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份: 2025 年 6 月

王敏俐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言與思專欄2016.10.31

幾日前，一樁關於廁所偷拍的案件，在旅美華人的朋友圈中擴散開來：

一名躲在加州灣區某圖書館女廁裡的男性，以手機進行偷拍。被當事人發現之後，男子大喊“I am a girl！I am a girl！”（我是女生！我是女生！）試圖將自己進入女廁的行為正當化，引起許多家長的憤怒與恐慌。

就在2016年5月，美國總統奧巴馬發指令給全美公立學校，明定校方必須讓跨性別學生依他們的意願使用廁所，不能規定他們一定要依照生理性別來使用公廁。

針對中央提出的指令，以德州為首的11個州政府則聯合起來，控告該命令違反憲法，並指控奧巴馬政府“拿學校做社會實驗”，表示不惜失去10億美元的聯邦教育經費，也要抵抗到底，廁所法案爭議自此在全美蔓延開來。

從觀念的討論到政策的實踐，跨性別議題一步步地踏入我們每一個人的實際生活領域。回顧跨性別運動的歷史，其實它早已在上個世紀的解放心理學中，悄悄萌芽。

確定自我價值

從聖經的觀點來看，人的受造乃是按著上帝的形象與樣式，人的性別乃是上帝的設計與主權，若我們要更深的瞭解自己的價值與定位，我們必須回到創造我們的上帝面前尋找與確立。

但是在弗洛伊德與榮格的心理學框架中，主張我們必須向自己內部去探尋、去發現與定義真實的自我，形塑自我的獨特中心。

同樣的，當自我的價值的定與，不再從聖經中去確立，乃是在自己心中去琢磨時，我們對罪的定義，也不再從與上帝關係的破裂去思考——罪的定義，更多被我們模糊成一種無以名狀的罪咎感與羞恥感。

失去了絕對的衡量標準，於是在心理學的領域之中，我們探討如何解開罪咎感在自我構成的內部情結，進一步去解放內化的羞恥感，解放自己最“真實的感受”，並施壓於政策的制定，使政策服務於我們的偏好與習性。

結果，同性婚姻法正顛覆著今日的婚姻；跨性別廁所法案也顛覆著今日的性別定位。

政策的初始美意

不可否認的，跨性別廁所政策背後所隱藏的，是面對自身性別迷離的朋友們找尋自我定位的痛苦，以及在生理性別角色中所受到的淩辱與排斥。

政策的美意，是要使每一個因為性別意識所扭曲的生命得以舒展開來，享受自由與尊嚴。

但是，當外在的一切政策都與我們在自我探索中所歸結出的性傾相吻合，順從服務人們的喜好之後，我們真的會在其中感到幸福、被愛、受接納、創傷得醫治嗎？

從客觀的現狀來看，除了跨性別廁所法案證實在生活之中造成了不少的混亂外，是否真能幫助在性別定位上痛苦的朋友們，從困惑中走出來？

永遠無法去彌平的黑洞

其實，不管是在性別的議題上，或是其他內心深處的價值與定位的討論，面對今日的生活，面對這個墮落的世界，我們終將會發現，在我們每一個人內裡深處的扭曲與痛楚，都將是一個永遠無法彌平消逝的黑洞。

這個黑洞無法藉著法案的推進撫平，因為它所牽涉到的，是心靈層次的問題，是我們與上帝之間的關係。

在跨性別的浪潮之中，我們將不意外，在將來會繼續看到更多相關的性別法案被推出、甚至通過。

作為一個以上帝的心意為中心、以聖經的教導為原則的基督徒，我們在這個世上的挑戰，乃是更深地回到上帝的面前，與祂建立親密的關係，在這個破碎而痛苦的世代之中，帶著與上帝和好的平安，因著上帝的恩典，活出被上帝修復的活潑生命、接納的愛。

文/王敏俐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言與思專欄2016.06.06

近日，《舉目》官網上的一篇文章，引起了我的關注。

作者提到德國牧師歐拉弗∙拉澤爾（Olaf Latzel）在證道中，因傳講“只有一位真神，就是聖父、聖子、聖靈三位一體的上帝” 而遭到媒體輿論的挑戰（參http://behold.oc.org/?p=30062）。

筆者過去曾在德國留學、居住、參與教會服事約8年之久，因此相當地好奇這整件事情的始末，究竟是如何？

是侮辱其它宗教？還是為真理受逼迫？

2015年1月16日，德國不來梅的福音派牧師歐拉弗•拉澤爾在講道中，針對各種不同的“信仰融合”（Religionsvermischung。編註）提出批判。他的講章令輿論嘩然，甚至引起德國幾個主要政黨（SPD、CDU/CSU、Grüne、Die Linke）與多數媒體一致的反對。

其實，真正惹動群怒的，不在於歐拉弗堅持聖經立場中的獨一真神，而是歐拉弗在講道中，對其它宗教所使用的侮辱性字眼：

他稱穆斯林的開齋節（穆斯林齋月結束的慶祝）為“愚昧的蠢事”（Blödsinn）；認為天主教教宗在復活節與聖誕節的全球性文告為“狗屎”（Mist）；佛陀則在他口中，成為“癡肥的老人”。

有趣的是，除了多數的反對者之外，歐拉弗也有不少支持者，如歐拉弗的臉書社群（Solidaritätmit Olaf Latzel）公共頁，在截稿時的點贊者，超過8,300人。

部分英文媒體以“歐拉弗為真理受逼迫”作為報導，提到德國信仰的衰敗，甚至傳道人因著傳講合乎聖經的真理受攻擊。

我心中有些迷惘，身為基督徒，我們到底該如何在眾說紛紜中，按著上帝的心持守信仰？我們又該如何按照真理分辨所聽見的道？

找到一個平衡

不可否認的是，基督徒在多元主義當道、同性戀浪潮高漲與異教徒文化充斥的21世紀中，越來越難在聖經真理與我們所身處的環境中，找到一個平衡。

筆者的經驗是，當我在臉書上開始分享一些關於同性婚姻的議題時，我的同性傾向的朋友們，一個個將我屏蔽，視我為拒絕往來戶——那些我們本該靠主去愛的朋友，反而站在了我們的對立面。

我不禁思考，持守真理，是否也能同時尊重多元文化？如果，我們的主尚且忍耐、等候被世俗文化所謬導的人們，我們是否仍應該自以為是站在道德的至高點，來審判他人呢？

神學家巴刻（J. I. Packer, 1926-）在他的著作《重尋聖潔》中，試圖找尋一種平衡：

“聖經和經驗都警告我們，我們要在兩個極端的禍患中間推進。一端是假冒為善、墨守成規的法利賽主義（表面上事奉上帝，骨子裡要謀私利），另一端是愚蠢至極的非律主義，喋喋不休講愛與自由，忘了上帝所賜的律法仍是榮耀上帝的標準……”

“基督徒的生命是兩種旅程，不是一種。”

“他們了解到，除了從搖籃到墳墓的外在旅程，即哲學家所稱的外在世界，還有一條認識上帝和認識基督的內在旅程。他們認定第二種旅程是愛和尊崇、服事和喜樂的永恒生命的第一階段。”

“他們也理解到，外在生活——愛鄰舍，與內在生活——愛上帝，是唇齒相依的，就是說，在一方面失敗，就無可避免削弱另一方面。”（見巴刻，《重尋聖潔》，第4章 全面看聖潔。編註）

不止於口舌之爭

攻擊性的語言必然導致語言暴力的惡性循環。歐拉弗在闡述了爭議性的論點之後，引發各界攻擊，在短時間內收到了超過4,000封郵件與教會內外的挑戰。

直到半年後，從風暴中沉澱下來的歐拉弗，才釐清自己的立場：

“我已經為我的用字遣詞致歉。我所陳述的真理內涵是對的，但我使用的語氣與態度是需要調整的。”

“我是百分之百站在聖經的立場上，我們所信仰的耶穌基督，並非與伊斯蘭的阿拉是同一位上帝，這是我必須清楚的告訴世人的。”

言語的爭端或許隨著時間會逐漸消移，但基督徒真實的戰場並非僅止於口舌之爭，乃是在多元文化與異教之風充斥的日常生活中，繼續靠主持守聖潔，帶著真理與恩典去愛我們的鄰舍。

編註：Religionsvermischung為德文。一般是指宗教融入原來沒有的，甚至是矛盾的元素，諸如在神學中參雜了神話、在信仰中混進政治目的……初期教會受諾斯底主義的影響就是一例。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言與思”專欄2016.02.01

文/王敏俐

2015年10月底，全亞洲最大、參與人數最多的同志大遊行在臺北落幕。除了台灣之外，亦有來自中國、新加坡、馬來西亞、港澳、泰國等亞洲國家的同志參與。主辦方表示，挑戰性別與年齡的藩籬，是今次的訴求。

身為基督徒，我並不贊同该運動的許多概念。不過很有意思的是，我發現許多參與遊行的人，其著眼點並非全是同志議題。

對“性”的解讀

點開遊行照片，各種性暗示的標語映入了眼簾。我並不想複述這些標語的內容，但這些標語的訴求之中，有幾個共同的價值觀，諸如：性不應該受年齡的限制，性不應該被限制在性別的框架中。

我心中不禁迷惘：當遊行者高舉性解放旗幟時，他們對“性”的定義是什麼？“性”指的是一時肉體的快感，還是人心深處對親密關係的渴望？

根據《巴恩哈特語源學辭典》(The Barnhart Dictionary of Etymology,1988)的解釋，“性(sex)”這個名詞，源自拉丁文sexus，是“分開”的意思，表明性別，即男人或是女人的性別狀態。

