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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文化與神學

巨星泰勒絲與自我缺稀的時代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言與思專欄2024.05.06

王敏俐

泰勒絲魔法

這幾年,“泰勒絲經濟學”一躍成為美國各大名校之間的顯學,許多教授把美國歌手泰勒絲的創作做為文本在課堂中探討,以泰勒絲在文化與經濟層面所創下的驚人影響力來思考她在流行文化中所掀起的風潮與意義。

時代雜誌《TIME》評論到(註1):

“泰勒絲在整個2023年裡,憑自己獨特的影響力,成為年度風雲人物。在尤為黑暗的這一整年裡、在這個割裂的世界裡,有太多制度在塌陷,可是,泰勒絲竟以一種超越國界的方式,化作光照亮大家。”

“當今地球上,找不到第二個人可以像她那樣、如此出色又深深打動著無數人,大家在泰勒絲的演唱會中,聽到自己的故事,也鼓勵更多人找到自己的聲音。出道17年來,泰勒絲的歡迎程度不斷增長,在2023年,她的力量實現了一種核钜變式爆發:將藝術和商業結合在一起,釋放出歷史性的力量。”

2024年春季學期,哈佛英語系教授伯特(Stephanie Burt)開了一堂課程“泰勒絲與她的世界”,探討泰勒絲作品與文化。

事實上,伯特教授本身也是泰勒絲迷(Swiftie)。在一篇闡述自己為何要開此課程的文章中,伯特教授分享泰勒絲所寫下的歌詞,如何細膩地陪伴聽眾,經歷生命中不同階段的每一個瞬間:

“我並不想要高高在上的給學生上一門課,我更想要的,是分享一個生命性格形塑過程的人生體驗:藉著泰勒絲的詞曲創作,去領受與分享生命中的篤定,更深刻的自我認識與生命的狂喜。”(註2)

一位修課的學生在網路上分享伯特教授在課堂中,如何重新詮釋了現今的泰勒絲現象:伯特教授以泰勒絲早期的創作歌曲《十五歲》為例,來說明泰勒絲將自己定位為聽眾的“朋友”:一個如同“神仙教母”一般,知道你現在處在什麼樣的景況之中,以精準而深刻的詞語詮釋你的心聲,傾心幫助引導你的朋友。(註3)

神仙教母的叮嚀輕聲細語地成為無數少男少女的生命嚮導:“選條人跡罕至的路走,才有隨時停下腳步喘息的自由” (Take the road less traveled by Tell yourself you can always stop——Illicit Affairs

打破“作者已死”的暗黑神話

從文學的角度來說,泰勒絲的作品令人著迷。她以一種切合大眾、媒體品味與追求的語境,展現了文字之美;以簡單精確的符號,點出芸芸眾生在混沌意識中的清晰共鳴。在孤獨心靈的午夜裡,如同一記整點敲響的鐘聲,衝擊著我們的感官,喚醒我們內在心理模糊的記憶與難以名狀的情感——在悠悠的時空長流裡,細細品酌,漫漫迴盪。

粉絲與偶像之間的共鳴,真實存在嗎?讀者與聽眾的心靈,是否真可能與創作者之間,有真實的對話?或者,只是在各自平行的時空裡喃喃自語?

法國文學批評家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在1967年向世人昭告“作者之死”,認為作品在發表出來的那一刻,作者對於文本所能給予的影響與權限已經告終。在作品中,讀者與文本相遇,以自己的生命經驗、文化脈絡以及身份認同詮釋作品;作者與他的創作之間,從此成了斷了線的風箏,不再擁有任何掌控詮釋走向的主權。(註4)

在一個解構主義的詮釋中,作者與讀者之間,如同處於兩個平行時空,雙方對著無垠宇宙喃喃自語,沒有對話也沒有交會。當歌手呈現創作時,作品便為粉絲提供一個既定的平臺,給予粉絲去思考、解讀與詮釋的無限自由。

作者的主權之死,造就作品在他人生命中的誕生。聽眾隨著自己的生活與處境,在歌詞與MV中,找到與自身經歷吻合的情節與字句,從而藏身在偶像的創作裡,粉絲找到自己情緒的出口,找到被理解與肯定的理由。粉絲的靈魂是自由但也是孤單的;粉絲看作品是主觀但也是單向的。

