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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後 90後 生活中的信仰

80、90後:“垮掉的一代”,還是更好的一代?


導讀:1952年《紐約時報》即以“垮掉的一代”描寫他們那一代年輕人,中國的80/90後與此有一點相同的是:皆為世代交接中叛逆的一代人,渴望追求心靈自由,但自由並非來自反抗或發泄,自由來自我們心中有一股世界無法撼搖的力量,自由來自我們成為一個世界無法改變的人。

作者:王敏俐

80/90後的我們往往被看為脆弱驕縱不堪一擊,被戲稱做“垮掉的一代”。

近日自媒體《暴走漫畫》在一片罵聲之中,挺然為80/90後正名:“如果要給絕大多數的80、90後一個整體印象,我們可以這麽說:他們是剛一就業就被延遲退休,他們是幹20年都買不起房、結不起婚,卻每天努力工作的一代人,他們是吃著黑心食品長大卻還在茁壯成長的一代人……如果硬要說他們是‘垮掉的一代’,那也是被現實壓垮的。”

微博微信發出,馬上激起無數小夥伴們流淚瘋轉,在惡劣大環境中匍匐求生的小年輕們紛紛回應:“說出了我們的心聲,現在還有人在說90後怎樣怎樣,我總感覺這樣說委屈了我們這代人!”

“身為90後,我們的苦又有誰知道,我們的累誰能體會,每天吃著泡面為目標奮鬥,我們還是不後悔,因為我們知道了社會太現實。”

“你們指責我們素質不高,卻不想想你們是否為我們做了良好的表率。你們指責我們不懂合作,不會關心他人。我們是獨生的一代,沒有玩伴,獨自在鋼筋水泥的叢林中成長起來,你們卻奢求我們能一下子融入社會!”

眾聲喧嘩中,中國的80/90後,究竟是“跨掉的一代”,還是“更好的一代”?

“我看見這個世代最優秀的心靈毀於瘋狂”!

80/90後的一代,我們像子彈飛,像蛋殼脆。當年輕世代與整個中國社會體制、職場倫理面對面碰撞,80/90後正重新改寫社會的運行規則、流行語匯與文化走向。許多80/90後像一顆顆打破禁忌的子彈,穿透華人文化結構的虛矯、特權、不正義;然而我們也不否認,有不少同伴在破舊立新的過程中迷失自己,追逐奢靡生活,性伴侶眾多行為開放,墮胎習以為常,極度自我中心…兩極性格在我們這一代的靈魂之中的遊離碰撞,讓公眾視野中的80/90後形象顯得如此難以名狀。

歷史總是不斷重演,年輕人被封為“垮掉的一代”也絕非新鮮事。早在1952年《紐約時報》即以此描寫他們那一代年輕人,文章就叫做《這就是垮掉的一代》(This is the Beat Generation)。

“垮掉的一代”經歷了二次大戰,被社會、戰爭、時代洪流撲湧吞蝕。二戰催生了一個空前強大的美國,但建立在軍工綜合體基礎上的經濟繁榮、科技領先,卻無法遮掩冷戰時代的精神痛苦和心靈異化:政zh i迫害、種族歧視、原子恐怖、女權運動、環境惡化……許多年輕一代美國人由此對美國社會制度、道德準則和價值觀念、傳統藝術形式都產生了懷疑。

懷疑之外,他們以反叛的姿態挑戰主流社會:不修邊幅、蓬頭垢面,然而骨子里憤世嫉俗。他們常聚集於公寓或地下室,一邊談論社會文學藝術,一邊吸大麻、酗酒,欣賞爵士樂或搞同性戀;有時也在酒吧、咖啡館吟詠自己的作品,或是成群結隊去山林曠野,在自然樂趣中尋求心靈依托……

在紐約,一群相識於四零年代的年輕人成為戰後第一場反文化運動:挑戰傳統的桎梏,生活充滿酒精、性愛、毒品、對文學的熱愛,與對自由的追求。“垮派”領頭詩人艾倫·金斯堡為著身處在邊緣、瘋狂而失落的靈魂而吶喊:“我看見這個世代最優秀的心靈毀於瘋狂!他們挨餓,歇斯底里,渾身赤裸”、“他們套著短褲蜷縮在沒有剃須的房間,焚燒紙幣於廢紙簍中隔墻傾聽恐怖之聲…”

艾倫·金斯堡這一代人身處戰後的美國,目睹追逐物質文明卻沒有靈魂的現代化,生命在虛空中感到絕望,化成一首怒吼的詩。然而,從禁錮傳統的極端走到怒吼放縱的極端世相對容易的,困難的是在兩極之間找到黃金平衡點,享受隨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

若表面的自由快樂只是為了掩飾內心的頹廢與荒蕪,那麽他們所追求的自由,所表達的反抗,不過是凸顯了內里沒有定向的迷茫。自由並非來自反抗、發泄或叫囂等外在行為,自由來我們自心中有一股世界無法撼搖的力量,自由來自我們成為一個世界無法改變的人。

而在世博會期間,耶魯大學理事會的前任主席陶然生於中國長於美國,他對當下年輕人有更樂觀的評價:“雖然我不是90後,但我覺得現在中國的90後一代和當年美國的60後一代很相似,並不是說中國的年輕人比美國人落後了30年,而是現在的中國和1960年代的美國很類似,社會開放,經濟高速發展,人的思想很自由,文化很多元。我覺得不需要再用30年,中國的年輕一代將會勝過美國的年輕一代。”

80/90:世代交接中叛逆的一代人?

中國的80/90後並非生長於戰後的一代,而是生活在科技信息大爆炸的時代,可以更靈活地掌握技術帶給我們的便利,利用技術提高工作效率。

我們當中多數人處境並不差,享受到中國改革開放之後的初熟果實,恣意呼吸互聯網帶來震撼心靈的全新空氣,但與“垮掉的一代”相同的是:我們皆為世代交接中叛逆的一代人,渴望追求心靈自由、渴望在宇宙中追尋與確定自己的位置。

當我們這一代推倒前浪開始掌握話語權之時,80/90後如何為這個世代發聲?當禁錮以久的中國文化終於由我們殺出一條探索自由的生路時,80/90後的底線又在哪里?我們依然在沒有方寸感的黑夜里追逐流浪,或者找到真實力量的源頭,在溷沌濁世中走一條與前人迥然不同的窄路?

為80/90後發聲,89年出生的《新周刊》雜志副主編蔣方舟曾做出最中肯的直白:“這一代在最慘厲的優勝劣汰暨消化處決的社會系統中成長。從幼兒園玩搶凳子的遊戲開始,我們就深吸一口氣卯足了勁,隨時準備推開旁邊的人,從小到大,我們只知道一件事:社會只分輸家贏家,而沒有棄權者。”

熱愛自由的80/90後,卻在夢想起飛的當下,發現我們有奔跑的自由,卻沒有停下的自由;有揮拳的自由,卻沒有罷手的自由;有放縱宣泄的自由,卻沒有不被世界濁流改變的自由。80/90後的的心靈,早已“變成一塊還不起房貸的住所”,所謂安息,所謂平靜,在我們的世代中,是一件昂貴而買不起的奢侈品。

在情感與性關系上,有些80/90後糟蹋了時代所賦予的特權,把自己搞的腥膻而疲憊。網上盛傳90後的“拼爹門”,描述一名90後女生到醫院做人流,但肚里孩子的父親是誰,手術費該由誰掏卻無從得知,她把和自己有過性接觸的5名男生全部叫到了醫院。一番激烈的爭吵後,5名男生最終選擇平攤費用。

我們渴望找到自己的定位與價值,我們渴望此生沒有白活,但我們的心靈仍舊毀於瘋狂的輪回,我們貧瘠挨餓,歇斯底里,渾身赤裸,甚至自甘墮落。我們所熱愛的自由有時把我們帶進枯竭待斃的滅亡,而非結實累累的豐盛人生。

得力在乎平靜安穩

“垮掉的一代”中The Beat Generation中的“beat”象征當時節奏瘋狂急促的爵士樂節奏,同時也表達世界末日快到時的絕望感受,但披頭士們很快意識到這種寄托的荒誕與無力。預期的幸福與充實沒有實現,卻更感沈重的失落和不安。然後,他們繼續在漫長的精神苦旅中沈淪掙紮,“即使是最粗俗和最虛無的成員,也毫無例外地關心精神的歸依和信仰的依靠”。

反觀當下,80/90後也在現實和自我的逼迫中,似乎成為離信仰最近的一代人。來自香港的90後唱作女歌手鄧紫棋,2014年因參與湖南衛視歌唱節目《我是歌手》一炮而紅,登上福布斯中國名人榜百大權力名人第91位,23歲前完成了50場個人演唱會。面對演藝圈嚴酷激烈的競爭與黑暗,鄧並不是未曾經歷過誘惑與拉扯,她曾在微博中坦言:“人要面對一個掙紮就是心里天使和魔鬼的拉扯,人好像天生就有墮落的傾向,理智上你要走向光,情緒卻指向黑暗。”

在《博客天下》的專訪中,鄧提到她在2011年9月接受基督教洗禮。那是她最痛苦低潮的一年,經歷了負面新聞纏身與外婆去世的雙重打擊,心力交瘁之時,是信仰給了她繼續向前奔跑的力量。鄧紫棋從此不是自己一個人在殘酷的人生舞台上孤軍奮戰。在個人的微博與作品中,她分享道:“今晚我們一起上台,把你給我的愛和快樂分享給世界” “我永遠不會一個人,因為上帝是我漆黑的夜里的指引……”

聖經說,我們得救在乎歸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靜安穩。80/90後的我們在許多時候已經離經叛道,離神太遠了。或在名利場的角逐里初試聲啼,或在道德與禁忌的邊緣盡情縱欲,我們不難發現,當我們背離那一位創造我們的上帝,選擇以自我為中心時,我們也背叛了自己,我們逕自容許靈魂在無止盡的競爭中過勞疲乏,我們居然用最垃圾的食物填補心靈的饑渴。除了回到神面前棲息,我們的靈魂沒有出路,除了默然倚靠這位全能的主宰,我們發酸的腿無法再繼續前行。

耶穌說,“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裡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謙卑,你們當負我的軛,學我的樣式;這樣,你們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為我的軛是容易的,我的擔子是輕省的。”

80/90後在成長的高壓鍋中早已練就一身老成。我們的父母完全不能理解我們所面臨的世界,以致一路走來我們無人可商量求問,一向自負重擔。但是耶穌卻要我們把這世代所給予的纏累與重擔放在神的肩頭上,把重擔連同自己一起交給祂,讓耶穌在擔子的另一端與我們同負一軛,一路同行。

與耶穌同行,讓他洗去我們內心的污穢,讓他擦去我們腳上的塵埃。讓耶穌為我們背負世代所加諸在我們身上的重擔,80/90後的我們將不再是“垮掉的一代”,我們可以成為輕省而蒙福的一代。

原文首發於《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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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後 女性心靈關顧 生活中的信仰 關於婚姻那些事

80後離婚:一代人的心理和情感魔咒

黃奕夫婦“離婚真人秀”中,出軌、家暴,奪子戰,是80後離婚族的典型縮影,80後離婚已成獨特的心理樣本,映襯一代獨生子女的情感悲劇。上海基層法院在離婚案庭審中發現,相較其他年齡段,80後離婚案特點在於父母作為庭審代理人、第三方,參與度極高。

文| 王敏俐

2015年春節期間,女星黃奕夫婦的奪子大戰再度激烈爆發,引起眾多人圍觀。其實,引起軒然大波的黃奕夫婦“離婚搶子真人秀”,只不過是80後離婚族的一個典型縮影,現實中,80後離婚已成為一個獨特的離婚現象和心理樣本,映襯的是一代獨生子女的情感悲劇。

2013年底,上海市黃浦區人民法院對近三年超過700件涉及“80後”的離婚案件進行深度分析梳理後,推出了一份關於“80後”離婚案的調研報告。

報告顯示,婚前了解少、感情基礎弱、性格差異大、忍讓包容少、父母幹涉多、彼此易猜忌成為“80後”離婚的最主要原因。“80後”的離婚族們婚姻平均持續年限僅有3年9個月,有10對婚姻存續時間不到1年。

有一種愛叫做彼此傷害

79年出生的女星黃奕與小他7歲的80後男友結婚僅一年,從甜蜜在微博上秀恩愛曬幸福,到2014年中旬開始至今長達半年之久的互揭瘡疤鬧劇,兩人在微博直播了一場令人啼笑皆非的家庭鬧劇,出軌、家暴、不雅視頻,情節一環扣一環。

黃奕與黃毅清這對怨侶的關系修覆無望卻又難以斬斷情思,孩子的撫養權問題的矛盾背後,是兩個曾經相愛而受傷的靈魂,彼此糾纏不清。而這樣公開在世人面前的“離婚真人秀”,傷害最深的莫過於牙牙學語的女兒。

離婚之後,對外表示極愛女兒的黃毅清稱為了孩子著想,將女兒監護權讓給了黃奕。網民從一開始的熱心調解,轉為兩陣營各據一方彼此對罵、到今日對此鬧劇極度反感,兩人的微博罵戰不僅顯露出雙方面對感情與自我情緒的不夠成熟,搶女兒的戲碼更讓圍觀者憤怒,直呼:“大人的幼稚卻讓孩子的心靈付出無可挽回的代價!”