心理學家羅洛梅在他的著作《愛與意志》中進一步的闡釋，人受造而為雄性與雌性，有彼此渴慕的自然天性。男女二性渴求在結合中補全彼此的不足，進入豐富和圓滿。

在舊約聖經中，“認識” דָי（yada‛）與“同房”是同一個字，指的是親密的認識——指夫妻之間身體、心靈契合的親密認識。

渴於親密

對於愛與親密關係的渴望，本該帶給我們對幸福的追求。可是許多的時候，卻帶給我們無限的苦澀。

三藩市的卡斯特羅區，以同性戀聞名。天主教神父盧雲，曾在那裡服事愛滋病患，接觸到無數痛苦的心靈，渴望愛與接納。盧雲提到：

“那些被自己家庭驅逐的男孩被逼在街上混。”

“他們當中有數以百計的人，在浴室遇上（性）伴侶，從來不認識名字，卻從那些伴侶染上正在奪去他們生命的病毒。”

“那些年輕的男子正在死亡——名副其實地正在死亡——就因著他們對愛的饑渴。”

人對愛與接納的渴望該如何滿足？上帝按祂的形象與樣式造了人，又向人吹了一口氣，使人不僅僅是塵土，而是有靈的活人，使人不僅有肉身的需求，也渴望靈魂的飽滿。

儘管而今的人已經因為悖逆而離上帝很遠了，但那個受造時就有的原始渴求一直都存在著，催逼著人去尋找生命的滿足。

人想用身體的滿足來彌補心靈的空洞，然而身體的結合，與心靈上的親密關係並不能畫上等號。今日的流行文化中，高舉性享受，而非關係之間的親密與交流。

性享受可以讓人即刻享受肉體的歡愉，但是親密關係的建立與維持，則需要付出更多，包括，花時間去陪伴對方經歷生命的低谷；在對方最狼狽不堪的時候，選擇接納而非拒絕；當對方傷害你時，選擇寬恕；當你的慾望與對方的需要相衝突時，選擇放下自身的享受，成就對方……

請來愛我

看著遊行中的種種訴求，以及男男女女的呼喊，我心中更深領會到盧雲的話：

“有時我看人類就像一個苦海，他們渴望著關懷、柔和、關切、愛顧、接納、寬恕和溫順。似乎所有人都在喊：‘請來愛我。’”

我們渴望的愛與親密，無法藉著性的解放而滿足。

當我們用自己的偏好與方式，而不是按著上帝的心意去愛的時候，總是傷痕累累，充滿眼淚！那真正能帶給我們滿足，且不摻雜任何恐懼的愛，是來自上帝的愛。

我們不是因為聖潔才享受祂的愛，而是因為祂的愛，我們才有可能走向聖潔與真實的平安。

本文原刊於《舉目》65期

王敏俐

       每一個時代的年輕人，都有自己成長的記憶。藝人趙薇在執導的電影《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中，感嘆青春的美好與易逝。然而年輕的生命與耶穌基督相遇，青春便有了意義，不再只是一聲嘆息，而成為向標竿直跑的無悔青春。

窮人的孩子早當家

       筆者在歐洲留學時信主。歐洲許多查經班流傳著一句話：“窮人的孩子早當家。”原來，在歐洲，特別是德國與法國，許多城市雖然有華人留學生，卻沒有查經班。漸漸開始有查經班後，因歐洲的華人信仰資源不如北美豐富，許多初信者遂擔起聚會中的服事，甚至擔當起小牧人的角色。

       有一位牧者說，如果是在北美進行同工培訓，參與者大多是頭髮有點兒灰白的中年人，但是歐洲，都是70後、80後年輕學生，而且信主時間都不長！

       二、三十歲的年輕基督徒，生命還未定型，一切有待摸索，如：面對情感的糾結、找工作的壓力、世俗價值觀的拉扯等。筆者願藉幾位相熟的基督徒的故事，和大家共同思考年輕基督徒的生命成長。

William：執著與叛逆

       第一次見到William是在地鐵之中，看到這個年輕又有些桀驁不馴的亞洲面孔，印象很深刻。下車後，他問我：“我在找附近的一個華人學生團契，你知不知道在哪裡？”我笑著告訴他，我正要去，便把他帶到團契裡。

       William在中國出生，德國長大。有德國基督徒對他傳福音，他就帶著探究的心來到團契。他認真和我們查經一段時間之後，決志信主。

       他非常渴慕上帝的話語，每天用德、英、中3種不同語言的聖經，進行靈修與研究，以瞭解原文的意思。他還在網上自修希伯來文與希臘文。

       他對上帝話語的渴慕與追求，給周圍的人很大的激勵。他提出的各種聖經問題，也給我們帶來了很大的挑戰。

       也許是因為在德國長大的緣故，他對上帝話語的執著有著德國人的認真，絕不妥協。他參加受洗班時，就洗禮與得救的神學論題，和教會長執發生激烈爭論。最後，因為他不同意該教會的神學觀點——不受洗不能得救，離開了華人教會，去德語教會聚會。

      很多人對William失望、擔心。然而筆者知道，William離開這個教會之後，並沒有放棄對上帝的追求、對主話語的渴慕。他繼續讀上帝的話，參與德語團契、教會的生活。隨著信主時間增加，他執著依舊，卻變得越來越謙卑、溫和。因為他在德國長大，瞭解第二代青少年的需要，所以最後他選擇了華人青年主日學的事工，帶領年輕的一代認識主。

Emily：尋找自己

      Emily在歐洲留學時，因學業上的瓶頸，認識了主。她決志幾週後，就因為團契與查經班的需要，開始領詩、帶查經。受洗一、兩個月後，成為團契同工。信主4年之後，學習講道，開始在歐洲不同城市的華人教會與團契主日中講道。

       許多人不禁疑惑：一個初信的小姑娘，如何有如此成熟、穩健的生命呢？Emily如此坦承：“其實我初信的時候，敏感又好強，很在意他人的評價，甚至渴望用事奉的果效證明自己的能力。但是上帝藉著我在工作與婚姻中的難題破碎我，讓我看見自己的愛與能力是何等有限！”

      Emily的同工說：“我們從Emily身上看到，當她有願意服事上帝的心志，上帝就使用她，賜下各樣的挑戰來陶塑她，也賜給她夠用的恩典來服事。”

       若說Emily的生命是在服事中成長的，一點也不為過。有人問她：“如果覺得自己生命不夠好，可以事奉嗎？”Emily的回答令人印象深刻：“我們可以向上帝求，求祂賜給我們與所承擔的服事相稱的生命！”

Jennifer：有如天使

       80後的Jennifer信主之後，經歷了上帝對她的心靈醫治，生命徹底改變。

       她相當能幹。在德國艱苦的學習環境中，她以最好的成績從碩士畢業，進修博士。她為人低調、謙和，所以人際關係處理得很好。她在德國的幾個城市讀書、工作，每次都能很快建立起同工團隊，親密合作。

       很多弟兄姊妹喜歡和Jennifer同工。看到教會的需要與不足時，Jennifer總是默默補上，不讓其他同工尷尬。

        選擇服事方向時，Jennifer看到歐洲教會第二代的需要，單身未婚的她，投入了少兒主日學老師的培訓。

       有一個歐洲的福音機構，邀請Jennifer為董事。Jennifer極其謙卑，謝絕了董事的頭銜，願意在董事會中旁聽、學習。

      從做月餅、包子、壽司等各種美食，到按摩、拔罐、針灸，能幹的Jennifer總是在弟兄姊妹需要的時候，送上關懷與幫助。

      無論在哪裡，Jennifer都能自然而然地成為當地基督徒的領袖。甚至在整合不同福音機構的資源時，她都扮演了很好的調度、配搭的角色。

三種領袖的雛形

       從William、Emily和Jennifer，我們看到，三種不同形態的年輕基督徒，在主面前成長的過程。

       William也許不是一個好相處的同工，但是他極其渴慕上帝的話語。在他追求真理的過程中，上帝一點一點改變他。他從來不為服事而服事，然而一旦投入一個事工之中，他的委身程度比任何人都徹底。

       他對真理的不妥協與執著，促使他在神學上更深地學習與研究。我們看到，因熱愛上帝話語，即便他的生命有許多待修剪的地方，William仍一步一步地成長。

       Emily的特質是，有一顆願意服事上帝的心。只要看到教會的需要，就願意付出。但是正如她自己所說，有的時候她會不自覺地藉服事證明自己，看重別人的評價，希望在教會中得到他人的尊重。然而，因願意被上帝更多使用，她一步步放下了自己。上帝也賜給她教導的恩賜，成全她服事的心。

       Jennifer雖然行事低調，但卻同樣為主看重。事實上，Jennifer身上的謙和以及高度與人配合的意願，使她成為華人事工中，迫切需要的治理型領袖。

       William、Emily和Jennifer，這三個人有各自的軟弱，在跟隨主的路上，也有過低谷、試煉與起伏。然而，他們在生命的軟弱之中，依然轉向上帝。他們各自有著神學、教導與治理的恩賜。在他們身上，可以看見未來教會領袖的雛形。

妥協 vs.渴望成為權威

       華人年輕基督徒面對教會權威，容易有兩種反應。有人選擇了退縮，有人卻產生了強烈的領袖欲與掌控欲。

       例如，70後的John，是當地第一個華人基督徒。他有火熱的心，努力傳福音，建立了查經班。然而，當團契中其他信主的弟兄姊妹成長起來的時候，John雖然開心，但也感到自己的領袖地位受到威脅，因而變得敏感。他開始抱怨，說自己在團契中不被尊重。他甚至在同工會中刻意持反對意見，只是為了證明自己的影響力。

