生故事，會不會不可避免的成為一篇又一篇的傷痕文學？

謊言的蒙蔽

猶太裔奧地利作家茨威格（Stefan Zweig, 1881-1942）在生命正值盛年之時，經歷了第一次與第二次的世界大戰。

他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流亡瑞士。1933年，希特勒掌權之後，茨威格見證了歷史上最慘無人道的反猶與屠猶歷史。他的作品被納粹黨人焚燒殆盡，最終他不得不放棄故鄉。作為一個流離失所的異鄉人，他輾轉流亡至巴西。他的作品時時帶入了直指人心的道德拷問，以及，一個作家破碎心靈的傷痕。

茨威格最有名的中篇小說《一位陌生女子的來信》，寫於一戰之後的幾年。通篇小說是一個女子寫的一封情書，對象是一個風流倜儻，富有而才情滿溢的作家。

父親早逝的女孩在13歲那一年，一見鐘情的愛上了住在對門的作家，付諸一生的熱情渴望自己被作家關注，甚至在與作家的一夜情後為其生下兒子。為了撫養兒子，她經歷賣身育子與孩子早夭的痛苦折磨。

“我親吻你的手摸過的門把，我偷了一個你進門之前扔掉的雪笳煙頭，這個煙頭我視為聖物，因為你的嘴唇接觸過它”（註1） ，女孩在信中娓娓道出她一生對作家的瘋狂眷戀。

然而，一次又一次地流連徘徊於作家身旁，作家從不記得，從來沒有認出這位情癡少女，也未曾見過自己死去的孩子。甚至，作家在收到這封陌生女子的來信之後，即便再怎麼細數過往年日，也無法在記憶中蒐尋到這位鄰家少女的身影。“我的一生一直是屬於你的，而你對我的一生卻一無所知”（註2）。

《一位陌生女子的來信》是一篇讀來令人悵然的愛情獨白，但為何這樣孤戀的故事會帶來極大的迴響呢？它如何與每個讀者的靈魂深處產生共鳴，以至於百年以來緊緊扣住了讀者的心腸？

我想，是那份少女明知自己身陷迷戀的謊言之中，卻又無法自拔的絕望。若說作家的風流與才華是少女所迷戀卻又不願刺破的謊言，那麼，追求一個遙不可及而自欺欺人的夢，這種渴望被看見，被聽見，渴望藉著擁有一份所愛得到救贖，大概是全人類最深刻的共鳴了吧！

文學的深刻與力量或許就在於，真實的揭露了世界的謊言與生命的執念。我們每個人，都或多或少活在這些謊言的蒙蔽之中：資本主義的謊言，民族情操的謊言，追求自我實現終極人生目標的謊言，愛情至上的謊言，社交媒體中人與人之間所建構的謊言。

在兩次世界大戰的破碎中，人的赤誠熱情毫無保留地葬送在無限膨脹的民族主義裡。人們發現自己不過是權力謊言戰火下的炮灰，這或許也是茨威格的夢碎。最終，流亡至巴西的茨威格在目睹二戰的殘酷，以及人性在罪惡謊言之中的耽溺後，選擇了與妻子相擁自盡，作為對世界的無聲抗議。

最好的轉機

曾經在二戰中經歷軍國主義洗腦的三浦綾子，在日本戰敗後經歷的破碎與震撼，也真實地改變了她的一生。

三浦綾子作為軍國時代的小學教師，曾教導學生對天皇至死效忠。日本戰敗後，美軍介入要求日本刪除教科書中與軍國主義相關的教導與內容。三浦綾子在自傳《尋道記》（註3）中寫下刪改教科書對一個教師產生的價值沖擊：

“我究竟是為什麽而如此認真虔誠地奮鬥著呢？難道在某些時候，我們這些教師也不得不像那些戰敗後剖腹自殺的軍人們一樣，死在學生面前才能消除自己身上的罪孽嗎？”

“教師是不許犯錯的，因為孩子們特別信賴教師。那心痛要如何表達才好呢？我想到要去當一個乞丐。因為乞丐說的話，不會有人認真去聽。剩下的人生，就這樣受盡人們輕蔑。覺得除此之外，自己毫無價值。我所教的，都是無法補償的罪過。再也不能相信任何人任何事，什麽都不信，什麽都不信。我已經沒臉見孩子們。不知該教什麽而丟失了方向的我，戰敗第二年3月終於離開了教壇。”

帶著深深的懺悔，辭職後的她因著患病與心靈的空洞，從此過著虛無厭世的療養生活。

1952年7月，因著西村久藏長老的探訪引導，三浦綾子在病床上決志信主。成為基督徒之後的三浦綾子，除了一再在作品里討論人的罪性，也在許多場合分享反戰的思想，並且在《北海的奇愛》一書之中，寫下帶領她信仰道路的前輩——作為一個二戰日本士兵，日本基督徒西村久藏內心的掙扎與懺悔。

而她生命的轉機，或者可以從她自己所寫的文字裡找到一絲線索：

“空虛就是人激烈地直覺自己的人生有錯誤的依據。盡管人有事業，有健康，有自由快樂，甚至是成功的生活，卻免不了在某一個時候感到空虛。那空虛感的觸動，就是所謂人的良心反應。至少另一個方面的你，向你呼喊著：‘歪了，生活方式離了正路。’這時候，是你人生最好的轉機。這時候，也是讓你獨一無二的寶貴人生上升到新境界並得到升華的良機。” （註4）

文學不能帶給我們在思考維度上的終極出路，但它如一面鏡子照出我們身心的疲態與耽溺，促使我們不得不轉向永恆的上帝。在那一位創造我們的主面前，我們從來不是陌生的。因為祂知道我們，也了解我們生命的每一個軌跡，在我們人生的每個旅程中，與我們相遇。

註：

1. 斯台芬．茨威格，《永不安寧的心─茨威格中短篇小說集》，張玉書 譯（北京：華藝，2004）， 6。
2. 斯台芬．茨威格， 12。
3. 見：三浦綾子，《尋道記——一部女人的心靈史》，劉慕沙 譯，（台北：基督教文藝出版社，2004）。
4. 三浦淩子，《原野的花束》，盧恩惠、魏志 譯（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