女星與富二代之間的離婚大戰,只不過反映出了我們生活的真實面貌。兩人在爭執時荊棘般的話語,我們都不陌生,其實也曾在我們的周遭、甚至我們的婚姻生活中脫口而出。消費者的心態使我們也學會了在婚姻中汰舊換新,而不是靠著恩典在磨合中彼此修煉。

據國家民政部統計,近年來國內離婚率高升不下,其中80後離婚率高達57%。另有一則報道說,2013年記者調查,僅北京房山法院受理的離婚案件中,“80後”小夫妻就占了近70%,而小夫妻們的離婚理由更是花樣繁多,妻子愛撒嬌、自己有了“小三”、自己是同性戀……

閃婚閃離,真愛情欲分不清

離婚率一再上升,簡單的一句“個性不合”,成為年輕人離婚的主要原因。80後從小被捧在手上,被訓練成以自我為中心,缺乏與人分享與磨合、接受偶像劇錯謬愛情觀的80後獨生子女,進入婚姻之後認識到自己與對方的不成熟不可愛,又找不到一個可以解決矛盾的出路。今日的80後,為了告別寂寞而進入婚姻,卻發現囚禁在婚姻的圍城里更為寂寞。

無論是娛樂圈,或是在我們的日常生活里,都不乏“閃婚閃離”的荒唐故事。

偶像劇教導我們相信一見傾心的命中注定,互相缺乏充分了解之下落入情網發生關系,真愛與情欲傻傻分不清。又或奉子成婚,在婚後性格、習慣等難以磨合,很快就鬧到離婚的下場。黃奕的第一個婚姻即是典型的“閃婚閃離”,兩人結識41天就閃婚,而這段婚姻沒過多久就宣布閃離;第二個婚姻奉子成婚最後卻為孩子而翻臉。

《京華時報》今年3月報道,北京一對“80後”男女因微信相識當晚開房,閃婚兩個月後,男方嫌女方太邋遢,女方覺得男方不顧家,兩人分居並到法院離婚。

另有媒體報道,1987年出生的小胡,2009年經同學介紹認識了小麗,之後很快登記結婚。就在兩人婚禮當天,一個年輕女孩大鬧婚禮現場,而小胡當場就與女孩一同離開,並離家出走。2013年,小胡以自己與其他人有曖昧關系、長期在外與他人同居為由,要求離婚。

而據說法庭統計北京80後的離婚案,因玩網遊導致的離婚占20%。

當愛情成了放縱私欲與追求自我的藉口,我們又怎能了解愛的真諦是兩人委身舍己緊緊握住對方的手?

父母“愛的暴力”下,心靈未斷奶的一代

聖經中提到,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聯合,二人成為一體。但在今日的家庭中,多數為獨生子女,對孩子的過度關懷與轄制,造成心靈尚未斷奶的年輕一代人。

在小倆口的沖突中,父母對兒女婚姻生活過多的幹涉與介入,也成為激化雙方矛盾的重要原因。雖然已建立自己的小家庭,許多年輕人卻在心理上依然依賴父母。80後離婚中很多父母攪合進去,特別是在孩子出生之後父母來幫忙,因為與對方父母相處不佳離婚,或者倆人起沖突時後父母坐鎮越幫越忙。

曾有離婚律師透露,雙方父母的幹涉中,婆媳關系是80後離婚率高的一大因素。80後從小受的教育,是要如何成功取得成就,而不是如何在關系中包容、忍耐與付出。當傳統的三從四德觀念的消失時,80後女性取而代之的是個人權益掛帥的女性主義,80後在婆媳關系中,或許爭贏了利益,卻破裂了關系,甚至附上婚姻的代價。

另外,丈母娘對女兒婚姻的過度幹涉也易成為80後婚姻破裂的劊子手。對女婿設立極高的門檻,嫌棄對方沒有出息、家境門不當戶不對,無法滿足女兒與娘家的物質需要,使80後女婿自尊心受到很大的打擊,最終成為離婚導火線。

而上海基層法院在離婚案庭審中發現,相較於其他年齡段,80後離婚案的特點在於父母作為庭審代理人、第三方,參與度極高。父母、祖父母對於80後獨生子的聚焦關注,成了原本就脆弱的情感上又一“愛的暴力”。

不離婚注定不幸福!?

電視劇《離婚律師》的收視率居高不下,恰恰反應出了現今80後婚姻的無力與糾結。當生活重擔將倆人壓得面目全非,當背叛成為逃避沖突的藉口,感情似乎早已不可挽回。

老一代人選擇為著孩子隱忍婚姻痛楚,離婚也要熬到孩子大一點,現在很多80後離婚,只要自己不舒服一天都忍不了,有80後夫妻吵架一夜,第二天一早不通知雙方父母,激怒狀態下,直奔法院離婚成功,而離婚時很多孩子還是嬰兒,對孩子來說,受傷害的年齡更早了。

80後體操運動員胡美遭遇籃球國手朱芳雨出軌時,在離婚聲明中說到,不會因為孩子而不離婚,“選擇離婚有一半可能幸福,而不離婚注定不幸福!”這一論調得到了許多年輕女性的讚同,成為80後女性的解放宣言。

心理學家 Judith Wallerstein 在她的著作《再一個機會:丈夫、妻子、兒女 10 年離異之後》指出,離婚帶來的某些傷害,並無法隨著時間而沖淡。“父母離異的孩童,約有一半在進入成年期時都表現得焦慮,學業或工作欠佳,自我形象低落,有時充滿了憤怒。”離婚對子女的傷害,遠遠超過對父母的傷害。

黃奕正式離婚前,微博曾披露她的作家生母勸說黃毅清結束鬧劇的一封信,信中有一句話非常耐人尋味,她稱自己來自離婚家庭,黃奕從小也是父母離異,而黃毅清也是出自離異家庭,她為黃奕的女兒感嘆,這可憐的一歲多嬰孩終於也難逃父母離婚的循環悲劇!

誰來教我們愛?

為何80後面對愛情與婚姻時,顯得如此狼狽不堪?在愛的學分中,有沒有人可以教我們該如何去愛?

近期美國最高學府耶魯大學校長在心理學的公開課中討論愛情引起網絡熱評,其中引用了美國心理學家斯騰伯格提出的愛情理論,認為愛情由三個要素組成:激情、親密和承諾。

激情是愛情中的性欲成分,是情緒上的著迷;親密是指在愛情關系中能夠引起的溫暖體驗;承諾是在維持關系中彼此的委身。若在愛的關系中單單享受激情與共處時的親密,卻沒有一個忠於對方的委身,貌似浪漫卻不負責任的愛其實只會帶來彼此的傷害。

在聖經中記載了人類始祖的第一個愛情故事。上帝說:“那人獨居不好,我要為他造一個配偶幫助他。”當神發現亞當需要幫助時,他並沒有馬上為亞當造一個配偶,乃是讓亞當繼續在地上一切活物中探索找尋,然而亞當並沒有在飛鳥走獸中找到一個配偶可以幫助他。神使亞當沈睡之後,取出其一根肋骨造成一個女人,領她到那人跟前。當亞當遇見神所為她預備的夏娃不禁讚嘆:“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聖經中繼續說道: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體。在這一段最純粹而美好的愛情故事中,倆人赤身露體,並不羞恥。

然而在80後的婚姻中,早就已失去了這般純凈與美好。在閃婚閃離的速食文化薰陶下,我們還未好好探索自己、認識對方之際,就盲目進入一段感情,享受彼此的身體與親密,錯把浪漫當做永恒。卻不曾知道神在我們當中設立婚姻,除了讓我們可以享受如此歡愉之外,亦要我們在婚姻中成為彼此的幫助者:在對方的軟弱、缺陷與失敗中,用從神而來的愛彼此服事、鼓勵與牽引。我們卻往往只想在婚姻中成為一個享受者,一旦發現對方無法滿足自己,第一個念頭便是放棄,向外尋求滿足。缺乏等候與委身,只會讓婚姻越來越寂寞。

80後的我們被父母捧在手心,在成長過程中忘了與父母立定界線。更多時候,我們其實是在父母的幹涉中坐享其成,即便是婚後依然讓父母打理著我們的生活,照顧我們的孩子,處理我們與婆家娘家的沖突,影響我們與另一半的關系。

也許80後的父母們無法對付自己的控制欲,但我們若不在心理上長大成人,離開對父母的依賴,如何更深的委身在一個新建立起的家庭?學習我們這一代本該自行承擔的責任與功課?

上帝設立的家庭的目的,乃是要我們在地上生養眾多,治理這地,托付我們以愛和真理陪伴下一代長大。

在離婚鬧劇真人秀中,黃奕夫婦倆以孩子當做籌碼來談判,口頭上都說自己最愛孩子,卻無力給孩子最完整的愛。

父母能給孩子最好的禮物,就是一個彼此尊重彼此信任的婚姻,對外都說最在乎孩子,但在行為言語上放縱情欲、彼此傷害、互揭醜聞的父母,是以孩子的靈魂為代價,來滿足自己的私欲。聖經說,不要自欺,人種的是什麽,收的也是什麽;順著情欲撒種的,必從情欲收敗壞。

真實的愛,只有當我們回歸到上帝面前,才能領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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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位墮胎女性的愛與傷


導讀:“那時我是在校大學生,意外懷孕後男友不敢負責,我絕望遠行。2013年12月7日,在一家小診所內藥流了一個多月大、已經可以聽見心跳的你。一直偷偷藏著這張B超,在你第一個祭日我想與你合張影,再喚一聲給你起的名字——Air,媽媽愛你如空氣。”一個有墮胎經歷的女孩如此自白。

作者:王敏俐

照片背後的心碎與傷痕

“親愛的寶貝,你是這樣離去的。”

這是90後淑嬋的畢業作品中的一張照片,整組作品的名字是《孩子,你是這樣離去的》。去年底,《南都周刊》報道了淑嬋采訪這些女性的故事。

2014年,當時還在中國傳媒大學四年級的淑嬋,在網路上為她的畢業設計發布招募信息,並用半年時間走訪8個城市,尋找到17位有過墮胎經歷的女性,為她們拍攝個人照片,年紀最長的44歲,最小的20歲,不少是90後。目前人數已近30人。

她們在照片中不必露臉但身體赤裸,手中拿著任何想表達的物品:有的拿著胎兒的超聲波照片,有的拿著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有的拿著想要用自殺的酒瓶。這組作品在2015年5月於中國傳媒大學展出。一張張黑白相片袒露著女性腹部的美麗線條,訴說著封藏在心底的哀傷故事。

“我的丈夫由於身體原因一直在服用藥物……可在療程的中途我就意外懷孕了。”

“一次我通過微信‘附近的人’結識了David,並對他產生了愛慕,但David已經結婚了。在最艱難的日子里,我一直在讀這本書,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感覺是它為我那段人生畫上了一個句號。”

“我們查出自己的孩子是畸形,那時已經26周了。”

“去年10月份,我因為計劃生育的原因流掉二胎。”

“手術前一天,前男友喝醉了打我,就說了一句:‘不要恨我。’那個瞬間我真的死心了。”1994年出生的小珊說。

90後的墮胎經歷也並不都是哀傷,也有很個性化的,比如92年出生的驍紅18歲時的心態。

在高考覆讀那年,驍紅愛上了為她補習的老師。老師大她十歲,已婚。上大一時,驍紅獨自去西藏,遇到另一個男孩,懷上了他的孩子。從懷孕之初,驍紅就沒有考慮過是否要留下這個小孩,因為“孩子爸爸不是我愛的老師。所以TA生下來一定會秉承那個西藏男孩的幼稚自私。如果是我老師的就不一樣了,TA一定會很有靈性、很追求美、很向往自由”。拍照的時候,驍紅抱著一本記錄著對老師感情的日記本,上面寫著:“太陽和石頭永遠都是情人。”她說,如果懷上的是老師的孩子,克服萬難也會留下。