       與此相反的，是有一些初信基督徒，在同工會中，為了不與長執同工起衝突，選擇了妥協或退縮。

       年輕同工以什麼樣的態度面對權威，關係著其屬靈生命的成長。在歐美的文化中，表達和領袖不同的意見，是極其自然的。然而中國文化卻使人對權威有自然的崇拜與妥協，進而渴望自己也成為大家所看重的領袖。若是一個年輕基督徒，內心不夠尊主為大，很容易在真理上成為妥協者，或是渴望被尊崇、敬重。生命一旦失去焦點，有何成長可言？

結語：關鍵何在？

       在歐洲，年輕的學子在初信之時，就有許多服事的機會。人的軟弱會就此暴露出來，但是生命也可以因此調整和改變。

       熱愛上帝的話，願意服事，謙和、願意與人合作，都是屬靈生命成長的重要元素。最重要的是，有一顆對準基督的心，在生命成長過程中，面對衝突，以及成為領袖時，方能夠不卑不亢，直奔標竿。

本文原刊于《举目》62期

王敏俐

       一個90後在網上長嘆：過去談感情，要先問對方是否已經有了男女朋友；現在談感情，先要弄清楚對方的性取向！

        在台灣，多元性教育進駐校園。小學生拿著性解放與同性戀的問卷（家庭作業），挑戰大人的性認知尺度；在歐洲阿姆斯特丹，市中心交通癱瘓，因為同性戀遊行成為全民性別反串嘉年華；在美國，歐巴馬2013年的就職演說提醒我們，同性戀運動不再是社會邊緣的無病呻吟，而是多元文化下的思潮大軍，是一個朝主流邁進的文化符號。

        不可否認，同性戀已成為一種文化標誌，而不只是一個社會現象。過去我們可以忽略，可以漠視，可以模糊表態，但今日，我們已無法逃避，我們必須選定立場。這個立場，或者是文化的、倫理的、哲學的，也或者如歐巴馬，是政治的。基督徒該如何站在一個最合適、最溫柔，且帶著愛與真理的立場，面對這個議題？

解構主義與同性戀運動的崛起

        人類社會的每一個驚人變革、每一個震撼人心現象的產生，背後都有許多因素。若要追溯同性戀與性解放運動的歷史，我們要回到1960年代、在巴黎哲學界與政治界爆發的思潮運動：解構主義。

        解構主義，顧名思義，其訴求在於：挑戰既定結構的正統性，將結構層層剝開，脫離各種偏見，解除各種束縛，還原事實的真貌。解構主義領袖德里達認為，社會現象中，並不存在固定的、單一的意義，所以任何“結構”的“穩定性”，是不可能存在的。解構主義假定：若既定、不可動搖、超然的絕對法則並不存在，那麼規則必然是權力鬥爭之下，既得利益者形塑的產物。

        一開始，解構主義只是解讀西方哲學的一種思維方法。漸漸地，其影響蔓延至社會運動、權力機制改革等。解構主義衝破傳統思辨的藩籬，成為女權運動、同性戀抗爭、黑人運動等的立論武器。

        另一解構主義的代表人物，1984年死於愛滋病的哲學家傅柯，他是同性戀者，也自稱為戀童癖者，認為 “法則本身是空洞的，既兇暴又未竟全功；它們是非人性的，可以因著各種目的而扭曲。歷史裡的成功者，都是那些有能力抓住法則的人……然後用他們自己的法則來推翻之前的統治者。”

        整個解構主義企圖顛覆傳統、抗拒法則的存在，有道理，也有缺陷。解構主義的終極目的，是探索重重偽裝、人為組織與謊言背後的真理。人，作為局限在特定時空中，且傾向於以自我為中心的思維個體，所建立的法則必然殘缺、不完整。更關鍵的是，人受限於墮落之後的罪性。所以確如傅柯所言，人所界定的法則，皆因各種目的而扭曲。但我們若跳開人所架構的法則，去看更廣闊的範圍——自然法則與道德律，我們會發現，這是超越人類智慧、超越人的統治範圍、支撐整個世界運轉的規律。真理與道德，有一個超然的源頭。

         筆者曾向歐洲的一位朋友Kenny傳福音。他在耶穌的身上，看見了他尋找已久的接納與愛，於是決志。他熱衷查經、詩歌、分享，也向身旁的人傳福音。但是在受洗前幾週，Kenny告訴牧師，自己是同性戀，正在籌備和男友的婚禮。

        教會長執和Kenny講聖經對於同性戀的立場，Kenny也根據同性戀神學的論述反駁。至終，Kenny沒有接受洗禮。

        教會對同性戀者，常出現極端的反應：或者如律法主義者一般，將同性戀者視為罪大惡極；或者以時代論妥協，認為聖經中準則早已不合時宜。

教會的努力：如何得著同性戀者？

        2013年1月13日，法國巴黎艾菲爾鐵塔下，數十萬法國民眾，舉著象徵一夫一妻、兩個孩子的家庭旗幟，為下一世代的兒童能有健全的家庭，反對同性戀婚姻與收養子女，舉行了反同性戀遊行。遊行者包括了伊斯蘭教徒、天主教徒、基督教徒、兒童權力團體，甚至包括同性戀者。

        性解放理論啟蒙的巴黎街頭，竟出現了“反同”遊行，是值得思考的現象。然而，我們更需要思考，教會反同性戀的目的是什麼？怎樣才能為主贏得這個世代？

        面對同性戀者，我們是否也帶著聖經以外的價值標準來論斷？聖經裡，耶穌從沒有要門徒與罪惡妥協，但是，他要我們在除掉別人眼中的刺之前，先除掉自己眼中的梁木——包括我們的背景、文化帶來的標準。許多基督徒在定罪同性戀時，忽略了自己不過是蒙恩得救的罪人。

        對於婚姻，耶穌直指上帝最初創造人的心意：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並且說，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體。這表示，我們身體所顯示的差異，是我們本質的一部分，包含著上帝的主權與祝福。同性戀違反了上帝在起初創造時，所定一男一女在婚姻裡連合的計劃，因此不合乎上帝的心意。

        然而基督徒反對的，不應該只是同性戀，而是所有破壞上帝設立的婚姻的罪行，包括婚姻以外的性行為、亂倫、同居、感情出軌。

        包括筆者自己，在面對同性戀時，常常錯置目標，一味向同性戀者強調，必須“強制自己”、調整過來，卻忘記耶穌基督痛斥只追求表面的法利賽人。耶穌指出了撒瑪利亞婦人在性生活上的罪，繼而指出婦人最當做的事：“婦人，你當信我……真正拜父的，要用心靈和誠實拜祂……”（參《約》4：21-26）

        基督徒有一個誤區：和同性戀相對的是異性戀，和淫亂相對的是不淫亂，和犯罪相對的是不犯罪。但是，耶穌給撒瑪利亞婦人指出的解決之道是：建立與上帝的關係、認識主、與主相交，進而更愛主。

         根據同性戀者的自白，有一部分同性戀者有很深的性耽溺。性是愛的一種表現與需求，但性並不全然代表愛。我們知道，親密關係不一定涉及性，更不需要和同性發生關係。但是，誰能幫助同性戀者與身邊的朋友建立正常的友誼呢？“走出埃及基金會”的創辦人Frank Worthen，提供了很具體的建議：

        教會應知道，許多同性戀者缺乏社交技巧，也比較退縮及膽怯，所以，他們需要別人更主動的關懷。另外，同性戀者需要溫暖的感覺，弟兄姊妹卻懼怕觸摸他們。其實適當的觸摸，是有效用的，會帶來安慰和醫治。更進一步，求主給我們愛心，依從聖經的款待原則，邀請同性戀者到家中或外出吃飯。若有夫婦同心幫助他們，更可重建他們對異性婚姻的信心。

        當我們談到同性戀，我們腦中所思所想的是什麼？政治人物認為，那代表選票；哲學家與心理學家認為，那代表研究課題；商人認為，那代表某一類偏好的消費群體；記者認為，那代表值得炒作的議題……

         基督徒，應該怎麼面對同性戀？教會需要從兩個不同的方向，去面對這個議題：一是文化論述，一是同性戀關懷。面對後現代解構主義，以及自由主義下的普羅大眾，堅持真理的絕對性殊為不易。因此，需要有一群擅於文化論戰的基督徒，從人權、兒童權、醫學、倫理學等等不同的角度，在文化與媒體的領域，提醒民眾思考同性戀運動背後的動機，與社會必須付出的代價。

        另一方面，教會需要尋求從上帝而來的更大的愛與恩典，檢視自己非關真理的錯誤良知，以基督的心為心，陪伴關懷同性戀者，一同經歷上帝的愛。

參考資料：

1．施密德《當代基督徒與同性戀議題》。鄧嘉宛譯(台北:校園，2001)。

2. 柯志明《愛之義：婚姻與性愛倫理神學文集》(台北:台灣基督徒學會，2008)。

3. 關啟文《是非、曲直——對人權、同性戀的倫理反思》。(香港:宣道，2000)。

4. Culler, Jonathan, On Deconstruction: Theory and Criticism after Structuralism, (Connell University, 1982).

5. Foucaul, M., Language, counter-memory, practice ,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7).

6. http：//www.guardian.co.uk/world/2013/jan/13/anti-gay-marriage-protesters-paris.

7. httpㄥ：//www.krt.com.hk/modules/news2/print.php？storyid=67(2013.02.09).