1991年出生的Shelly,在淑嬋面前數了數和自己發生過性行為的陌生人,三十多個,大多是通過陌陌豆瓣等認識的。她懷孕了,在手術前仍不知道“孩子”的父親是誰。最後,是作為婦科醫生的母親親自給她做了墮胎手術。

其實,母親常常跟她講不安全性行為可能會有的後果,也告訴過她墮胎可能會有的傷害。但就像一種無法控制的反叛,Shelly需要靠這樣的方式來抒發自己由來已久的壓抑。

“沒有誰會主動選擇必須墮胎的懷孕。”淑嬋的一位老師曾說。著手於這樣一個課題,淑嬋曾經分享道:“因為身邊有朋友有過這樣的經歷”,“畢竟墮胎這件事不太被(公眾)言說,也不太被允許公開討論,”所以淑嬋希望“用特殊的方式記錄一下”。

在這個記錄的過程中,淑嬋探索與思考著生命、孕育與愛的定義。女性的身體,這樣一個既特殊而又細致精密的設計,在命運或溫柔或嚴峻的琢磨雕刻之下,承載著數不盡的喜悅、哀傷、無奈、死而覆活的記憶。

做完這個作品,淑嬋說現在特別希望自己可以早點結婚,早點有小孩,女孩們的故事讓她覺得這種安全感來之不易。

婦產科醫生聶審森的覺醒

身為一個女人,該如何面對自己微妙的身體,以及當中所蘊藏的豐盛生命力?當淑嬋在著手這個畢業設計時,遇到的其中一個挑戰是,如何去定義胎兒與生命之間的微妙關系。曾有女權主義者挑戰淑嬋的切入點,認為在母腹中的小小存在並不能算做“孩子”。“胎兒不是生命,所以不能用惋惜孩子生命的方式來講述女性墮胎的故事。” “胎兒就是一團肉,我們沒有必要賦予它那麽多美好的意義……作為女性應該有權利選擇是否生育,並且不受到任何束縛和責備,因為這是我們自己的身體,我們說了算。”

在寇爾森的著作《世界觀的故事》中,提到了婦產科醫生聶審森(Bernard Nathanson)的故事。因為目睹了太多婦女因私下尋找密醫墮胎對身體所造成的傷害與折磨,聶審森在60/70年代的美國極力鼓吹墮胎合法化,而後於廢除墮胎法的紐約,經營全美最大的墮胎診所。他甚至在手術台上,為懷著自己孩子的情婦執行墮胎手術,心中沒有一絲猶豫與遺憾,根據他自己的回述,當時的自己“唯一感覺到的是完成一件工作的滿足感”、“除了完成任務、專業的驕傲之外,我根本沒有其他的感覺。”

但是在1973年,當聶審森轉任聖路加醫院中心的產科主任時,他開始接觸超音波等新式精密儀器,對母腹中的胚胎發展進行更深入的觀察與研究。在第一次看超音波運作時,聶審森在一個漆黑的診療室,當他面對螢幕上一顆跳動的心臟時驚訝不已,他清楚看到了四個心室與心房,他看到了胎兒腦部的皺摺與五官,他細數胎兒的每跟手指頭腳趾頭,喔!他還發現這是個女孩!在掃描的過程中,他發現自己在觀念上已經用“嬰兒”取代“胚胎”這個詞……

超音波的影像對聶審森產生了極大的沖擊,他開始思考:“有多少像這個小女孩的胎兒,被我親手肢解成碎片?” 而後不久,聶審森就認定人類的生命從受孕的那一刻就存在了。在一篇醫學期刊的文章中,聶審森承認他在紐約的墮胎診所中殺死了六萬個胎兒,他寫著:“墮胎就是奪取生命……不管是任何特別的處境,或是按特別的命令,蓄意奪取生命這件事,是難以形容的嚴重。”

聶審森在征求病人同意後,藉著超音波記錄下墮胎的整個過程。當他親眼看到嬌小的胎兒被肢解,超生波顯示胎兒奮力的扭動身體,試圖擺脫抽吸器。“12周大的胎兒全身被摧殘得慘不忍睹,仍然繼續掙紮,張大嘴巴,看來像在恐懼與痛苦中的嘶喊。” 而後,聶審森把這個過程制作成影片,取名為《無聲的吶喊》(The Silent Scream)。那一天參與執行墮胎程序的醫護人員,在看過當天的錄影帶後,皆發誓再也不幫人進行墮胎手術。

性不是親密關系的全部

當我們在質疑父權的專橫、高唱女權解放之時,是否也重蹈覆轍的將無聲的吶喊踐踏於腳下,只因他們未曾被賦予表達的機會與權力?若是這樣,高喊女權的革命女孩們,我們與那些曾經以性別之名而壓迫歧視女性的人,又有什麽不同?

另一點值得深思的是,與淑嬋聯系的女性當中,有許多是90後的年輕女子。“我在采訪時,發現尤其是年齡小一些的女孩,她們在哭訴自己的經歷,更多的不是因為失去孩子,而是在哭訴男方的不負責任,沒有對她的付出給予肯定。” 相較於在婚姻中因為某種原因與先生達成共識而墮胎的女子,20歲出頭的未婚女孩所承受的,除了身體的傷害與心中的罪咎,這些單身的女孩甚至經歷著破碎而不被珍惜的感情關系。

“當時,我和前男友都在上學,他幼稚膽怯,承受不起爸爸這個角色,都是閨蜜陪我去的醫院。我進手術室的時候,她在外面大哭。” 21歲的小珊回憶道。另一位在溫州的女孩婷婷,今年20歲, “他說不希望我生下這個孩子給他的家庭再造成負擔……其實我們兩家人一起養這個孩子沒有問題,他說的經濟困難只是借口。還是不夠愛吧。” 在墮胎之後,婷婷與男友分手,而後自殺未遂,抱著一只陪伴自己酗酒的酒瓶,站在鏡頭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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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毒”的青春世代——從柯震東房祖名吸毒事件談起


導讀:除明星和吸毒年輕人價值觀的迷失,那些瘋狂的粉絲們也一樣是對偶像上癮,類似心靈吸毒,EXO粉絲說:“你們再黑EXO,我就去死”,並上傳一張小刀已插進臂彎的圖片。年輕人從神之外的偶像和娛樂來滿足心靈需要,崇拜和我們一樣軟弱會犯錯的明星偶像,無異於飲鴆止渴。

文|王敏俐

台灣藝人柯震東驚傳在北京吸毒被捕,遭警方行政拘留。一向活躍於微博與臉書的他多日未上網更新,17日網友微博爆料柯震東吸毒被捕,18日央視晚間新聞報導,經紀公司也發聲明證實。柯震東大好星途籠罩毒品陰影,其代言產品慘遭下架,即將上檔的電影確定被除名封殺,粉絲心碎一地。一個90後大男孩的年少輕狂,引爆一發不可收拾的骨牌效應。最新消息說,涉毒的藝人名單竟高達120人。

陽光男神內心的黑暗世界

做為一個90後,柯震東比同年齡的許多人幸運,第一部電影就當主角一炮而紅,又有偶像教母柴智屏為他量身訂做的演藝之路,自電影《小時代》走紅之後躍升為兩岸三地當紅一線小生。在所主演的電影中,他常詮釋青春的掙紮、青澀、矛盾、創意、無厘頭、霸氣等豐富面貌,熒光幕前的陽光男孩,靈魂深處卻被黑暗毒鉤一點一點吞蝕掉了大好的青春與事業版圖。

一個被俊美外表與健康形象包裝的新世代男神,內心卻囚禁著不安空虛的靈魂,面對外在的禁忌誘惑,顯得脆弱而無法自持。短短三年突然暴紅,走到哪里都成為眾人追捧熱議的焦點。從平地沖上雲端,當自我形象膨脹得越來越巨大,面對引誘也就越來越無能為力,一開始只是尋求沖破禁忌的快感,最後卻成為消解釋放外在壓力的唯一解藥,墮落其中。外在形象與真實面貌的強烈反差,使人在松懈之後更需要依賴毒品釋放自我。

毒品問題不只發生在中國,在北美,毒品亦是青少年成長的巨大隱患。美國毒品管制辦事處處長克尼高斯基(GilKerlikowske)去年曾沈重表示,毒品涉及的問題比大家想像中的更為覆雜,目前全美青少年吸食大麻的人數比抽煙人數還要多,其中非裔與拉丁裔青少年尤為嚴重。

毒品問題不只發生在貧民區,也在家庭富裕的青少年中蔓延,美國多數青少年承認曾經嘗過毒品。如果一個孩子到中學還沒有一個足以抵擋誘惑的信仰價值觀與自我認識,進入高中後很容易迷失縱身毒海之中。如何在16歲前陪伴孩子建立正確信仰、培養正當的專長與興趣、花時間與孩子建立彼此之間的信任與尊重,成為北美父母關注的議題。

“我媽什麽都不管我,只要不坐牢就好!”

柯震東與房祖名被捕消息曝光之後,兩人的父親皆在第一時間趕到北京,對著媒體與社會大眾致歉。影星成龍把他的一生獻給了事業,卻失去了陪伴孩子走一條正直義路的寶貴時光。房祖名曾在訪談中提到,在成長的過程中六年只見到自己的父親六次,一家人很少在一起吃飯。父親的缺席也許換來富二代的揮霍與自由,卻無法填滿內心最需要愛的那個空洞。

房祖名在被捕之後承認,自己吸毒已經長達八年之久,身為反毒大使的父親卻對自己孩子的沈淪與耽溺一無所知。因著房祖名而開始接觸大麻的柯少,也曾在訪談中提到自己的父母從小給予極大的自由,采取“放任式”管理,“我媽只管我的錢,其他什麽都不管”、“只要不坐牢就好!”兩人的成長過程或許也反應了這一代年輕人心靈的脆弱與空虛。

由安吉麗娜朱莉主演的電影《Gia》描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美國名模吉雅卡蘭芝(Gia Carangi)因童年缺乏父愛母愛,成年後染上毒癮而死亡的真實故事。放眼望去,現在有多少父母因為工作而分身乏術,甚或婚外情、婚姻破裂等情欲的掙紮,而不能給予孩子足夠的陪伴、愛和關注,以至於用錢、手機、遊戲等等來打發孩子的時間,並且出讓了大塊的生活空間給外面的世界。以物質取代家庭時間,將引導孩子道德良知的責任外包給教育制度與花花世界。根據心理學家研究,成癮行為大部分都可追溯到成長過程中的家庭缺失。

聖經舊約曾說:“沒有異象(願景),民就放肆。”若是家庭中身處權威的父母對於生活與生命沒有一個回歸上帝的藍圖,願意看重神所托付給父母的尊貴角色,以合神心意的價值觀來工作,面對婚姻、尊重並忠於配偶,在婚姻與親子關系當中承擔責任,面對自己的問題,我們不會看見這世代有這麽多叛逆而渴望被愛的年輕靈魂,盲目的跳入死蔭的網羅里。遠離神最初心意的家庭,各人任意而行,在放肆中付出無法挽回的沈痛代價。

孩子的過犯,父母難逃咎責,然而身為一個成熟獨立的個體,柯震東等人並非只單單是父母放任管理下的受害者。2012年成龍去泰國孤兒院出席活動時曾說,16歲時爸爸離開我去澳洲工作,在機場讓我答應他兩件事,第一不要吸毒,第二不要加入黑社會,我要把這兩句話送給全世界的孩子,相信他肯定也把“不要吸毒”這句話告訴了兒子,但又有何用?

柯震東甚至曾經在反毒宣傳短片中極力聲明:“生活中有再多的壓力,也有很多管道(發泄),你有你的家人朋友,好好跟朋友聊聊天就可以發泄壓力,你沒有必要用到毒品。”知易行難,為反毒發聲卻自打嘴巴。人在罪惡引誘面前是何等地軟弱乏力,我們無法靠自己對抗軟弱,拯救需要一雙從彼岸伸進生命之河的大手將我們拉起,自救謊言相當於人把自己拉出湍流。

“吸毒的是柯震東,中毒的是柯粉”

當紅一線小生吸毒,不僅娛樂圈為之震動,在粉絲圈也掀起軒然大波。藉著電影《小時代》成為90後男神的柯震東,在年輕群體中自然擁有不可小覷的影響力。在柯震東的微博評論上,我們看見粉絲與路人展開了激烈爭論。

大部分網友都對柯震東吸毒表示震驚,而柯震東的粉絲則竭力為偶像辯護,一則“誰再說柯震東吸毒我跟誰絕交”的評論,引來上千柯粉點讚,甚至有女學生為了見柯一面去向公安自首。由此看來,上癮的不只是柯震東,乃是整個年輕的世代。

從柯粉的狂熱、到瘋狂粉絲為偶像自殘,年輕人對偶像近乎宗教狂熱的崇拜,這幾乎是一個全世界的普遍問題。2013年,加拿大18歲歌手賈斯汀·比伯(JustinBieber)吸大麻的照片曝光,雖然賈斯汀沒有對這個嚴重傷害形象的爆料做出回應,但卻有粉絲上網呼籲“為了賈斯汀割腕”(Cut for Bieber):“只要你別再碰毒品,我們就不再用刀割自己,你讓這個世界變得沒有意義,我們已經失去希望。”賈粉上傳一張張血淋淋的照片,以此“血諫”賈斯汀不要吸毒。

除了明星和吸毒年輕人價值觀的迷失,那些瘋狂的粉絲們也一樣是對偶像上癮,類似心靈吸毒,近日在中國也傳出有粉絲為韓國藝人組合EXO中的中國籍成員鹿晗自殘的圖片,面對網民對自身偶像的言語攻擊,在EXO百度貼吧出現了一條駭人聽聞的留言:“你們再黑EXO,我就去死”,並且上傳了一張小刀已經插進臂彎的圖片。

當整個世代不再敬畏神,年輕人從神之外的偶像和東西尋求滿足,贗品便代替了真神,造成心靈沈重的問題。用娛樂來滿足心靈的需要,崇拜追逐和我們一樣軟弱會犯錯的明星偶像,無非是飲鴆止渴。成人們崇拜追逐名利與情欲,孩子們在偶像身上尋找心靈的滿足,無奈人造的偶像當不了此重任,以別神代替耶和華的,他們的愁苦必要加增。

90後當紅小生柯震東吸毒案引發網路熱議、造成相關企業與經紀公司上億虧損、破碎了粉絲與影迷對他的期待。熒光幕前的陽光男孩,靈魂深處卻被黑暗毒鉤轄制囚禁著,真實面貌最終在媒體面前攤開。瘋狂的粉絲們對偶像上癮,類似心靈吸毒,最終要發現自己所崇拜的對象如此不堪一擊。多數的圍觀者並非被追逐的偶像,也非瘋狂腦殘粉,但是我們的靈魂深處是否也有無法釋懷的空虛,以至於一再地藉著外在成就、網絡遊戲、情感依靠、玩樂饗宴來尋找可以暫時麻木心靈的解藥?

事發之後,柯震東基督徒前女友蕭亞軒在眾多批評聲浪中挺身出來鼓勵最低谷中的前男友:“不準放棄,聽到了嗎?我們大家等你們回來。”“路或許顛簸,但很快看見光的帶領到平安God Bless All Soul!”當整個世代以贗品取代真神,以精神毒品麻木心靈需要之際,上帝並沒有放棄我們,慈愛的天父一直在等我們浪子回頭,回到他的膀臂中,享受真實的安息與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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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遺緒 日本基督徒 生活中的信仰

日本小學教師三浦綾子的“認罪”

文/王敏俐

三浦綾子跳脫意識形態灌輸的單一價值標準,以病痛身軀,向日本人發出懺悔呼籲直到人生盡頭,“作為一個平凡少女,我逐漸被染成軍國主義顏色,可最後因戰敗而受到挫折。在這里我要好好反省一下我自己”;“我所教的,都是無法補償的罪過。我已沒臉見孩子們。”

8月14日的國際焦點新聞是,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發表戰後70周年談話,談及“道歉”,而中國外交部在15日發表回應,日本理應對那場軍國主義侵略戰爭的性質和戰爭責任作出清晰明確的交代,向受害國人民作出誠摯道歉,幹凈徹底地與軍國主義侵略歷史切割,而不應在這個重大原則問題上作任何遮掩。只有正視歷史,才能開辟未來。

而中國官方媒體也發表文章提請注意,安倍僅以回顧歷屆內閣歷史認識立場的方式間接提及“反省”、“道歉”,回避了直接表示“反省”和“道歉”。媒體也指出,安倍同時宣稱,日本今後無需繼續道歉。安倍在談話中沒有直接提到日本的侵略和殖民行為,而是以第三方的口氣稱,“再也不能將武力恐嚇和使用武力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世界應該徹底告別殖民統治”。看來,中國官方及官方媒體對安倍的道歉程度仍持不滿意態度。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廣播《停戰詔書》,宣布接受《彼茨坦公告》,無條件投降。抗戰勝利距今已70年,但雙方實質意義上的和解似乎仍未真正發生。

鮮為人知的是,從二戰以來,其實一直有不少的日本基督徒:內村鑒三、矢內原中雄、西村久藏、三浦綾子等,因著在上帝面前對真理的執著,跳脫意識形態所灌輸的單一價值標準,以公義的心正視真實的歷史,不斷提出反戰的聲音與戰後的省思,成為日本的良心。

“被染成軍國主義顏色”的小學教師

“我的青春是多麼愚蠢而單調!可是,希望大家明白,無論什麼樣的石頭,都會重新歌唱”--三浦綾子《石頭之歌》

日本著名基督徒三浦綾子,她的自我成長之路,就是一條重新省視自我與日本軍國主義的心路。“不管什麼英雄,都不能超越他所處的時代”、“何況那些平凡人,都只不過是軟弱的存在。別說要超越,他們始終都擺脫不了被時代的潮流沖走的命運” ;“作為一個平凡的少女,我逐漸被染成軍國主義顏色,可最後因戰敗而受到了挫折。在這里我要好好反省一下我自己……”

面對國家機器、軍國主義的誤導,三浦綾子也曾作為軍國主義少女,進入旭川市立高等女子學校。“女子學校的畢業越來越臨近,但我幾乎沒有什麼明確的目標。那時我常去戰後改名為和平街的師團街,為出征的士兵送行。有一次,一幫小學生也被叫來參加送行活動。孩子們圍著老師團團轉。那時我突然感到:“教師這個職業也蠻不錯”。想要做一份以愛相連的工作的我,在校期間參加了資格考試。後來分配到的就是煤礦城市―歌志內的神威小學校。”

畢業之後,三浦綾子作為軍國時代的小學教師,教導學生對天皇效忠致死:“那時候成天被灌輸軍國主義思想,大家都非常認真地想,即使成了最後一個人,也要戰鬥到底。總之,乖乖按國策走的人能過平靜而無憂的日子。但稍微違反國策就會被抓走。到哪兒都買不到告訴人們什麼才是真正的生活的書,也沒有人向我推薦這樣的書。當然,更沒有人跟我提起這樣的話。”

日本戰敗後,美軍介入要求日本刪除教科書中與軍國主義相關的教導與內容。三浦綾子在自傳《尋道記》中寫下刪改教科書對一個教師產生的價值沖擊:“我究竟是為什麼而如此認真虔誠地奮鬥著呢?難道在某些時候,我們這些教師也不得不像那些戰敗後剖腹自殺的軍人們一樣,死在學生面前才能消除自己身上的罪孽嗎?”

“我所教的,都是無法補償的罪過”

日本戰敗以後,三浦綾子原來的價值觀完全崩潰,陷入到對自我的懷疑之中,開始對昔日軍國主義教育進行反思,最終放棄教師的工作。“教師是不許犯錯的,因為孩子們特別信賴教師。那心痛要如何表達才好呢?我想到要去當一個乞丐。因為乞丐說的話,不會有人認真去聽。剩下的人生,就這樣受盡人們輕蔑。覺得除此之外,自己毫無價值。我所教的,都是無法補償的罪過。再也不能相信任何人任何事,什麼都不信,什麼都不信。我已經沒臉見孩子們。不知該教什麼而丟失了方向的我,戰敗第二年3月終於離開了教壇。”

其實三浦綾子作為老師,對當年的學生充滿著愛的關懷,她仔細觀察每位學生,回家就為學生寫日記,每個學生一頁,寫下他們的優點和缺點,仔細觀察他們的進展,盡所能的去了解孩子的家庭背景,去幫助他們。有一天三浦綾子要結婚了,孩子們開始為老師準備禮物。到了說再見那天,每一位學生拿著包得很漂亮的禮物去給老師,有一個學生拖到最後一個才上去,他是用報紙包的,然後他害羞的、小聲的告訴老師說:“我沒有什麼禮物送給你,但這是我家里的舊衣服剪下來,我用手縫的尿布,也許以後可以用到。”

愛之深,自省更切。帶著深深的懺悔,辭職後的她因著患病與心靈的空洞,從此過著虛無厭世的療養生活。1952年7月,因著西村久藏長老的探訪引導,三浦綾子在病床上決志信主。成為基督徒之後,更深思考如何面對日本的亞洲侵略史。1982年她曾對於二戰提出省思,表明日本應更公正地面對歷史:

“我們庶民做夢也沒想到戰爭是某些人謀利的手段。倘若那時有人說戰爭是不對的,那人才是地地道道的愛國者。雖然寥寥無幾,確實也有過那樣的人。但是那些人只因為說過國家所做的事是不對的,就被抓去坐牢,受嚴刑拷打,甚至死於獄中。他們是真正的愛國者。認為國家做的事樣樣都對的人,他們愛護的不是國家,而是他們自己。倘若第二次大戰時,全體日本人都拒絕打仗,就不會遭受原子彈轟炸,也不至於死去幾百萬人。不,其他國家也不會有更多的人被殺死。總之,那些知道日本所犯下的罪行的人們,該是把侵略說成是侵略,將戰敗說成是戰敗。”

成為基督徒之後的三浦綾子,除了一再在作品里討論人的罪性,也在許多場合分享反戰的思想,並且在《北海的奇愛》一書之中,寫下帶領她信仰道路的前輩——日本基督徒西村久藏作為一個二戰日本士兵內心的掙紮與懺悔。

當三浦綾子受邀訪問中國時,她的回應是:“日本人曾在中國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我沒有資格訪問中國。如果真的要去,我應該跪地叩首去謝罪才是。”

作為一個心靈覺醒的基督徒知識份子,三浦綾子不願再輕易接受國家意識形態與錯謬史觀的擺布,認真面對自己過去的人生與國家所灌輸的教育,拖著長年病痛的身軀,向日本人發出懺悔的呼籲與上帝的恩典,直到人生的盡頭。

未被傳達的基督徒群體道歉

可惜的是,多年以來,盡管中日兩國一衣帶水,象三浦綾子這般的日本基督徒的懺悔“認罪”,卻並未真正傳達到中國。

中日關系今日持續緊張的原因之一,是日本一再否定過去的侵略行徑、篡改教科書、正當化對中國以及亞洲各國的侵略統治,造成許多亞洲鄰國的不滿與抗議。而日本首相與內閣官員公然參拜靖國神社,更每每成為東亞緊張關系的引爆點。大學時期,筆者曾經是一個強烈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抗議者,在反日浪潮中,以非理性的態度隨波逐流。

然而,筆者在留德時期的一個親身經歷,改變了筆者對日本的觀點,聽見了在日本市民社會中的另一種聲音。

2008年筆者在德國慕尼黑,參加一個國際性基督徒集會時,有一個瘦弱的日本女子站起來,拿著麥克風,帶著很重的日文口音,極其謙卑的語氣、柔軟的身段,用德文對所有在場的人說:“我們是在德國的一群日本基督徒。過去在歷史當中,日本曾對許多亞洲的鄰國進行殘忍的侵略,我在這里代表所有的日本人,為我們過去所犯下的過錯、所造成的傷害,向各位道歉…” 語畢,女子便深深一鞠躬。這一幕場景,帶給我,以及在場許多的亞洲人,深深的震撼。

其實,這並不是日本的基督徒第一次在公開場合中,誠實面對自身國家的侵略史,省思、認錯並盡力為補償付出代價。

1987年,代表日本福音信仰教會的“日本福音同盟”致函於亞洲眾教會,表達道歉:“在過去的歲月中,作為亞洲的一員,我國在其他亞洲國家留下了不可磨滅的污垢。我們身為日本教會的會友意識到我們所需要承擔的責任,我們特別抱憾的是,在面對我國對其他國家的侵略和破壞時,日本的教會是那樣的軟弱無力,我們為此只能懇求你們的寬恕。”

冷戰時期的東歐經歷政治逼迫,心中曾經蒙上陰影與仇恨、終其一生探索如何饒恕的美國耶魯大學神學系教授沃弗(Miroslav Volf)曾提醒“正確記憶的力量”:

“追求記憶真實性的責任,本質上是一種實踐正義的責任,即便只是‘說出誰對誰做了什麼’……當加害者的‘記憶’背離事實,他們的敘述只是以另一種形式延續了他們的惡行。加深了原先的侵害造成的傷害……真實的記得不僅是公正待人的一種方式,更是因侵害而失和的雙方,要和好的必要先決條件,因為唯有以真理和正義為基礎,才能享有真誠而永久的和平。”

這群日本基督徒因對上帝和真理降服的“道歉”,不同於面向人的道歉,在於其徹底的面對真實,面對自己罪行的憂傷痛悔之心,因為他們知道終有一天要向上帝交賬。

同時,問題的另一面,也願上帝興起一批獨立思考的中國人,放下民族主義的狹隘激情,重新思考中日關系的困局與出路。

有位中國基督徒作家說:“紀念抗戰的目的不是讓中國人深陷於對日本的仇恨之中,而是讓我們自己和日本人一起看到戰爭的可怕、可惡以及戰爭發生的根源,並進而成為捍衛和平的力量。只有愛和寬恕才能根絕戰爭。”

“8.15”,遠未得勝的戰爭,因為這場戰爭,還在中日兩國人的心中。

民族之上,只有通向上帝的十字架,可以拆毀民族至上的墻,滅了冤仇?