本文原刊于《举目》61期

王敏俐

       我讀研的時候，在德國國會裡實習，分別在德國兩大政黨SPD與CDU的國會議員手下工作過，故而得以比較兩個政黨的執政風格與政治文化。還記得，一位左傾社會民主黨議員，不喜歡大家以下屬的身分與他相處。與他說話的時候，不必用尊稱（德文的Sie），只需使用同輩用語（du)。這位平易近人的議員，不因為實習生只是學生，就不當一回事。他慎重其事地把我們的手機號碼記在他的手機裡，也告訴我們他的號碼，是一個從小處實踐信念的政治人物。

為政治，還是靠政治而活？

            社會學家韋伯，在其著述《政治作為一種職業》中，提到兩種政治人，一種是為政治而活，一種是靠政治而活。為政治而活，是將整個生命奉獻給政治；靠政治而活，則不過是以政治維生。韋氏提出這樣一個理論：唯有為政治而活的政治人，才能靠政治而活。

            筆者與國會中的一些政治人物，討論過這個問題：作為政治人物，究竟是為政治而活，還是靠政治而活？有的政治人物想都沒想過這個問題，也有人答得熱血沸騰。

            其實，靠政治而活，或者是為政治而活，都很危險。在韋式框架中，理想的政治人必須具備3種品格：切實的熱忱，責任感，與一定的遠見。一個靠政治而活的人，沒有遠見與辨識力；一個為政治而活的人，容易批評，不懂建樹。從政者必須在兩極的光譜之中，尋找一個平衡點。

            政治，到底是什麼？我們的著眼點，該落在政治的理念、政體的實踐，還是政治人物的表現？若我們撥開層層媒體與謊言的包裝，政治，還剩下什麼？身為基督徒的我們，該如何在重重政治險礁之中，找到一個合適的定位，榮耀主名？

 反映出一個民族的價值觀

           已故捷克總統哈維爾，笑看媒體為他塑造出走調的神鬼傳奇：“我總震驚於電視導演和編輯怎麼擺佈我；震驚於我的公眾形象竟更需要仰賴他們，而不是我自己；震驚於電視上一個得體的微笑，或一條合適的領帶是多麼重要；震驚於電視怎樣強迫我，儘量簡單地以調侃、口號或恰到好處的尖刻，來表達我的思想；震驚於我的電視形象多麼輕易地與我本人風馬牛不相及。”（註1）

           身為政治人，為著生存，作秀或許是必要的。然而明眼人都知道，真正的戰場不在舞台上，不在麥克風前，也不在攝像機的方格裡。包括美國總統歐巴馬在內，沒有一個政治人物的權柄，大到足以扭轉這個世代。政治，是對於公義與真理的追尋；是在不同利益與訴求的角力之中，重組資源分配。

           一個國家的政治格局，赤裸裸地反映出，一個民族靈性生活與價值判準的原始相貌。

            以德國為例。德國國會屬內閣制，依據德國憲法，國會議員有權利與義務，代表他的選區與政黨的利益：在總理、總統以及聯邦憲法法官選舉時，參與表決；在總理失職時，投不信任票；在委員會裡提出草案；參與立法的表決……

           值得注意的是，德國的議員從來不單槍匹馬，在媒體前面搶鋒頭。在多數議員背後，有強而有力、資源豐富的黨團會議，維護著整個政黨步調與政策的一致性，分配每一個議員在國會中的定位與領域，整合全黨做出一致的決策。筆者因而見識到了一個成熟民主國家議員的大器與格調──清楚知道自己定位，不喧鬧逾矩、不搶媒體鏡頭……

           不過，再縝密的制度，再良善的傳統，政治人物也是人，有血有肉、有悲有喜、有罪有限。權力遊戲的鬥獸場上，人若不能戰勝慾望，擔起時代的使命，便會在其掠奪下，死無葬身之地。所以，基督徒必須謹慎。

基督徒的赤腳政治學

            筆者認識了一位可愛的議員──回到辦公室，他第一件事是脫掉鞋子，赤腳敞遊。於是辦公室的其他成員，也赤腳辦公。

            聖經中，有兩位出名的赤腳人物。不過，他們打赤腳，不是為了放鬆，而是上帝的命令。第一位是帶領以色列人與埃及法老對抗的摩西。他在荒野牧羊多年後，上帝向他顯現，對他說，把你腳上的鞋脫下，因為你腳所踏之地，是聖地。

           第二位是帶領以色列人出曠野、進入應許之地的約書亞。他繼摩西之後，領受使命。聖經中多次提到，上帝對約書亞說：你不要懼怕，也不要驚惶。可見，獨挑大樑的約書亞，心中何等戰兢、恐懼。在靠近耶利哥城的時候，耶和華軍隊的元帥對約書亞說：把你腳上的鞋脫下，因為你所站的地方是聖的。

            寇爾森在《世界觀的故事》中提到：“我們對這世界的看法可以轉變世界。我們所採取的每樣行動，不是製造人間地獄，就是幫助人預嚐天堂滋味；不是助長世界更破碎，就是與上帝同工，轉化世界，以表明祂的公義；不是促進撒但的統治，就是奠定上帝的王權。我們對真、善、美、錯的信念，形成我們的抉擇，我們的抉擇體現我們的世界觀。”（註2）是的，我們每個人、每個基督徒，都在自覺或不自覺地影響這個時代，影響國家政治。

             因上帝的呼召，摩西將上帝的子民“帶出”世界；約書亞則是將他們“帶入”上帝所應許的國度。今日，改變這個世界的價值觀、風氣，也是上帝給我們的呼召。關鍵是，我們是否意識到上帝的心意：把你腳上的鞋脫下，因為你所站的地方是聖的？

            在聖經中，凡奴隸都是不穿鞋的。唯有降服在上帝面前，願意放棄自己的主權，讓上帝改變、破碎自己，才能為主做工。一個基督徒，可以表達政治立場，可以從政，但是我們面對政治的態度，卻要超越韋伯所提的框架──基督徒既不應該靠政治而活，也不應該為政治而活。

            若是我們單以政治理想為異象，以推動法案、挑戰當局為目標，以意識型態決定是否認同，必然要捲入政治與媒體謊言的惡性循環裡。且在審判台前，顯露我們的自欺欺人和不光彩的動機。

            一位傳道人說，基督徒是世上的鹽，不是躲在鹽罐裡的鹽。基督徒，當然可以，也應該在道德失格的今日，表達聖經立場，參與政治事務，按著上帝的呼召與託付，將這個世代“帶出”與世界相合的世界觀，“帶入”上帝所喜悅的世界觀裡。

            有些人像摩西，迫不及待地想要為主發聲；有些人像約書亞，不想面對衝突，卻被推到麥克風前強迫表態。不管哪一種，我們持守的，都不是今世之子的政客伎倆，乃是“基督徒的赤腳政治學”──降服在上帝面前，不靠政治而活，也不為政治而活，而是脫下意識型態，查驗內在的動機，拿起時代的麥克風，為主發聲。

註：

1.瓦茨拉夫•哈維爾，《政治，再見》，林宗憲等譯（台北：左岸文化，2003），p. 117-118。

2. 寇爾森/皮爾絲，《世界觀的故事》，林秋如、林秀娟譯（台北：校園，2006），p. 28。

採訪 王敏俐

      2012年9月的一個早晨，在瑞士首都伯爾尼火車站，車站擁擠的人潮中，鄭惟悌博士與他的妻子鐘婉紅女士向我們走來，他們的態度謙和友善，一點沒有大人物的架子。那個周末，鄭博士以他豐富的職場經歷與信仰，與在瑞士的中國留學生談如何在職場中有好的工作效率與溝通藝術，鐘女士則與我們分享如何經營一個豐盛的婚姻生活。這是本刊記者與他們的第一次接觸。

     活躍於美國精英界的鄭博士出生於重慶，成長於台灣，留學美國獲得電機電腦工程博士。他曾任紐約市的斯隆凱特林腫瘤中心（Memorial Sloan-Kettering Cancer Center）信息系統副總裁。任職十五年間，大幅度提升該中心信息化的質量，使之成為美國醫療界之先驅。1996年被同業推選為當年最佳信息主管,也曾被一位總裁稱為“對企業最為友善的信息主管”。

     2001年，鄭博士受邀加盟美國安泰保險公司，擔任資深副總裁及主席信息官，為公司轉虧為盈的主力團隊的重要一員。不到兩年，公司業務就開始節節上升，四年間股票價格增值。一度達到2001初的十倍。2005年六月他從安泰退休，並於當年十月被邀請擔任美國紅十字會總會董事。

     今日，《境界》專訪鄭博士，邀請他從專業的角度與我們分享美國紅十字會的運作、醫療信息化對病人的意義，以及他過去多年來風雲職場的寶貴經驗和人生歷程。

 美國紅十字會：由下往上建立公信力

敏俐：您是如何加入美國紅十字會的？

 鄭惟悌博士：2005年初，我到我老板的辦公室向他請辭。那個時候，我的老板問我，‘你還那麽年輕，為什麽要退休？’這幾十年工作下來，我實在感覺到，時間過的太快了，我對他說，“我希望能提早退休，贖回光陰，花更多的時間來服事上帝。”因為在公司的職位較高，所以在離職之前，公司要發一個退休聲明，那時我腦中有一個一閃而過的意念，或許退休後，我可以多花一點時間來參與公益，但那只是個一閃而過的念頭，後來也就沒有多想了。

      決定退休到正式退休之間還有一段時間，那個時候，有一次我在一個非正式的場合里，遇到美國紅十字總會的CEO，因為他們的員工也是投保我們公司的保險，所以我們就約略寒暄了幾分鐘。不久之後，我就收到了美國紅十字總會CEO辦公室的電話，她希望能和我見一面。實在沒想到，我們一見面，她就邀我加入紅十字會的董事會。

      六十歲生日前夕，我從職場上退下來，同年十月，就進入了紅十字會。我有機會可以在紅十字董事會里服務，相信是因著上帝奇妙的帶領。

敏俐：紅十字會董事們都在做什麽？

 鄭惟悌博士：董事會並不是實際參與紅十字會每日的細節運作，我們是作為一個監督者的角色，協助紅十字會確立大方向。當然，在我們當中有也不同的委員會，對不同的運營領域進行監督。在我的任期內，我一方面參了財務監督的委員會，另一方面，因為過去專業背景的關系，我也參與了IT管理的監督。

敏俐：財務運作的透明，在中國是一個相當敏感的議題。自2011年六月郭美美事件之後，中國紅十字會產生嚴重公信力危機，該會中國總部的危機處理也發人省思。其實，中國並不是第一個發生公信力醜聞的國家，若觀察紅十字會歷史，便會發現，德、俄、美、日紅十字會皆有過醜聞與危機，當危機發生時，當局與負責人應如何面對與處理？

鄭惟悌博士：談到公信力，美國紅十字會非常強調志願者的服務精神。美國民眾在社會上的普遍參與，使美國紅十字會的公信力並不是由上往下，而是一個由下往上的建立過程。如果我們從美國紅十字會的歷史和組織運作架構來看，美國紅十字會是一個半官方組織，由陸軍部管理，因為它是從傷兵募集的救援活動開始。雖然有一部分經費是由國家撥出，但主要款項還是靠民眾捐款與志願者義務的付出，其中一大部分的財務是血庫的營運。有幾次讓我印象很深刻，災難發生時，有些董事們，在社會上都是有頭有臉的人，他們也參與在志願者的救災當中，卷起袖子，不顧自己的安危，在第一時間到災區去，在那里倒湯、發食物。這種志願者的服務精神很令我敬佩。美國紅會有超過50萬名志願者。我們是草根性很強的團體，我們的公信力，有很重要一部分是建立在志願者的投入，他們由下往上參與的草根性！

（敏俐手記：的確，鄭博士提到美國紅會的草根性，我們看到紅十字會在一個民主社會中，所帶出的影響力與職能。若我們反思，中國紅十字會所面臨的公信力危機，或許有一部分也與特殊國情有關。在中國，紅十字會附屬於衛生部 ，從體制來看，也和國家體制一樣完全實行科層制。由上往下的官僚運作，容易使縣級紅十字會，僅成為公章意義上的存在。這樣的管理模式，確實給了官商勾結鉆漏洞的機會，衍生出類似郭美美事件。由上往下的公信力基礎薄弱，也造成當前中國紅十字會在中國醫療與弱勢關懷等該有的職能產生的困難。）

第一時間承認錯誤，公信力不損反增

鄭惟悌博士：另外，在美國，我想危機發生時，如果一個機構能很快地承認錯誤，然後用實際行動即來積極改正，危機也可以是轉機。我們可以從1982年發生在美國的泰諾止痛藥中毒事件來看。二十年前有病患服用了添加毒物的止痛藥導致死亡，這件事在一開始引起全美的恐慌。當時，出產這個止痛藥的強生（Johnson & Johnson）面臨很大的公信力危機，但是他們的危機處理很成功，使整個公司的信譽在事件發生之後，反而得到民眾與業界更高的肯定。

    當時，在中毒事件發生後六個小時，強生立刻組成危機因應小組，首先在第一時間承認錯誤，短短幾天內回收幾乎所有泰諾膠囊，並向醫生、醫院及經銷商發出警告，將中毒事件全面開放內部處理狀況給新聞界，公關副總裁並在所有新聞性訪談節目中，呼籲所有民眾停止使用及購買藥物。

    後來，查出原因，是有人利用藥物的包裝漏洞在膠囊中加入了氰化物。強生立刻停業整頓。在推動國家法案上，強生高層主管數度拜訪政府官員，遊說類似改裝藥物事件為嚴重犯法之行為，並立法防止藥物改裝。另外，在藥物包裝上，強生公司投入一億美元成本，立即制作含有防止藥物改裝的新藥物，將膠囊改為藥片包裝，並在1983年正式上市。

     強生藥物中毒事件，受到市場恐慌的影響，強生的股價及產品占有率由原本35%，暴跌到6.5%，但因為該公司勇於面對錯誤、承擔責任、積極改善問題的危機處理，中毒事件六個月之後，該藥品的市場占有率，竟又回到了原本的32%。當強生針對藥品的包裝進行革新，事發一年之後，市場占有率甚至大幅提升至80%。危機處理，面對的方式與態度是關鍵，好的危機處理，使危機成為轉機。

敏俐：對中國的機構和公司來說，認錯非常困難，而美國似乎不難，為什麽中美認錯難易程度如此不同？從您個人信仰角度出發，信仰是否幫助你個人面對認錯的問題，更容易反省自己的問題，真實面對自己？

鄭惟悌博士：沒有一個人是完人。只要是人，就不免會犯錯。若是因為能力的有限，而做出了一些不是最妥善的決定，影響到公司的營運，那時必須承認錯誤，並且負責糾正並且避免再犯同一個錯誤。我給自己的勉勵是，我能夠接受因能力有限的短處及弱勢犯錯，但千萬不要作出道德行為上的錯誤。那樣，我就很難原諒自己了。

    對有基督信仰的我來說，我已經在上帝面前承認過我的虧欠，也相信他願意並且已經赦免了我的過犯。在基督里新翻轉的生命，幫助我不再喜歡做不該做的事情，也有能力不去做。很多時候犯錯是出於不良的動機，比如貪心、奪權、愛面子等等。若是我們願意順服在上帝的聖潔、公義的主權及愛護底下，這些就可以不再成為我們追求、愛慕的對象、甚至束縛了。

醫療數據信息化：為了關懷弱勢

敏俐：提到醫療與弱勢關懷，您除了參與美國紅十字會董事會，亦曾經擔任美國醫療信息主管協會主席，並在著名的腫瘤中心擔任信息系統副總裁及保險公司擔任資深副總裁。對於病人與大眾來說，到底醫療機構信息化的意義是什麽？

鄭惟悌博士：在各種企業中，其實數據最覆雜的就是醫療產業。因為這不像其他的產品或者服務（如汽車、日用品等），當我們談到醫療產業時，我們所面對的對象是人。

每一個個人在健康時與疾病發生時，所必須使用的是不同的信息數據，它的數據量很大，而且因為身體因素的改變，所產生的數據也就特別多。

另外，診斷和醫治並不是所有醫生能拿捏很準的東西，除了憑經驗之外，越多的醫療數據與病人信息，越會增加疾病診斷的準確。

敏俐：中國近幾年常見的醫療糾紛，如用藥不當、錯誤診斷所引發的悲劇與後遺癥，以及醫療人員濫用保險資源、高擡藥價對病人與保險體系所造成的損失與資源浪費，其實都與醫療體系以及保險業者缺乏有效率且透明化的信息管理有很大關系，我們是否能從美國醫療產業信息化的經驗來學習與思考？

鄭惟悌博士：在醫療產業中，很多程序是通過手工作業無法或是很難做到的，但我們可以通過信息化來克服。比如，病患同時服用不同的藥，藥與藥間的沖突，往往不容易查得出來；但是通過數據化，可以幫助醫療人員在第一時間了解病人其他的用藥。過去在安泰服務時，公司設立了一個相當大的團隊，專門來分析各種病患醫療數據，例如病患用藥與檢查身體的數據，若醫生提供的藥物，會對病患的身體機能（如腎臟）產生極大的殺傷力時，便可即時藉著數據庫發出警告，停止用藥。

敏俐：信息化管理的目的是什麽？

鄭惟悌博士：其實，從本質上來說，信息化管理不過是一個服務和支援的單位，更重要的是公司是否能夠藉著信息化這個工具幫助達成願景（vision）。在醫療界服務，雖然我所做的是信息化的管理，但是在工作的時候，我認為最關鍵的、也是感觸最深的，是在與人的互動上。過去在腫瘤中心服務期間，特別有機會直接接觸許多重病患者，面對生命瞬息即逝，讓我更感受生命寶貴，每天來到上帝面前，都為著健康與能夠自由行動而感恩。

敏俐：信仰如何具體的幫助您與重病患者互動？能否與我們分享其中難忘的故事？

鄭惟悌博士：我在斯隆凱特林腫瘤中心工作的期間，常常喜歡抽空去探望我認識的或是介紹進來的住院病人。在他們與癌癥病魔奮鬥的時候，為他們禱告、祈求上帝給他們力量忍受疾病的煎熬，以及心理上的壓力。為他們讀一些聖經上安慰的話語。我還記得有一位美國牧師，是位退休了的校長。他不幸得了絕癥，在我們的醫院里接受治療。我時常收聽他的講道廣播，也參加過他主持的聚會。我就主動的去病房探望他。由於他沒有什麽飲食上的限制，有好幾次，在午餐時間我到醫院對面的快餐店，替他買碗他極愛吃的酸辣湯，幫助他解解饞！

由於醫院本身就有血庫，我也有機會幾次捐血，希望能夠幫助有需要輸血的病人。我常常為有機會在這樣的環境中工作而感恩。

 “越幫助你的下屬成功，越棒的人就越願意幫你做”

敏俐：自2001年起，您受邀加盟美國安泰保險公司，擔任資深副總裁及主席信息官，作為一個企業的高階主管，該如何帶領團隊，使企業運作達到最好績效？

鄭惟悌博士：當時，一進入安泰，馬上面臨管理3600名員工的挑戰，至於是否真能幫助一個企業轉虧為盈，也不是我所可以掌控的。但是我知道，上帝把我帶到這個職位上，必有他的美意。所以剛到安泰時，我便告訴自己，在這個職位（資深副總裁）上，我所要做的，不是向眾人證明自己的能力，而是為下屬提供更好的工作環境，一同面對公司當時的危機。

當時，我請人力資源部對IT員工的工資進行調查，發現薪資跟不上市場的價碼，差距頗大。所以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全面的工資調整。這樣的措施大大地減低了過去非常嚴重的員工流失率。當然，如此的工資調整是需要相當的經費的。我不但不需要跟公司要錢來執行這件事，反而因為員工生產力的提升，讓我們的IT部門營運更上層樓。