“8、15”遙想,中日兩國的和解,是否可能在兩國基督徒身上開出一條又新又活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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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葬日本”的日本人 ——“七•七”事變中的矢內原忠雄


以鄰為鏡,既可發現被遮蔽的另一個日本,也令你我自省:我們與鄰人的關系,僅次於我們與家人的關系,暴露出內心的真實。我們需要認清真實的自己並與自己和解,與同胞和解,同居神州的各族群之間和解、與鄰邦和解,惟此一途,能讓未來的孩子在夢中微笑。

文/王敏俐

[編者按]

七月七日,盧溝橋事變。橋頭的石獅子上,彈痕尚在。

在歷史與現實最深的的糾結處,在我們記憶與情感最痛的點上,在主流媒體所關注的喧囂背後,看見一群傑出的日本基督徒以自己的生命與思想為亮光,映照人性的深淵,彰顯真正的公義,昭示愛的可能。

矢內原忠雄語錄:

@“國家理想的目標應是正義,也就是保護弱者的權利免受強者的侵害壓迫。國家違反正義的時候,國民一定會揚起批判的聲音。”

@“愛國之心不可插入我欲,汲汲營營於壓倒他國來擴張自己利益的國家主義,只是將個人的利己心擴張到國家而已。”

@“不論自己、社會、本國國民、外國國民,對於舉凡所有的不正義,只要正確的認識、不懼怕、去責難其罪行、督促其悔改、建立神的公道正義,就是真誠的愛。”

二戰猶太集中營中的幸存者,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埃利·維瑟爾,曾在少年時經歷歐洲法西斯主義迫害,成為一生不可磨滅的傷痛印記,他的一段話至今廣為流傳:“愛的反面不是憎恨,而是冷漠;藝術的反面不是醜陋,而是冷漠;誠實的反面不是信口雌黃,而是冷漠;生命的反面不是死亡,而是冷漠。”

維瑟爾的這一段話揭示了人性最深處的黑暗與軟弱,也指出二戰期間法西斯主義在歐亞蔓延開來最根本的原因:當我們單單關注自身的生存、利益與擴張,當我們在必須伸張正義之時選擇沈默、在堅持真理之時選擇妥協,是我們的冷漠造就了人間的煉獄,也是我們的冷漠,造就了人生的淚水與苦難。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發生,當日本舉國被戰爭機器攪進狂熱的漩渦中的時候,卻有一位日本教授憑著信仰的力量,走出狹隘的民族利益與人性的黑暗軟弱,登高振臂,以先知般的姿態嚴厲地譴責日本違反正義的侵略行徑,“為了實現日本的理想,請首先把這個國家埋葬掉”!

1945年日本戰敗後,他成為日本民主化後,東京大學的首任校長,他就是矢內原忠雄。

最黑暗時代里的先知

先知的聲音總是孤獨的,先知的身影總是寂寞的。在日本的東亞侵略史當中,確實有過一個真風骨的先知,只身反抗時代謬誤的潮流。

1937年,當日軍藉機發動盧溝橋事變之時,日本東京大學經濟部教授矢內原忠雄,置個人安危與前途於度外,公然反對日本出兵攻打中國,並呼籲執政者悔改。他“以骨頭做筆,以血汗做墨水”,在《中央公論》上發表評論《國家的理想》,根據《聖經·箴言》“公義使邦國高舉,罪惡是人民的羞辱”發聲疾呼,“國家理想的目標應是正義,也就是保護弱者的權利免受強者的侵害壓迫。國家違反正義的時候,國民一定會揚起批判的聲音。”

當《國家的理想》於1937年9月發表時,馬上收到相關單位刪除的命令。矢內原回憶道:“十月下旬,東大經濟部部長指著我的論文《國家的理想》,並開始討論執筆者是否擁有成為大學教授的資格”、“現在這些軍國主義者開始對付大學內部的異議教授…”。

因為這篇文章,矢內原被迫辭去東京大學教職。就在同年12月南京大屠殺發生之時,矢內原在辭別東大教職的演講中長歌當哭:“今天,在虛偽的世道里,我們如此熱愛的日本國的理想被埋葬。我欲怒不能,欲哭不行。如果諸位明白了我的講話內容,為了實現日本的理想,請首先把這個國家埋葬掉!”

矢內原忠雄,被尊稱為“人格者”(日文:人格高尚之意),生於1893年。青年時代的滿州之旅決定了他一生研究與抗爭的基調,立志成為專攻殖民政策的經濟學者,批評日本殖民政策,並為基督信仰與大學教育鞠躬盡瘁。

當時19歲的矢內原記錄下旅行中的沈思與感觸:“當我在滿州看到被勞役的中國人,無法不為那些征服者、以及被征服者感到悲哀。我們不需要不義之財,我確實地感受到需要人道的殖民政策。”

“比起利欲,日本應該更重視真理,以愛和正義對待鄰國…”

“愛國之心不可插入我欲,汲汲營營於壓倒他國來擴張自己利益的國家主義,只是將個人的利己心擴張到國家而已。”

在惡欲與野心中逆流而行,所需要的不只是道德勇氣,更重要的是來自信仰與真理的永恒之光。高中時代的矢內原,渴望擁有一個“確實的人生”,卻認識到“自己的無力、渺小、軟弱、醜惡。對於愛的不足、理想與實際自身的差距、罪的意識”,並深感痛苦。

在長輩的引導下,他成為基督徒。而後在大學生涯中,讀到《聖經·以賽亞書》36-39章,他深切體認到,因著以賽亞這位先知,竟得以拯救以色列免於滅國之災。以賽亞先知的呼聲,成為矢內原學術生涯的榜樣,在最黑暗的時代,他向日本發出先知的吶喊。

矢內原曾說,“理想雖然是無形的,卻不是無力的。現實雖然可以歪曲理想,卻不能消滅理想。” 當矢內原因為堅持反軍國主義受當局壓迫,向東大提出辭呈離開教席之後,困頓貧乏中,繼續在自己創辦的《嘉信》雜志宣揚和平與基督信仰,其無畏的道德勇氣被視為“日本的良心”之一。

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他立即被邀回東京大學任教,之後擔任東京大學校長。然而,不論在何種境遇,矢內原堅持先知的使命,一生為傳揚真理而發聲。

如何對抗平庸之惡?

在黑暗的世代中,堅持靠公義而行、憑真理發言,需要付出極大的代價;然而,當我們在時代的錯謬中選擇沈默與冷漠,所需要付出的,其實是更沈痛的血淚與更昂貴代價。

二戰結束後,納粹頭號戰犯,也是在猶太人大屠殺中執行“最終方案”的主要負責者阿道夫•艾希曼1961年於耶路撒冷受審,被以人道罪名等十五條罪名起訴,1962年處以絞刑。

在整個審判過程中,猶太裔著名政治思想家漢娜·阿倫特以《紐約客》特約撰稿人的身份,現場報道了這場審判,並於1963年出版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關於平庸的惡的報道》。

漢娜•阿倫特如此描述審判席上的頭號戰犯:欠下三百萬條人命的艾希曼,看起來是個“不骯臟具有良心的男子”、“不陰險,也不兇橫”,彬彬有禮地坐在審判席上,並不像一個劊子手。艾克曼為自己辯護時,一再重申“自己是齒輪系統中的一環,只是起了傳動的作用罷了”。作為德國公民,他相信自己所做的都是當時國家法律所允許的;作為軍人,他只是在服從和執行上級的命令;他的錯誤在於,他不知道納粹的法律是錯誤的。

漢娜·阿倫特就此提出了“平庸之惡”的概念。她認為艾希曼的行為方式,是現代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平庸之惡”:我們不思考,不思考人,不思考社會。相較於“極端的惡”,艾希曼的惡是平庸的,且你我都可能成為其中的共犯。當我們在體制的運轉中缺乏獨立的思考與批判精神,很容易在服從與默認中,成為錯誤體制的執行者和實踐者,進而鑄成歷史上不可抹滅的大錯。

不可否認,在國家至上的極權主義陰影下,是無數德國人的冷漠,造就了希特勒的德國夢,是無數日本人的沈默,造就了日本軍國主義的擴張。

“不論自己、社會、本國國民、外國國民,對於舉凡所有的不正義,只要正確的認識、不懼怕、去責難其罪行、督促其悔改、建立神的公道正義,就是真誠的愛。”面對日本軍國主義的嗜血,矢內原忠雄不計代價挺身而出,他的勇氣根植於上帝的公義,他誠實的內省與懺悔來自基督信仰的真理。

“愛的反面不是憎恨,而是冷漠;藝術的反面不是醜陋,而是冷漠;誠實的反面不是信口雌黃,而是冷漠;生命的反面不是死亡,而是冷漠。”冷漠,是因為我們遠離了愛與公義的源頭;在荒涼的世代,油蒙了心、耳朵發沈。

“七·七”盧溝橋事變紀念日,作為被侵略的受害者,中國人在憤怒與哭泣之後,已經是時候做更深的省思:倘若在當年,我們是日本的國民,我們會選擇抵制國家的法西斯侵略政策,還是沈默坐享其成?倘若在今日,我們是日本的政治領袖,我們會選擇勇敢承擔歷史的責任,還是佯裝無辜推搪卸責?在訴控過往歷史傷害的同時,我們自己在家庭、工作與生活中,是否也在以同樣的冷漠盲從,以他人的痛苦為代價,來滿足我們的利益與心中無限膨脹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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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的信仰 職場與信仰

這看臉的世界,醒醒吧


6項重罪被捕的嫌疑犯因臉長得帥,得6萬個讚和瘋狂示愛;街頭神回覆“長得好看才有青春”受廣泛認同,是對社會“視美麗為最終偶像、淪為情欲與驕傲的俘虜”最無奈控訴。人的美麗乃因照上帝形象所造,每個人的形體,都有神的榮美,只是被這敗壞的世代毀了容。

一個90後借此吐露心聲:對這個看臉的世界已經絕望……許多人都有這樣的感受:桃花泛濫卻遇不到一段長久穩定的感情,問題到底出在哪兒?其實很簡單,在這個看臉的世界,不管有沒有共同的興趣愛好,有沒有共同的理想和目標,在沒有相近的工作、背景、經歷的情況下,生活也沒有任何交集,男女之間的交往只剩下吃飯和性兩項內容。

文/王敏俐、沈穎

“對看臉的世界絕望了”

日前,美國加州男子Jeremy Meeks 因涉嫌6項重罪被捕,警方照慣例將嫌犯照片在Facebook上公布後,引來女網友瘋狂點讚示愛!網友稱讚他擁有“有棱角的臉”以及“清澈的藍色眼睛”。照片已經得到6萬個“讚”,還引發各種PS潮……

這個事件在微博中一下上了熱搜詞,網友們紛紛感嘆:這個看臉的世界!