     我還記得上任之前，安泰的人力資源部的專員，就讓我過目她已經為我到任後的時間表。一看之下，乖乖！前兩個月的時間都排滿了！我仔細的看完了後，我問她“你預備我什麽時間跟我部門的同事們見面呢？”她的回答讓我跌破眼鏡，“那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先跟公司內部的，您的IT服務的顧客單位的高管們見面。”

     這個看法和做法實在是我無法接受的。我跟她說，我知道絕對不是我一個人能夠把這份工作做好，肯定是要靠我屬下的幾千名員工的努力才能夠幫助公司扭虧為盈的！請你將第一周的時間空出來，我要跟我屬下的所有員工們見面。

     我上任的第一個禮拜，乘著公司的直升機，跑了幾個城市，開了十個員工大會。我跟他們分享我的IT觀點、我的管理理念、還有我的價值觀。在某地開完了會之後，有位員工上來跟我說，老總，我在這里幹了好多年了，從來沒見過您的前任！我想，類似這樣的作法是否多多少少造成了員工的向心力？

敏俐：那您具體如何和你的下屬建立良性的互動關系？

鄭惟悌博士：很多的上司主管面對手下的人想離開跳槽時，不願意放人，因為一個好的助手離開，可能會對工作業務產生很大的損失。當我有了信仰，價值觀改變之後，非常不同意這樣的作法。在我的工作經驗中，有一次，一個下屬扭扭捏捏的走進我的辦公室，要和我談，一個大男人吞吞吐吐的，原來是要告訴我，有另一個工作機會，想換過去。我問了問那個職位的狀況，是一個很不錯的職位，就對他說，“你當然可以去接受這個工作，你有我的祝福！”。他聽了我的話之後，整個人才放松下來。帶著我的祝福進入新的工作。

    可能有人會覺得我這樣做傻，但是我知道，我越幫助我的下屬成功，越棒的人就越願意幫我做！聖經中，耶穌曾教導他的門徒如何做領袖：“你們知道，外邦人有尊為君王的，治理他們，有大臣操權管束他們；只是在你們中間，不是這樣，你們中間誰願為大，就必作你們的用人，誰願為首、就必作眾人的仆人。”

    前面的故事還有下文：後來，我到了其他機構服務，聽說他的工作不太順利，又把他請回來，他也很願意回來再和我一起做。

生命的翻轉，最大的滿足

敏俐：從您的簡歷看來，一路的工作與升遷看似相當順利，一路走來，您是如何面對種種不同的挑戰？面對人際關系、職場升遷、家庭與親子等難題面臨抉擇時，你是如何做決定的？

鄭惟悌博士：回想四十多年前初來美國之時，那時候的自己，不過是個一心想掙錢、想在社會上達到成功的窮小子。但是我在大學校園里，認識了耶穌，不只改變了對錢的看法，也扭轉了我在人際關系與家庭生活中的價值觀。

    我在剛開始工作時，曾經有一個升遷的機會，我和另一個同事一起競爭那個職位。最後，我的同事得到了升遷的機會，成為了我的主管。在這種情況下，可能常人的反應或者是憤怒不平，或者故意刁難，但是當時的我已經認識神，我決定用不同的態度來面對這個挫折。當時的我走到這位新老板的辦公室，親自恭喜他，誠心的對他說，“如果我是老板，我也會選擇你來擔任這個職位，你的確更為適合。”在他底下做了不到一年，我自己也升成了經理。

    因著信仰，我非常注重工作、家庭和信仰的平衡。我的一個重要原則是盡量不加班，不讓工作影響到家庭生活與在教會里的服事。

敏俐：您有沒有工作與家庭生活產生沖突的時候？

鄭惟悌博士：我記得在1985年時，我有機會到紐約市的斯隆凱特林腫瘤中心任職。這個腫瘤中心是個世界級的機構，又是一個我夢寐以求的IT主管的位置，若是換了別人，會來不及快快接受。作為一個基督徒的丈夫，我深信工作的決定是屬於夫妻兩個人的，這是聖經在給婚姻定義時的教導和教訓。當時，面對如此難得的機會，又是我最喜歡的領域，我積極考慮接受這個約聘。可是，我的妻子雖然認為這是個不錯的機會，但是她也有某些方面的顧慮。為此，我們交流沒有那麽通暢。這樣的情形過了一周，我看是無法達成協議的，基於夫妻成為一體的原則，我寧可不接受這份我想要的工作。可是，當我如此表態的時候，婉紅感到非常的震驚。她說：“你居然能夠為了我的感受而放棄這麽好的工作機會，我不敢不同意你去。你盡管去，無論將來成功或失敗，我都會百分之百地支持你！”

     再一次，我們看到上帝話語的信實、有力！只要我們願意執著那應該執著的，結果就是好的！

敏俐：您現在退而不休，從醫療關懷進入了心靈關懷？

（敏俐手記：2005年，鄭博士從安泰保險公司退休。退休之後，年近七旬的鄭博士除了在紅十字會任董事之外，他與他的夫人鐘婉紅女士更多的投身於公益，他們在台灣母校設立獎助學金、關懷在歐洲的中國留學生。）

鄭惟悌博士：從2010年初開始，我們每年都會花上一至兩個月的時間，在德國的東部（過去的東德）的數個校園里，跟同學們話家常，談信仰，也舉行生活座談，跟他們分享如何把書讀好、把工作做好，如何跟別人相處，認識豐盛婚姻的秘訣等等。這些實際生活中的話題往往會把交流帶向信仰的道路上。不少次，我們看到同學們接受耶穌的救恩後的喜悅，以及生命大大的翻轉，這是我們最大的滿足。

原文首發於《境界》。

               ——專訪“突破創辦人”蔡元雲醫生


    口述：蔡元雲醫生（香港）          
    采訪：王敏俐  錄音整理：Deborah



                 住在盧雲神父的“黎明之家”

1996年，我們在香港建立了一個突破青年村，發現我們的對面就是一個殘障人士的中心，大概有300個殘障人士住在里邊。聖經說要愛你的鄰舍，所以我當時去拜訪他們，詢問是否有可以合作的機會？那個院長知道我們是基督教團體，表示非常樂意與我們合作。

當時在香港沒有一個教會是完全給殘障人士的，有些殘障人士可能在聚會出現，但沒有一個教會是專門為他們成立的。我們和一些服事殘障團體的基督教機構都有一個期望，能有一個專門為殘障人士預備的聚會。

於是我想到了在“黎明之家”服事的盧雲神父。

盧雲神父是荷蘭著名作家和神學家，曾於美國哈佛大學、耶魯大學及加拿大安省神學院教書，後來到了加拿大多倫多市郊“黎明之家”(Daybreak)，服事在當中的弱智人士和職員，並在服事他們的過程中更深明白神對他的呼召。

所以我寫信給盧雲神父，詢問是否可以來一個月，看看你們怎麽樣服事這些殘障人士。一開始盧雲神父是拒絕的，他說我們很忙，全球都有人來，我們接待不了。於是我又寫了第二封信，我在香港正在經歷97回歸的過程，整個香港都相當灰暗，並向他介紹了我在做的青年工作，希望自己一方面在黎明之家可以有一段安靜的時間，另一方面也想學習如何可以真實地去服事殘障群體。

當時盧雲神父親自回信給我，同意我來一個月。上午我就跟殘障人士一起參與他們的workshop（工作坊）；下午，盧雲神父就抽時間跟我見面，給我屬靈方面的引導。我和太太就一起過去，我們每天早上就在“黎明之家”的工作坊，下午自己安靜，也有盧雲親自在靈性上給我的指導。
早上我在一個木工工作坊做木工。在那里每個殘障人士都按他的情況有不同的工作，我的督導大概40歲的樣子，也是心智上有些殘障的人。因為我不懂得木工，早上就跟他有很多學習，我發現他很專注很用心來做木工，但我的手很差，木工不是我的專長，我還記得常常出問題。當然不止他一個，後來我也認識工作坊里的其他人，他們很可愛，很單純。

                  重度殘障者亞當的平安

我也有機會跟他們一起吃飯。盧雲神父曾在他的著作《亞當——神的愛子》中，提到他所服事的一個重度殘障者亞當。
在這本著作中，盧雲感受到，表面上雖然是他去服事照料亞當的生活，但實際上是上帝藉著亞當所散發出來的安息與自在，來引導盧雲不安的心進入安息。

後來我找到亞當，他的智商很低，他吃東西都要有人服事的。在那里我明白盧雲書中所講的，他有的平安到底是怎麽回事。我看見一個人就算是身體腦部怎樣殘障，他的靈仍然是活的，亞當所散發出來的寧靜與平安，我都能感到。

和盧雲的談話時間也是很寶貴的。他是一個很活躍的人，曾經到中美洲做很多服事，後來一段時間他就回到美國在大學教書，而且有很多的著作。

最後盧雲神父在繁忙的生活中感到徹底枯竭了，安靜在神面前重新尋找自己的方向，最後進入“黎明之家”。

在香港回歸的那段時間，我們也是很迷失的。我告訴他我的個性也是很活躍，所以很多東西我都很想去做，在香港非常忙碌，常有一種被耗盡的感覺，這很危險。我和他分享我的困難，我和父親的沖突等，他很細心去聽，也給我一些回應，我都做了整理。

在那段時間，我看盧雲的世界，感覺他很真實，他也沒有掩飾自己的掙紮，忠於他的感覺，他在“黎明之家”找到了他的呼召。就在這里，他可以面對自己，面對這些相當多掙紮的生命，並在他們身上看見神的恩典。