無獨有偶,國內新浪微博也幾乎同時爆出一條同類新聞——南京市民祁先生和朋友在新街口一家飯店用餐時,正在給手機充電的移動電源突然發生爆炸。這則新聞播出後,因這祁先生容貌太帥,被瘋狂圍觀,一天之內上萬人湧進他的微博成為他的粉絲,許多女孩紛紛表白求交往。

一個90後借此吐露心聲:對這個看臉的世界已經絕望……許多人都有這樣的感受:桃花泛濫卻遇不到一段長久穩定的感情,問題到底出在哪兒?其實很簡單,在這個看臉的世界,不管有沒有共同的興趣愛好,有沒有共同的理想和目標,在沒有相近的工作、背景、經歷的情況下,生活也沒有任何交集,男女之間的交往只剩下吃飯和性兩項內容。

2014年4月上映的電影《整容日記》,由白百何、鄭中基、張瑤主演,影片中白百何扮演了一個“雙失青年”郭晶——名牌大學一畢業就失戀又失業,因為容貌像“車禍現場”,被交往三年的男友冷落,長為了改變自己的命運;因為長相缺乏“存在感”,屢次被應聘單位視做透明。痛定思痛,郭晶手握分手費去割了雙眼皮,墊了下巴,磨了腮骨,還隆了胸,踏上了“整容不歸路”。越來越升級的“美麗”,助她進入500百強,還嘗到了愛情的甜頭,她義無反顧向前沖,一路高歌猛進。直到有一天被人“曝光”整容真相,美麗的奇跡瞬間幻滅成最大的笑話,郭晶只能落荒而逃,她的一切又回到了原點。

一個90後在豆瓣網寫了她的觀影心得:莫過一句,滿屏荒唐言,一把心酸淚。這是只有女人才能體會到的心酸。男人們,大可以都如鄭中基飾演的那個項目經理一樣,瀟灑的說一句,郭晶,不要變,就這麽可愛下去。

可是只有郭晶和我們才知道,女人可以什麽都沒有,只要有胸。不要變,她就永遠只配得可愛二字,坐在六環外的座位上,和被現實逼瘋的眼鏡男以醜陋和呆滯相映成趣。以理智著稱的知乎社區,還經常被一些“我該如何提升自己的外表來吸引男人?”的問題充斥,這個看臉的世界!

長得好看的人才有青春?

如今,不僅男人看女人臉,女人也看男人臉。

很多人可能還記得去年一部電影《致青春》好評又熱賣,有媒體記者在街頭尋找青春的定義,真相從路人男生口中脫口而出:“長得好看的人才有青春,我們這樣的人只有上學。”

這句回覆在微博上走紅,不少網友表示,這位小哥一語中的,“長得好看的人才有青春,長得不好看的人只有青春痘。”也有網友感嘆說,“多麽痛的領悟”,“這才是現實社會真實的一面。”“對啊,只有帥哥美女或有錢有勢才會有青春,我這樣出身的人只能滾一邊蹲著去。”

最後引發眾人同氣相求:“所以神馬致青春,浮雲一片罷了。”青春,是否只是帥哥美女的特權?容貌,是否代表一個人的價值?

去年5月新華網更出了一則駭人聽聞的報導,一名未滿13歲少女,尚在就讀小學六年級,因不滿同班同學比自己長得漂亮,遂懷恨在心,將其約至自家殺害,並砍斷頭顱、手臂裝入袋中。

美麗不是罪,在悖謬的世代中,卻帶來了極大的殺傷力。

法國小說家瑪格麗特·尤瑟納爾揭露人性的弱點:“美麗的外型,於愛的情緒與感性愉悅,至關重要。” 愛美是人的天性,蕓蕓眾生無一幸免,在影像媒體掛帥的今日,美麗更是被好奇的眼目肆無忌憚的窺探,美麗帶來噱頭,美麗就有市場,美麗等於競爭力。

2008年的奧運開幕式上,一位面容姣好的9歲小女孩一首《歌唱祖國》博得滿堂彩,事後媒體卻披露,美妙歌聲來自另一個小女孩,因為容貌不及前者,安排在後台,為前者的表演配音。美麗帶來虛謊。對中國的孩子們來說,捧俊男美女的錯謬價值觀從小就在大人的世界里不斷薰陶,美麗的孩子有老師疼著,有同學圍繞著,成為一種特權享受者;俊男美女長大後,在職場情場永遠是眾人眼中的焦點。

美麗不是罪,具有極大的經營價值,俊男美女以其親和力強、感染力強的特點,在傳播過程中強烈吸睛,成為各界競相爭取的傳播載體,帶來極具廣告效果的眼球效應。美色活動隨處可見,年輕少女穿著暴露性感,成為車展名模、房地產名模,展示青春的肉體,挑逗招睞消費者。媒體有色必追,腥膻報導。一場華麗的交易在此進行:媒體向觀眾有所交代;商家業者將消費者注意力轉移,獲取高額利潤;年輕MM可以就此暴紅,身價翻盤;廣大閱聽者則是大飽眼福。

人類的欲望早已扭曲美的原形,在商業的錯繆邏輯當中出賣了自己。

美麗不是罪,但在這個人人都寂寞的年代,成為眾人情感投射的歸宿。人與人之間的交流越來越疏離,與電視、網際網絡的互動卻越來越頻繁,面對內心情感的需要,人人都是寂寞的個體。美麗的臉龐間接滿足了現代人對歸屬感的渴望。

更有甚者,以對美與愛的需求為藉口,官員包二奶、三奶成風,60歲官員開始包養90後,彼此利用,滿足肉體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與今生的驕傲。

美麗不是罪,但不能當偶像崇拜

美麗不是罪,在悖謬的世代中,卻被經濟效益與人的惡欲利用與物化,錯導了造物者創造美麗的終極意義。從微博熱議、街頭訪問、校園謀殺到整個經濟網絡,被社會一再放大的價值觀是,越好看的人越占優勢,利益最大化。然而全民崇尚眼球效應、聚焦美麗臉龐與軀體,其實是為物欲的橫流推波助瀾,是一種誤導人生觀與價值觀的非理性行為。

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的淪陷,就是被美麗效應所誤導。夏娃看著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被他的美麗所吸引,這美麗的果子,可以成為食物,可以滿足身體上的欲望;這美麗的果子,看來多麽令人喜愛,可以滿足視覺的享受;又聽說,吃了之後,身價可以倍增,擁有它,我就擁有不再一樣的身分。然而對欲望與驕傲的追求卻是無底洞,如人喝鹽水,越喝越渴。

創造宇宙的上帝,是美麗的創造者,也是極具品味的審美者。他創造美麗的花草樹木、也按照他的形象創造美麗的男男女女,創造後將每一個人看為“好的”,上帝要求人類“生養眾多、治理這地”,乃是要帶著從神而來的美善判準,教育下一代;帶著從神而來的價值,管理所托付我們的一切。上帝沒有要我們壓抑對美的渴望與追求,但是當人類被私欲所纏繞,視美麗為終極偶像,代替了神的位置,已失去最初單純的動機;淪為情欲與驕傲的俘虜。

美麗不是罪,但多少罪惡假美麗而行。美貌與錢、權互動利益最大化的價值觀遺留給後代的傷害無法逆轉。街頭上受訪的男青年,被問及什麽是青春? “長得好看的人才有青春,我們這樣的人只有上學。”這句自嘲表面聽來淡定風趣,卻是對這個社會“視美麗為最終偶像”最無奈的控訴。

年輕人的自我價值低落來自社會的謊言,其實我們每一個人,在上帝的眼中,都是獨一無二,都是無可取代,都是最美的。真正的美麗與價值,乃因為我們都按照上帝的形象與樣式所造,在每一個人的形體上,都有神的榮美,只是被這個敗壞的世代毀了容。

13歲的女孩,帶著被社會扭曲的價值觀,把自己看的過低,把對方看的過高,因而產生嫉妒與殺機,女孩是兇手,也是扭曲社會的犧牲者。每一個打造現今美女經濟、美女文化的我們,都是同謀,也都是犧牲者。

當人的心離開創造主,被美貌、情欲、錢和權力所填滿,就墜入了永不滿足的深淵。重要的是,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驕傲都會逝去,什麽時候我們才能不憑外表看人?短暫的青春終將逝去,而我們的美麗人生又在哪里?

除非我們打碎心中的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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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後 生活中的信仰 職場與信仰

誰偷走了80後的朝氣?


@我們恨貪官又拼命考公務員;罵壟斷又削尖腦袋往高薪單位鉆;譏諷不正之風卻忙找關系。我們憤怒非因不公,而是自己處在不利位置,不是想消滅不公,而想讓自己處在有利位置。這種骨子里的自私更應該反思。

@ 曾在80年代大學生中引起轟動的潘曉心中的問號:為什麽人生的路越走越窄?恐怕用到今天80後身上也亦有共鳴。這是人發現世界和人性的真相後,共通的困境。

@不過,對每一代人來說,看清自己真正的需要仍然非常困難。三種明顯的試探曾橫亙在每一代年輕人面前:熱衷權力、內在的情欲以及骨子里的不知足。這三種試探使我們一直處於混亂中,經常動蕩不安,執迷於生命中的一切,卻無法找到持久的滿足。欲求占了上風,靈魂下垂,動搖了我們內心的根基。

@我們若要快樂長存,除非我們超越愛自己,唯一的盼望在於發現什麽讓我們的心靈平安,這平安能駕馭我們長久不安的心靈並改變其方向。

文/王敏俐、沈穎

不久前,人民日報一篇80後的文章,以暮氣沈沈一詞,形容這個正值23-33歲的世代。估計作者的原意是想激起80後的青春與鬥志,卻引來一陣謾罵風浪。值得注意的是,爭議之點不在反駁“暮氣沈沈”一詞,而是帶著血淚控訴:是社會與人性的墮落的培養皿,孕育了未老心先衰的80後。

80後:在媚俗的奶水中長大

80後從來就不是容易的一代,同為在險惡江湖夾縫求生的80後,網路紅人作業本在《駁人民日報:80後為什麽暮氣沈沈?》一文中,以親身故事,訴說媚俗化的教育體制,如何騙走了80後純真的熱血與眼淚:“我上小學的時候,被邱少雲、賴寧、雷鋒等人,感動的熱淚盈眶,隨時準備拋頭顱灑熱血,為祖國建設英勇犧牲,流幹最後一滴血,把紅領巾看的比命重要,因為你們告訴我:那是烈士的鮮血染紅的。當時我就在想,烈士死前是如何保存鮮血的?”

一個人的媚俗是可恥,一整個國家的媚俗卻是情操,而政治家,不過是用偉大的理由來媚俗的政客。米蘭昆德拉在其代表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提及政治人物如何藉著炒作人類共有的情感,來完成個人的政治野心。

“各種政治傾向並存的社會里,競爭中的各種影響互相抵銷或限制,我們居於其中,還能設法或多或少地逃避這種媚俗作態的統治:各人可以保留自己的個性,藝術家可以創造不見的作品。但是,無論何時一旦某個政治運動壟斷了權力,我們便發現自己置身於媚俗作態的極權統治王國。”

身為80後,我們的父母,走過文革,帶著恐懼與壓抑,教養這一代。那些高校校園里的兄長學姐們,在我們還小的時候,用自己的生命向我們展示青春的代價。80後,帶著時代醞釀的叛逆,卻又生長在轉型中的中國文化,我們或多或少有著雙重人格:害怕自己的偏執過激攤上事兒來,於是把它深深裹藏,我們不如90後灑脫;面對所在乎的人事物,不願只是偽善,卻真摯的過了頭,我們不如70後識相。80後面對時代變奏是否能找到一個心靈的棲身之所?

誰使80後生命的秩序大亂?