在“黎明之家”里，他們之間也有很多爭吵的。盧雲定期會跟一個殘障的弟兄出門去服事，有一次他帶著另外一個去。那一次我的木工的督導在飯堂，很高聲地對他說：你不要驕傲，你這一次去，下一次盧雲神父就要帶我去了，你不要那麽得意忘形！因為他們能夠去服事很開心的，就到處張揚的：你知道盧雲神父帶我去……他們在里面講話很直接的，高聲在餐廳跟另外一個講。很有人性，也有情，有神的同在，所以那一次讓我很感動。

所以後來回來我們就開始了一個教會，就叫方舟之家，名字是受法國一個服事殘障人士的天主教機構“L’Arche”方舟團體影響的。從1996年至今已有20年了。在“方舟之家”，這一些人看來身體有殘障，有些講話都講不清楚，有些腦部有障礙，有些有心理障礙，但每次我們的敬拜充滿喜樂。他們唱歌雖然不準，但我後來發現，他們用喜樂的聲音來向主歡呼。當中有些不會唱的就用手或用腳搖鈴，他們的喜樂讓我很受感動。

                    找到神對我的呼召

我定期在“方舟之家”有講道，過去我面對知識分子講道比較多，但沒有跟一群殘障人士分享的經驗，一開始戰戰兢兢。後來我發覺，我在講道的時候，開心他們會笑會叫，很有反應，是我講道最有反應的一群。我有一個習慣，每一次去都跟他們每一個握握手，祝福他們。他們很多情緒的問題，家庭很多都是有困難，有些通常很早離開世界，因為他們的壽命比較短，在那邊很多常常都有受洗與安息禮拜。

那一段時間，我的感受很深刻。盧雲神父對我的影響在於，不是一些什麽高言大智，不是你可以為他們做什麽，但是你的同在，你表達你跟他們在一起，他們會感覺的到。一個人即便是昏迷著，他的靈魂也都還在，他聽得見，這跟他的智商、他的身體狀況沒有關系，神給他們的靈魂還在。
我們也帶著年輕的孩子去“方舟之家”學習服事這些殘障人士。所以，反過來說，他們的存在對我們“突破”機構都有很大的祝福，我們在營會時會帶年青人去看看他們的崇拜，去看都很受鼓勵。

面對我里面那種不安，不斷想靠自己努力尋求認同的性格，我生命中有許多對我重大影響的恩師。帶領我的第一個恩師是蘇恩佩，她是對我影響最大的一位。她不是一個月一個星期見你一次的那種導師，我是每一天跟她一起，她叫我“雲雲”，把我看作她的弟弟。
她因為長期經歷癌癥，身體很脆弱常常生病，但我感覺到，除了她的文筆之外，她對年輕人有很深的熱情，無論面對同事或是年輕人，她經常與他們有生命的接觸，這些我都看在眼里。

所以我學習到，年輕人不是用你寫的文章來認識你，也不是聽你跟他講什麽，而是用眼睛去觀察，用心去感受。他們很敏感的，他們很快就知道你是否真誠，你的生命到底是什麽樣的，所以我在她身上每天看見她，她很謙卑，跟我們不斷有很多時間的分享。

和蘇恩佩共處的過程中，她幫助我找到我是誰，認識神對我的呼召。1973年開始《突破》雜志時，我們每一期都有一個與社會相關的議題，那個專題很受歡迎，在香港很有影響力。當時她要求我們一定要從聖經的角度去看這些問題，不是只從一個社會的現象去看，其中有一期是專門談黑社會的問題，當時在想，聖經怎麽樣把黑社會記錄下來？後來找到了，大衛被掃羅追殺時，他身邊那些勇士，很多是黑社會的。他們的講話與作風，很有黑社會江湖的味道，很講義氣，為了他們的大哥，命都可以拿出來，幫他逃，幫他打，幫他殺。這個過程給我很多的學習，所以我後來寫的書，每一本都是以聖經為基礎的。

1982年，蘇恩佩的離開對我打擊很大。我做青年工作是因著她的啟發，她突然之間離開時我很困擾。我也不是文字工作者，我也不懂得雜志，但神對我說：“你不需要證明你自己，我呼召你就是做個很簡單的青年工作者，也不是呼召你做蘇恩佩，蘇恩佩是蘇恩佩，你是你，你不需要重覆她所做的。”

                  住在我家一年多的問題少年

做一個青年工作者，我和我的太太過去也有機會在家中接待許多的青少年。第一個到我家住的孩子，他的母親是基督徒，丈夫很能幹但脾氣不好，他的兒子就遭殃了。當時這個孩子中二已經覆讀兩年，還是升不了班。有一次他在一個商店偷了一個卡帶，學校要把他開除了，他的爸爸要他跪在很多人往來的大廈電梯大堂。

那時，我太太跟我知道，就跟他媽媽談。我們說，既然這樣很痛苦，倒不如你的孩子暫時到我們家來住，反正天天這樣，被罵，被羞辱。她說，好。我們和孩子溝通，孩子說，我很早就想離開這個家。我又親自問孩子的爸爸，他爸爸說，反正這個孩子我已完全失望，你要吧，我不要他，讓他住在你家更好。

於是我們就把這個孩子接過來。才發現他不是讀書的材料，但很會交往，有他特別的地方。他說他沒有心去讀，沒有興趣，最有興趣的就是日本的漫畫。我說：“你住到我的家，我家有一些規矩，我盼望你跟我合作，你既然來，我邀請我認識的另外一個中學校長，讓你試試看讀中三，你要跟我合作，否則我就很難對這個校長交代，你來我家你也要向我負責，舉個例，你出去你要告訴我你去哪了，什麽時候回來，因為你不是我兒子，你出了什麽事，我有責任的。”

他同意了，住了兩個星期，來到家里很糟糕，讀書也沒有興趣，而且從來不守時。有一天他的手打球受傷，去看跌打。我在家等他，沒想到等了三個小時，到差不多午夜才回來。他說，看完醫生我就到處遊蕩。我說，你遊蕩沒有問題，但你要告訴我，對不對？你不告訴我，我很生氣，從來沒有這麽生氣，把他大罵一頓。

第二天早上，我的太太問他，我從來沒有見蔡醫生這麽生氣，你怕嗎？他回答，怕什麽？這種場面我常常見。當然我理解，他在家里和學校，差不多天天都被人罵；而且他另外一句話令我很傷心，他說我根本沒有聽見他講什麽。
後來我想想，我是讀心理學的，他一定有一種自衛的功能，到了某一種情況，聲調很高被罵的情況，他的收音機就關掉了，他沒有聽也不願意聽，所以他才有保護功能，沒有死掉。

我那天也反省，也悔改，我說罵他沒有用，那麽改變策略，我陪他。他要做功課，我也在這邊做我的功課，他有功課問題也可以問我，我那一年中三的功課很重，早上我跟他吃早餐，反正我也要出去到火車站，從我家跑到火車站走路大概十分鐘，我說我們一起吃早餐，我陪你過去，走走，談談，就是這樣。

有一次我發現他的房間帖滿了都是日本的漫畫，我說我不反對你看，但你也要做功課。原來他真的很喜歡日本漫畫，他還偷偷地跟人學日文，來看日本漫畫，所以我就醒悟過來，你硬要他走某一條路是不可以的。經過一年以後，我看他有進步，跟家庭的關系有進步，學業還不知道。後來他很開心告訴我：“蔡醫，我升班了，很久沒有升過班了。”我很開心，所以就把他送回家。

誰知道他回去後，他爸爸過來把我大罵一頓。他說：“我現在沒有兒子了，我發現他常常說，蔡醫講什麽，他什麽都講你，只聽你的話，不聽我的話，我沒有兒子了！”我很奇怪，我說我問過你，是你把他交過來，我感覺他現在有進步，把他交給你。他的太太在那邊，每個都在哭，有些都說，你沒良心，人家幫你，你還要罵人。那一幕真是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我也不知道怎樣回應。

                     陪他們同行

後來，這個孩子到加拿大去學習圖像設計，很適合他，而且學日文。我跟他定期有聯系，過了幾年，他給我一個電話，他說給你一個好消息，我結婚了，是個日本女孩；再過兩年，我做爸爸了，後來有三個孩子。他現在跟人合夥，公司擴大了，就有三四十人。我說，這麽大的公司，你的職位是什麽？他說我的職位是CEO，是唯一的中國人，我們都很感動。

他爸爸後來罹患腦癌，住在醫院，我也去看過他。我很感動的是，雖然當年他爸爸曾經這樣傷害這個孩子，他仍在在爸爸生病時每天陪伴他，然後他爸爸也被感動了，信主受洗。

許多的孩子沒有經歷過什麽是一個家的感覺。和這些孩子相處，你跟他講什麽道理沒有用的，你跟他講，他在教會一個樣子，回到學校另外一個樣子，回到家也是另外一個世界。所以你陪伴他們，也要進到他們的場景，關心他們的家人，陪他們同行。不是做什麽，而是讓他在你身上看見神的同在，而且有神的同在的家庭是不一樣的。

到現在我還和年輕人有很多的學習。我邀請我的孫子來參加我的活動，我也進入他們的世界。他喜歡動漫劇，我去，他喜歡看電影，我陪他看《星球大戰》。
他看完很開心地說，爺爺，你看你穿起這個很象漢·索羅，後來他還把漢·索羅的那把槍買給我，還買了一個漢·索羅的小人像，他說，你放在你的桌子上，讓人知道你就是漢·索羅。

他們也跟我去我的地方，汶川地震後，我們去協助四川地震的災後重建，他們也看見這個世界是怎麽樣的，因為他們的世界很小，就是在家、學校、上網和臉書。那我說，去看山，去看海，去看看真實的地方，他們很開心。