或者我們乾脆麻木自己的理想,往物質世界里鉆?經濟改革開放,中國夢成了掏金夢。

80後把對於幸福的追求,投射在對物質金錢的盲目追求里,盼望建築起一個強大的經濟保護力,擁護自我脆弱的尊嚴。然而蝸居世代,二三十年不吃不喝,也未必可以買到一個棲身之所。微博上,一個80後說道:“在上海立足是我的夢想,但這夢離我越來越遠。”

全國目前有近兩億的80後,在將要邁入30歲的時候,才知三十難立。電視劇《北京青年》中的一段台詞成為我們的最佳寫照:“何東這一代人,幾乎沒有享受過任何政策上的優惠。上小學的時候,大學是不要錢的;上大學的時候,小學是不要錢的;當他們沒有參加工作的時候,工作是分配的;當他們參加工作的時候,打破腦袋才能勉強混一個糊口的工作;當他們不掙錢的時候,房子是分配的;當他們掙錢的時候,房子也買不起了。”

許多80後的憤怒,很大的程度上是因為,我們找不到自己的定位,感覺不到自己的價值。當社會把一個人的價值完全建立在住什麽房、開什麽車、領多少薪水、帶什麽樣的職銜時,80後完全被禁錮在笑貧不笑娼、物欲橫流的社會價值觀模型里,一生背負著“我始終不夠好”的罪名,無法滿足父母、與世人、以及自己對自己的期待。

或許80後,因著歷史、因著社會結構、因著環境,成為備受挑戰的一代,但我們絕對不是、也不應該只站在一個受害者的角度,來承受時代所給我們的洗禮與歷練。作為80後,我們若像哭鬧的孩子一樣賴在地上,以控告社會博取同情,在怒火中發泄遲來的青春期,卻忽略自己所必須承當的責任,忽略自己在醜陋社會中曾做出的妥協,我們的嘴臉,其實正和我們所批判的世界,沒什麽兩樣。

曾在80年代大學生中引起轟動的潘曉心中的問號:為什麽人生的路越走越窄?恐怕用到今天80後身上也亦有共鳴。這是人發現世界和人性的真相後,共通的困境。不過,對每一代人來說,看清自己真正的需要仍然非常困難。三種明顯的試探曾橫亙在每一代年輕人面前:熱衷權力、內在的情欲以及骨子里的不知足。這三種試探使我們一直處於混亂中,經常動蕩不安,執迷於生命中的一切,卻無法找到持久的滿足。欲求占了上風,靈魂下垂,動搖了我們內心的根基。

有個網友對人性的反思值得聽聽:我們恨貪官,又拼命報考公務員;我們罵壟斷,又削減腦袋往高薪單位鉆;我們譏諷不正之風,自己辦事卻忙找關系。總之,我們憤怒,不是因為覺得不公平,而是覺得自己處在不公平中的不利位置,我們不是想消滅這種不公平,而是想讓自己處在不公平中的有利位置。這種骨子里的自私,才是我們真正應該反思的。我們的理性若以利己為取向,就耗盡自己的時間來滿足身體的欲求和欲望。

制服己心,強如取城。其實,自私更深的毒根是自我中心那強大的欲望和吸引力。這股欲望的重量纏繞著人性,不僅是80後,而是每個世代,只是每個世代的人表達自我中心的方式不一樣而已,這股自我中心的力量與各種欲望——纏裹在一起,不斷下墜,看不見的是心靈深處向真向善的力量不斷虧損,看的見得是外表的暮氣沈沈。

不要忽略暮氣沈沈的背後真正的問題是靈魂無法喜樂。什麽力量能幫助我們看見,自己的生命是如何容易被我們的欲望所羈絆?我們如何因無法擺脫欲望強大的引力而使得生命的秩序大亂?有什麽力量能幫助我們對抗貪婪、驕傲、怒氣、自誇、恐懼、矛盾和膽怯的試探,治療我們生命的苦境?

除非我們超越愛自己

但是在這個暮氣沈沈的世代,卻有一群80後,選擇不要效法這個世界,選擇承認自己內心的驕傲自私、面對自己生命的陰暗面、靠著上帝的恩典,活出一個與眾不同的人生。在由80後自己拍攝的《誰是傳奇》這一紀錄片中,訴說許多80後年輕人,如何從虛無、惡劣的環境壓力與沈重的歷史包袱中掙脫,重新擁有活潑的生命。

其中《誰是傳奇之高天黃土》一集的主角,是80後的郭易君,從小生長在河南的一個農村,在影片中,他陳述著自己在黃土高原上成長的童年是“夾雜著黃土中奔跑的歡樂、面對貧窮的恐懼,與對生存的渴望”。

“因為兒時家境貧窮,常常需要為了可以吃一口飯,去看別人的臉色,忍受別人的欺負。有一次,村里有人藉著醉酒,打我的媽媽。當時我和我哥哥不在,我回來知道了以後,恨的拿起一把菜刀,要沖到那人家里。在路上,一個親戚把我擋了下來。從那一天起,我以仇恨為動力,帶著一個被恨意所扭曲的心態,立志要當官,要出人頭地。”

後來農村里的80後男孩到了北京繼續奮鬥,在一個人生的低潮點,男孩跨坐在宿舍的窗上,決定結束生命,讓心中的沮喪、挫折、自卑與仇恨在生命的終點一並消失。就在那時,電話響起,是上帝感動他的師妹,一個基督徒(後來也成為他的妻子),在那個時候打電話來。

在人生的抉擇點上,80後的郭易君,後來接受耶穌基督,“那一天,我來到上帝的面前,誠實的面對從小到大,所犯的罪,內心深處的污穢、卑鄙、面對內心的求自我榮耀、本身的欺壓別人、驕傲、爭競、苦毒,面對內心各種各樣的骯臟,和見不得人的黑暗。當我認了自己的罪之後,我發現自己特別輕松。原來,生命在被主清理過之後,一個人可以如同重新活過一遍那樣。”

他勇敢地在微博上公開自曝內心的黑暗和懺悔:“05年,我靠關系進到國家發改委某雜志實習,並拿到記者證。在回河南老家的火車上,沒有買到臥鋪,我找到列車長,拿出記者證說自己有重要采訪公務,需要臥鋪,後來的確找到了一個臥鋪。重生悔改之後,這件事成了我心里的恥辱。在任何時候,求主幫我勝過虛謊、愛占便宜和貪愛世界。”

“06年,信主兩年。三校名師司法培訓學校讓我負責河南區宣傳,並承諾根據講座場數提成,我很興奮,在鄭州辦了四場講座。並從朋友處多拿到三千發票,準備一同報銷。然而,因學校看到發票數額有虛,沒有給報。當時雖然沒有達成犯罪目的,但是此事一直提醒我:警惕自己里邊的貪婪、偷竊的罪。”

“09年,出差,西寧交通局接待。同事把我以“郭主任”介紹,提高出行檔次,當時我沒有更正自己只是助理研究員,是因貪圖人的榮耀。幾次吃飯市長秘書、局長都高規接待。後來雖拿下多個幾十萬項目,此事卻成了心結。得罪神,貪愛世界。出國前我寫信道歉悔改。此事警惕我不可貪圖虛浮的榮耀。”

接受信仰之後,一個原本被罪惡、被痛苦所囚禁的靈魂,竟然可以從暮氣沈沈的扭曲中走出一個全新的人生。後來易君與他的妻子一同在校園里、在教會中、在心靈有需要的人群里,繼續把愛傳下去。

80後的我們,不管來自農村,或住在都市,在成長過程中,或許都有時代壓傷的痕跡。在今日,我們依然面對著巨大的難處與挑戰,但是我們必須為自己的生命負責,我們必然要做出一個抉擇,或是留在原地踏步,把一切錯誤歸給歷史,繼續讓世界主宰我們暮氣沈沈的人生,或是來到主宰生命的上帝面前,真實面對自己內心的幽暗,脫去容易纏累我們的罪,活出一個如鷹展翅的新生命?

面對人生,你有一個選擇的機會。我們若要快樂長存,除非我們超越愛自己,唯一的盼望在於發現什麽讓我們的心靈平安,這平安能駕馭我們長久不安的心靈並改變其方向。

原文首發於《境界》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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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留學 生活中的信仰

清晨五點的第一滴眼淚

文|王敏俐

2002年秋天,帶著兩個皮箱和滿懷的夢想,坐了近12個小時的飛機,抵達法蘭克福機場,那一年,我20歲。

自1989年柏林圍墻倒塌,整個東歐瓦解,西方國家宣告冷戰時代的結束,但是從小生長在東亞的人,知道故事沒有結束,美俄留下的恩恩怨怨,還在南北韓、台海之間蔓延著。我感覺自己像是個生對時代的人,這一生注定要來研究台海問題,帶著這樣的一個期待,我來到了歐洲,來到了德國,想來研究過去兩德對話的模式、觀察兩德統一後的政治社會現象。

讀了一年德語,2003年正式進入慕尼黑大學政治系,這是德國最嚴格的政治系之一,當時德國的學制很特別,大學與碩士之間是連在一起的,如果完成了學業,就是碩士,如果沒有完成學業,就是一個高中文憑,對於放棄在台灣的就學機會來到歐洲的我來說,是沒有退路的巨大冒險。

在學士學程與碩士學程之間有一個考試,學校規定,要在三個小時以內,用德文寫三篇論文,歷年來都只有三分之一的學生會考過,每一個學生有兩次的機會。

為了完成這個考試,當時的我可說是卯足了勁,每天早上九點到晚上九點待在圖書館里學習;另一方面,我擔心自己閉門造車會有許多盲點,於是每個禮拜與三個不同科目的老師約談,與他們討論我在過去一周所學習的,寫了歷年的考試題,請他們給予改正指教。

到了考試的前一周,我的老師對我說:Fuer dich habe ich keine Sorge! 意思是,也許其他德國學生愛玩,所以對他們而言,考試會很困難,但是對於我,他不擔心!考試的那一天,晴朗的七月天,帶著老師的鼓勵與祝福,來到了考場。

當我坐在考場,翻開試卷,非常得意,因為三個題目,我都曾練習過類似的考題,於是我熟練順暢的寫完了三篇論文,交卷之後,收拾行李,回家度假,享受家鄉美麗的沙灘、怡人的大海、親人的眷愛。

我來自澎湖,那是個美麗的島嶼,那一年暑假,我在沙灘上,享受著陽光、海浪、帶著鹹味的溫柔海風,計劃著我的將來:我該找哪一個導師寫碩士論文呢?我該往國際政治還是政治哲學的方向去發展呢?我要寫什麽樣的論文題目?烈日把人照得昏昏欲睡,我在其中,歡喜作著美好的春秋大夢。

兩個月後,假期結束,我回到德國,考試放榜的那一天,我來到系辦公室前的布告欄,在一排排的數字中尋找自己的學號。

卻發現,自己竟然三科都沒有考過!

接下來的半年,我必須再準備一次考試,這是最後的機會,但是,每當我打開筆記、打開書本,我就感到無比的痛苦,因為所有的內容我都已經熟得不知還能再怎麽準備,如果像前一次,我付出了那麽大的努力,卻還是沒有辦法通過,我真的不知道,自己還能如何準備!

接下來的半年里,每一天,都是煎熬,到了夜里,也無法入睡。

有一天的夜里,思緒特別清醒,我想到,如果這一次再不能考過,那麽回到台灣,我只是一個高中生!面對學業的瓶頸,自己明明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還是無法突破,壓力把我逼到臨界點,卻哭不出來,因為覺得自己連哭的權利也沒有:我的家人支持我、供應我,我身旁的朋友鼓勵我、關心我,我的老師們雖然忙碌,卻依然願意花時間,每個禮拜和我約談,陪我準備,整個世界都聯合起來幫助我,但我,卻是唯一無能為力完成我夢想的人…

那一天夜里,我感覺自己已經在崩潰的邊緣,輾轉反側,到了淩晨五點,還是無法入睡,我不能原諒自己的無能,也找不到前面的出路,我需要一個活下去的理由。那時,我突然想到,在床頭上,有一盞小蠟燭,那是大學里的老師送的聖誕禮物。

在一片黑暗中,我開始翻箱倒櫃,想找找在房間里,有沒有打火機,想不到真在抽屜里找著了,在那一個黑夜里,我用顫抖的手,點燃了床頭的那盞燭光。

從那一刻起,我才流下第一滴眼淚,那盞燭光支撐著我度過黑夜。我想,如果還有一個老師願意送一盞蠟燭給我,那一定代表,我這個人,可能不是完全失敗的……

在這樣的煎熬中度過半年,半年後的考試,是隔年的2月11日,一個大雪的日子。因著過去半年的失眠、壓力與焦慮,身體心靈都生病了,坐在考場里,打開試卷,我開始寫的時候,思路好亂,感覺每一個字都在顫抖。其中一篇論文,我非常不認同出題老師以歐洲為中心的政治思想,於是在結論中提及:這個題目是一個沒有意義而偏狹的錯誤命題…

於是我知道自己必死無疑。

時間到,坐在考場上,卷子收走了,老師離開了,同學走光了,我獨自坐在位子上,眼淚,開始落下來,因為知道,夢想成了一片灰燼。

放榜的日子在兩個月後,4月11日,但是我在德國的簽證只到4月17日,於是到了移民局延簽。有時想想,寄居在外的日子真是卑微,那一天,我到了簽證官面前,他從學校里調出了我上半年的學習資料,對我說,如果你第二次考試沒有通過,請你在4月17日以前離開德國。

當時的我,完全無法面對、接受這樣的事實。我無法告訴我身旁的人,我就要走了;我也無法告訴我的父母,留學失敗,我要回家了。

那是一段極其難熬的等候,我無法入睡,清晨五點,在雪地里狂奔,我無法讓自己安靜,每一分鐘,排滿各種計畫,不斷看書,不讓自己的思緒停下來,一停下來,就是無止盡的恐懼,每一天在惡夢中驚醒,夢中是一次又一次的逃亡、一次又一次的審判。

考試結果公布前三天,那是4月8日的晚上,有一個中國朋友,她是基督徒,初搬入了我所住的宿舍裡。來敲我的房門,一到我的屋內,她就開始與我分享最近她的生活,她所面臨的考試以及簽證的難題。我靜靜的聽著她的描述,一直到她停下來,不經意的問我一句,你最近過的好嗎?