年輕人不是要找一個朋友跟他打打球，看電影，他是找一個夥伴，和他們說話時，他們不要我學他們那些很潮的語言，他們說：“為什麽這麽講？不要裝年輕！”用他們的語言來講，他看不起你。他們喜歡我做自己，不是要裝作年輕，你看就知道我不年輕。年輕人很喜歡跟我聊。在四川，他們叫我蔡爺爺，因為我的孩子在那邊，他們叫我的孩子小蔡爸爸，大蔡爸爸，你猜我在北川中學有多少個孫？600個。我很幸福的。

原文首發於《境界》

導讀：那位涉嫌投毒的同學，曾在一篇網上寫下這樣的一段話：“原本應該意氣風發，積極向上的年齡，我卻有著一顆擔子很重的中年人的心。我的青春被狗給吃了！”其實，狗並不吃人的青春。但是我們心中的惡毒與恨意卻像吼叫的獅子，四處尋找可吞吃的人。不論是當年朱令、或是今日黃洋，嫉妒與仇恨把花樣年華的男女一步步推上亡命之路，中毒的不只是受害者，而是整個青春世代，一個投毒者本身，他/她的心靈早已被幽暗劇毒所吞蝕。
從聖經中該隱亞伯因嫉妒兄弟相殘的悲劇至今，人類依然活在“你不死，我就不能活”的心靈魔咒里，我們常常在問，這些投毒案背後的真相到底是什麽？
真相是：作為一個有罪有限的人，我們常常戰勝不了心中的嫉妒與仇恨。許多時候，我們所恨的，是我們身邊最親近的人，因為他們就像一面鏡子，照出我們心靈的痛處，直逼我們面對內心的扭曲。

王敏俐

這幾日網絡流行一篇文章叫《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但對於涉嫌投毒的人和被害者，青春更彌漫著死亡的氣息。那要命的青春年華啊。

那要命的青春啊

5月3日，世界新聞自由日，真兇未被查明，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涉及朱令投毒案的信息在新浪微博被大量刪除。
  “快20年了，沒想到還有這麽多人惦記著朱令。”年已七旬的雙親，接受一媒體的訪問時談起。的確，如果不是覆旦的黃洋，清華的朱令幾乎已被遺忘。1994年和1995年，清華92級化學系女生朱令因鉈中毒落下嚴重後遺癥，癱瘓在床。幾近完美朱令從小就學習鋼琴，15歲時開始學習古琴。1992年，朱令考取清華大學化學系。
 過去的同學回憶：“她（朱令）的優秀是自外及內的，是全方位的，迄今為止，我還未曾見過如此完美的人。天生麗質的她有著明亮的雙眸、白皙的面龐，加上高挑的身材、高雅的舉止，舉手投足間帶有一種與生俱來的貴族氣質，輔導員甚至曾經建議她參加禮儀大賽。”
當年的美麗少女，今日卻變成一個臃腫超重的40歲重度殘疾人，心智似乎只有六七歲，生活無法自理，整天坐在輪椅上。大多數時候，朱令總是獨自靜坐，仿若陷入沈思，每隔一段時間，母親就會細心地為朱令擦去嘴邊的涎水。“19年來，支撐我們的力量是：令令還活著。只要我們還有一口氣，我們就要讓令令有質量有尊嚴地活著。希望通過加強鍛煉，令令能夠慢慢好起來，這就是我們最大的希望。”從父母的信心照顧，我們看見一種堅強的愛，叫人心疼，叫人無奈。
 清華朱令投毒案疑點重重，以無解結案，兇手仍逍遙法外。
  而4月發生的覆旦投毒案，引起媒體與網路廣泛的討論，分析嫌犯的內心世界、投毒動機，檢討高校學生心理健康與學習壓力，思考網路文化是否扭曲年輕學子的人我關系。令人莞爾的是，也有久未聯絡的同學室友們重新建立聯系，互約看電影，頻頻感謝不殺之恩。
 網路上許多觀察嫌犯心理動機的報導都被罵臭了，因為至今為止，嫌犯動機尚不清楚；除飲水機與半夜打呼嚕的矛盾之外，又查無沖突與競爭的蛛絲馬跡；更談不上仇富心理學，因為兩人互侃屌絲與鳳凰男，背景其實都甚艱難，兩人在父母看來，皆是懂事刻苦、讓人省心的好孩子。
 案情發展曖昧不明時，沒有人應該論斷任何人。但是從大眾的關注程度與事件之後衍生的話題，卻有許多我們可以省思之處。

“凡心里恨弟兄的，就是殺人”

不論是當年的朱令、或是今日的黃洋，嫉妒與仇恨把花樣年華的青年男女一步步推上亡命之路，中毒的不只是受害者，而是整個青春的世代，一個投毒者本身，他/她的心靈早已被幽暗劇毒所吞蝕。
 心毒需要心藥解，面對人類心靈的困局，心理學大師佛洛伊得曾大膽推論：一種疾病的後面往往隱藏著另一種疾病，不只如此，他大膽推論：身體、精神官能的失序，反映出一個人心靈世界的破碎。我們無可奈何的將我們心靈的狀態，反映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身體上，人際關系里：一顆溫暖而幸福的心，帶出充滿愛意的人我關系，一個強烈自卑又自傲的心，帶出玉石俱焚的人間悲劇。
  一種疾病的後面往往隱藏著另一種疾病，人類心靈世界破碎背後的關鍵因素：我們背離創造我們的上帝，我們擺脫不了以自我為中心的罪行：自我為中心使得人類的理性、意志與情感都被扭曲，我們不當笑而笑，我們在罪惡中找快樂、無視自私行動對自己與他人身心靈所可能產生的巨大傷害。
  覆旦大學的醫學院的公布欄上，在投毒案發後貼上了曹植的詩句：“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人類史上的第一宗謀殺案記載在聖經的創世紀之中。當人類始祖亞當夏娃任意妄為，被趕出伊甸園之後，生下了該隱和亞伯倆兄弟。該隱因為嫉妒的緣故，在田野間起來打他的弟兄亞伯，把他殺了。
 從該隱亞伯的悲劇繁衍至今，人類依然活在“你不死，我就不能活！”心靈的魔咒里，我們常常在問，這些投毒案背後的真相到底是什麽？真相是：作為一個有罪有限的人，我們常常戰勝不了心中的嫉妒與仇恨。許多時候，我們所恨的，是我們身邊最親近的人，我們的同儕、我們的家人、我們的室友、我們的配偶，因為他們就像是一面鏡子，時時照出我們心靈的痛處，直逼我們面對內心的扭曲，更多時候，能傷我們最深的，是最懂我們的人。
 想想我們和同事、和配偶、和孩子吵架時所說的氣話吧！那些決裂的語句、惡毒的詛咒、蔑視的態度，我們何等容易，就在氣頭上說出“真恨不得殺了你！” “真該在你一出生時就把你掐死” “你死了倒好！”這樣的殘忍話語，憤怒之時，我們言語，我們的行為，再再顯示出，我們正如該隱一般，滿溢著殺人的毒氣。
 中國的歷史，並沒有教導我們如何去面對仇恨，課堂的教材，也沒有辦法疏導我們免去嫉妒和仇恨。與西方殺手光明磊落不同，我族人似乎親睞最陰霾的一招“暗中投毒”。千年以降，從後宮嬪妃投毒相殘，到薄谷開來投毒老外，再到如今的校園同室毒殺，似乎所中的是同一味劇毒名為“心毒”。
其實，我們本身就是活在一個毒性濃厚的生活氛圍里，在私欲泛濫之下藉著污染的空氣、水與食物彼此互相殘殺。鬥爭的基因在文革時期深深注入國人的血液。我們到底是龍的傳人，還是毒蛇的種類？表面上沒動手殺人，但是我們心中的自私依舊蔓延、恨意未曾減去，這就是為什麽，聖經里說到：凡是恨自己弟兄的，就是殺人的。
 從覆旦涉嫌投毒同學的微博中可以看出，毒鉤早已在心中潛伏許多年，嫉妒、虛榮、爭競、恨人、計較（有個細節說，飲用水平攤，他覺得自己喝水少不願意，造成矛盾），這些內在的看不見的罪長期累積潛伏，在他心中形成了一股黑暗勢力和黑暗王國，盡管表面他是一個嚴謹守則的優秀青年，這兩種不同的力量形成了一個極大的張力，讓他始終處於壓抑與沖突之中，直到黑暗的勢力勝過了向往光明的一面。
而他跟自己的戰爭反映出他一直被他個性中軟弱的一面糾纏，任何目前教育中的精英價值觀、出人頭地、學業優秀、事業有成，都不能使他勝過里面的幽暗。
 健康的自我價值觀不在於天賦、才華、聰明或美貌，而是關乎身份的問題。健康的自我價值觀來自於知道自己是誰，我們需要歸屬感、恢覆自我價值、力量和自制。所有犯罪都是為了滿足這些需要而產生的錯誤行動。愈接納真實的自己，生命便越成熟；生命越成熟，就愈能做正確選擇。
覆旦涉嫌投毒同學曾在網上寫下這樣的一段話：“原本應該意氣風發，積極向上的年齡，我卻有著一顆擔子很重的中年人的心。我的青春被狗給吃了！”
 其實，狗並不吃人的青春。但是我們心中的惡毒與恨意卻像吼叫的獅子，四處尋找可吞吃的人。
從朱令案到覆旦投毒，提醒我們，我們常常戰勝不了心中的嫉妒與仇恨。在一個全黑的房間里，唯一驅走黑暗的方式，是讓光透進來；在我們內心揮之不去的深處陰影，唯有讓真理之光、饒恕之光照進來，我們的痛苦才走的出去。
 耶穌說，我就是世界的光，跟從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你願意打開心窗，讓神的光透進心深處的幽暗與苦毒嗎？

原文首發於《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