若祇是平淡的問候,也就算了,但是,她提到了考試、又提到了簽證,坦克進入地雷區。

我停頓了數秒,開口說話。

妳知道嗎?我下個禮拜就不在這裡了,我不能再待在這裡讀書了!

我已經用盡了我所有的努力,我所能做的我都做了,但是還是不行,還是沒有辦法,即便我是真的很熱愛我所學的,即便我付出了所有的時間和力氣,我還是沒有辦法留下來,當初我為了這個夢想放棄一切來到這裡,但是這一切就要結束了!我失敗了,不是因為懶惰,而是因為我沒有能力!我根本沒有能力!

你現在在這個房間里看到我的書,我的家具,我的衣服,你知道嗎?下個禮拜,這個房間就要清空了!我用盡一切努力,回到台灣,還是只是一個高中生!

我的中國朋友嚇了一跳,她完全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那時我也從來不曾將我的處境告訴我任何的一個朋友或家人。那一晚,不知為何,我把所有心裡的話都告訴了這個朋友。一直以來自己所不敢面對的一切,都在那個痛哭的夜晚,毫無保留地告訴了那個朋友,我從來沒有哭的那麼狼狽,我從來沒在人前顯的那麼無助軟弱。

我的這個基督徒朋友溫柔的聽我說完這一切。對我說了一句話。

你知道嗎?雖然你告訴了我這一切,非常嚴重,但不知道為什麽,我的心中卻有一種平安的感覺。這是一種從神而來的平安。你願意讓我帶你做一個禱告嗎?

那一天禱告的內容,我已經完全忘記了,但是有一件事,是我一生也不會忘記的:那一個夜里,當我躺在床上,閉上眼睛,再一次的醒來,已經是隔天的早晨。我已經好久沒有這種安然入睡的感覺,仿佛我過去半年所累積的一切重擔疲憊,在那一夜深深的睡眠里,完全得著安息。

三天後,考試成績揭曉,我竟然考過了,得以繼續完成學業。

但是對於我而言,我開始去敬畏神,去認識神,並不是因為考試考過的關係。我開始明白,宇宙中真有一位主宰者,按者祂的旨意,以奇妙的大能統管一切。這個世界有一個超越理性的真理,真實存在著。

第一次得知耶穌為我過犯承受刑罰時,我深深覺得不可思議!祂怎麽可以…為了我的平安,竟付出這麽大的代價!我的眼淚,停不下來。

如果不是主的恩典,現在的我仍然是一個又偏激又極端、不斷尋找自我認同的邊緣人,而今,竟可以在神愛子的國度裡,與祂的永恆有份。

當我們在睡夢中,常常以為自己是清醒著的,一直到甦醒之後,才恍然大悟,原來剛才不過是個夢,原來自己睡著了。

一個人由非基督徒轉變成為一個基督徒的過程,其實也是如此的。神使我的靈魂甦醒,讓我知道,過去的生活,過去的掙紮,過去的渾沌與忙亂,只是沈睡中的夢靨。只有當靈魂甦醒了之後,才知道過去的自己,是沈睡的,是盲目的。

神用祂自己的平安吸引了我,改變了我。因著恩典我打開了我的雙眼,從前的我以為自己一無所有,然而在主基督裡,我其實是一無所缺。

神檢選了我,將我從這個世界呼召出來,不要效法這個世界,日日心意更新而變化,以查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一生敬拜、事奉祂。

本文首發於《境界》2014

分類
職場與信仰

從人到狼:當熱血青春進入職場

在“狼人”的眼中,或者我恨我的工作、努力奮鬥想早日擺脫它;或者我愛我的工作甚至崇拜我的工作,以至於不上班就不知如何度日。這兩種“狼人”都同樣努力工作,但勤勞卻變質成貪婪,古老的美德變成咒詛,令工作狂們夜夜對月哀號難眠。在一年多的失業經歷中,上帝使我正視內心狼一般的好強爭勝與追逐虛榮,讓我真正明白,在連我都最看不起自己的時候,上帝依然是非常非常的看重我、愛我。

文/王敏俐

2013年,媒體稱其為“最難就業年”。最難的另一面就是商機,導演陳可辛的創業勵志新片《中國合夥人》描述1980年代的年輕學子畢業後面臨就業、留學、創業的掙紮與苦澀,上個月首映,票房過億。

“究竟是我們改變了世界,還是世界改變了我們?”這句出自羅大佑作曲的《一樣的月光》中的歌詞,曾被70後迷戀、懷舊過,而今被一個60後導演用在電影里,引來網絡上正面臨遠比當年就業形勢更殘酷的90後們的紛紛轉發。

而80後的身影,我們可以在李軍虎執導的紀錄片《父親》中清晰地看到——身為80後的韓勝利,生在農村,帶著父親以及全村人的希望考上大學。“孩子,不能再回田里種地,要做出一個有知識的樣子來”,年近50歲的陜西農民韓培印,為湊錢供孩子到西安讀大學,賣掉了家里值錢的東西才湊足3000元,和兒子一起來到西安,當農民工打零工給兒子掙生活費。但是當兒子大學畢業,父子卻吃驚地發現,兒子大學畢業一職難求,找到了工作,工資根本無法還掉讀大學所欠的債,不但如此,兒子的收入還比不上作農民工的老韓。

同樣的故事,是否一代一代的輪回上演?面對在現實中夾縫求生的年輕人,知名房地產商任志強在微博上評論:“不滿意這個社會就去改變它,認輸了就去改變自己!”

追夢的狼

為創業勵志大片做背景的,是今夏全國699萬高校畢業生邁出校門,相較於十年前北京地區高校畢業生89.68%的就業率,今年的簽約率為33.6%。許多農村聚集到大城市來尋夢的年輕人,遇上結構性待業潮。據報導,北京一戶130平方米的公寓竟容納了40人共同居住,“全部都是高學歷、高素質的大學畢業生,以應屆生為主”。

在這些統計數字的背後,是一個個應屆畢業學子不能被化約的故事,電影里的經典對白,頗具喜劇效果,卻象砸在90後淚腺上的笑點。

殘酷的競爭進一步惡化了職場生態。為了生存,年輕一代走出清新的校園,為了得到一份工作,不惜拼爹走後門送禮坐大腿,讓自己先占穩地盤,進入職場後,繼續權力鬥爭打小報告挖墻角,擠掉其余競爭者。

從華為、阿里巴巴到百度,許多企業都曾鼓勵員工追求狼文化。2012年底,百度CEO李彥宏一封題為“改變,從你我開始”的內部郵件被媒體曝光,郵件中鼓勵員工在職場中激發狼性潛能。企業對狼文化的追求,體現在要求員工有高度的危機感、敏銳性洞察力、激烈的進取心、全力以赴等。表面看貌似積極的正能量,其實“狼文化”的本質,是對員工無情壓榨、殘酷剝削、壓制,沒有愛心,不講誠信,欺騙,鼓勵員工為達目的不擇手段、不問代價。地溝油與毒奶粉,即是狼文化的社會效應的極致表現。

香港科技大學教授陳建華曾在演講中說:“新世紀以來,以狼作為文化符號的圖書、音像制品被廣泛追捧。過去印象中被認為狡猾、陰險、殘忍的狼,如今得到人們的崇拜……這是人們在弱肉強食的競爭環境中,希望用動物身上的攻擊性來武裝自己。”

當企業乃至整個社會,有形無形之中都在鼓勵員工成為殘忍的掠奪者,鼓勵人把彼此視為使自己達到成功的利用工具,諸多企業爆出員工過勞死與連環自殺,則是必然之果。而這,竟然就是我們為一代年輕學子所預備的追夢平台。由是觀之,中國夢,何等可哀。

幸福的狼?

面對惡劣職場文化,我們只有變成狼才有幸福嗎?作家曼德的觀點也許是一個提醒:“動物沒有失業問題,只有人存在失業,為什麽動物沒有失業,因為每個動物生下來都有自己的天職,蜜蜂生下來就知道采蜜,蜘蛛生下來就知道織網,人為什麽要失業呢?就是因為人不知道自己的天職。他不知道自己的天職就出現失業問題,如果知道用什麽方法來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就知道自己的天職,不會失業!”

曼德反對狼文化,認為企業家和員工自己首先要樹立起各自對工作的尊重感。在一個利益至上、功利盛行的文化里,所欠缺的恰恰是對不同的人乃至不同的職業的尊重。

年輕人在擇業時最容易犯下的嚴重錯誤就是以為世界是為了發揮我的才能、實現自我價值而存在的。這樣的觀點在本質上必然通向腐敗——即,認為世界是為我存在的,我取我得。抱著這樣的世界觀,即使畢業求職時還不是狼,也將迅速走在成為狼的路上。

在“狼人”的眼中,或者我恨我的工作、努力奮鬥想早日擺脫它;或者我愛我的工作甚至崇拜我的工作,以至於不上班就不知如何度日,即使人在家中也視家人如無物。上述兩種情形下,或許“狼人”們都同樣努力工作,但勤勞卻變質成貪婪,古老的美德變成咒詛,令人夜夜對月哀號難眠。

這種錯誤也容易導致失望。在一個狼性流行的墮落世界里,才華與恩賜很可能無法在有限的生命中得到滿足。如果我們足夠清醒,就該承認找到與我們的才華和興趣完全相符的工作並非一項權利,而是十足的幸運和祝福。

人在職場,當然要聰明、有諸般智慧。對此,愛爾蘭著名隨筆作家斯蒂爾(Richard Steele)曾寫道:“審慎是除去了卑鄙和不義的狡猾,狡猾是被卑鄙和不義所玷污的智慧。現代社會有太多的人錯把狡猾當聰明,錯把小聰明當大智慧。”

這個世界最令人心酸的笑話就是:人們以為自己是猴子變的,卻又爭著把自己變成狼。其實,狼完全可能是幸福的,如果它活在森林里。問題是“狼人”如何能幸福?如果“狼人”不卑鄙而審慎,不狡猾而聰明,不小聰明而有大智慧,那麽,他就重新成為人,才有可能幸福。

被呼召的工作

從工作通往幸福,首先要經過一站:意義。工作無法賦予自身意義,任何一種事物都無法自行賦予意義,錘子的意義是釘子證明的,醫生的意義是病人昭示的,人的意義是創造主所啟示的。

學生時代,筆者曾在德國國會里有過兩段實習的經驗。在實習的過程中,因為德語不是自己的母語,常常要花比其他同事更多的時間來完成公文、閱讀資料,花更大的努力才能得到上司的讚賞,也難打入同事間的笑話與閒談,在一群德國同事中,常有格格不入的孤單之感。那個時候,唯一可以帶給我力量與安慰的,是來到上帝面前禱告的時刻,職場的挫折中,上帝磨去我的敏感、調整我自卑的心態、也擦乾我的淚水,給我信心與膽量,與同事和上司分享我的信仰。

畢業之後,因著先生工作的緣故,搬到荷蘭。不識荷蘭語的我,無法在荷蘭找到專業對口的工作,投了無數的簡歷都石沈大海,有長達一年多的時間,經歷失業的挫敗。每當有人問起我的職業時,那成為我最難啟齒的答案,每一次回答,都感覺是一種羞辱,一種自我否定。在這段時期,上帝使我正視內心的狼一般的好強爭勝與追逐虛榮,讓我真正明白,在連我都最看不起自己的時候,上帝依然是非常非常的看重我、愛我。

然而上帝有最好的時間表。在等待之後,我進入一個國際的非營利組織,過去在國會實習的經驗,使我懂得如何在工作中融入西方人的思維、價值觀與生活習慣;過去一年多失業的沈澱,使我在職場中不再像一只炫耀而有侵略企圖心的狼,而是有一個更溫柔開放的生命,去和不同國家的同事一起共事,那是我生命中極為美好的時光。我想,上帝並非最好的職業中介,卻通過不同的經歷雕琢我、預備我。

美國著名基督徒思想家葛尼斯在《一生的呼召》中說,將自己最擅長的能力與鄰舍的需要和上帝的榮耀連接起來,就能幫助我們找到自己一生的天職。這份天職與青年畢業之初甚為憂愁、急於尋找用來謀生的工作大有不同,因為“呼召不只是成為我們所應有的樣式,做我們該做的工作,呼召也要我們成為雖然我們還不是,但蒙上帝呼召要成為的樣式。”

沒有超越的眼光,從事天使的工作也會成為對你我靈魂的折磨。只有從這個意義上,在嚴峻的就業形勢下接受一份並不理想的工作並非壞事,因為我們知道,那只是我們尋求呼召的起步,對於尋找來說,每一個在人看來似乎錯誤的選擇,都與正確擁有同等的價值,凡事都對生命的成長與豐盛有益。

原文首發《境界》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