然而,泰勒絲作品似乎有一種魔力,可以將歌迷與創作者之間的共同性連結起來。或者可以說,在泰勒絲這近20年的演唱生涯裡,藉著她百屈不撓的生命力與層次更迭的創造力,來挑戰作者已死的解構主義詮釋學:

“我是一顆鏡面球,為了融入我可以改變自己的全部;我仍竭盡所能地在嘗試,只為了讓你繼續看著我。” (I’m a mirrorball, I can change everything about me to fit in; I’m still on that trapeze, I’m still trying everything to keep you looking at me——Mirrorball

《作者之死》所強調的,是讀者與聽眾的自主權,與不受文本所拘束的自我意識。事實上,我們身處在一個極度強調自我價值與自我意識的時代。而我們之所以這樣強烈的想要向世界宣告自我的存在與主權,恰恰是因為,我們活在一個自我缺稀的時代。

在醫院、機構、學校、網路與雲端的世界裡,我們更多的時候不是以名字,而是以編號來呈現;為了在體制中生存,使我們的工作成果可以規格化而符合一致的期待,我們因此磨去自我的棱角與特質。在整個後工業與科技化的架構中,我們在去特質化的現況中安穩隱藏,直到最後,發現自己的勞動成果可以輕易地被人工智慧所取代……

而後現代文化中所強調的自我覺醒,則是在這自我缺稀的數位化時代裡,面對人性困境的一種強烈反抗。

雅斯培(Karl Jaspers, 1883-1969)在《時代的精神狀況》說:在工業化與資本主義的時代裡,每一個個體的獨特性已經被畫約成為一個數字與號碼。我們活在一個無名氏(das Zeitalter der anonymen Verantwortlichkeit)的時代裡,人的存在僅剩下一個編號,而非是一個獨特而無可取代的個體。

他說:“人們的精神狀況已發生逆轉。雖然積極的成就依然在獲取,但是由於這種逆轉,我們已開始承認巨大的、幾乎無法克服的困難將持久存在。”(註5)

“在工業革命及其影響下所形成的新的生活方式中,人類如何能夠維護與發展其自身幸福?” 於是,高達美(Hans-Georg Gadamer, 1900-2002)在演說《友誼與團結》中,回應雅斯培面對時代的觀察而提出詰問:

“我們生活在一個匿名責任的時代,這個時代依據於它自身的組織技術而衍生出某個人與人之間相互陌生性的世界。誰是與我們共同生活的鄰舍?”(註6)

誰是我們的鄰舍?

2023年,Swifties(泰勒絲迷)被放入英國牛津詞典,並將此定義為:歌手泰勒絲的熱情歌迷。歌迷將自己稱為Swifties,足以顯出泰勒絲對流行文化的影響力。這一現象凸顯了在一個人際網絡相互切割的陌生時代裡,人們對於共同社群與歸屬的渴望。

“誰是我們的鄰舍?”兩千年前,耶穌也對祂身旁的猶太同胞作出同樣的挑戰。

在好撒馬利亞人的比喻裡,一個在路途中被強盜打傷的旅人,被路過的專業神職人員所漠視,卻被一個撒馬利亞人救起,為他纏裹傷痕,帶他到可以安身之所。隨後耶穌挑戰他的聽眾:在與旅人所有相遇的人中,誰是他的鄰舍?(註7)

泰勒絲的崛起與成就,始因於她過人的才華與敏銳的時代嗅覺,擅長以充滿故事敘述的歌詞,激發與歌迷之間的共鳴,建立一個彼此歸屬的社群感。在今日這自我缺稀的時代,我們試圖在流行文化中找尋自我,在粉絲文化中建立社群……然而我們人生最深層次的孤獨感,是否因此找到得以釋懷的解藥?

若是沒有回到造物主面前,很有可能,我們看人——自己、他人,都只是一個消費者,一個勞動力,一個帶著編號的病患、學生、商家,一個面熟卻又毫無交集的“教會會友”。我們到底是誰?我們身旁來來去去的人群,他們又是誰?在這孤獨而喧囂的宇宙裡,誰是我們的鄰舍?

當耶穌以同樣的問題,在他所處的時代裡挑戰眾人時,在一陣沈默之後,有人回應了耶穌。在一切與那受傷的旅人相遇的人之中,願意憐憫他、纏裹傷口、為他預備安身之所的,是他的鄰舍。

在這自我缺稀的年代裡,每一個個體所需要的,是回到創造我們的恩主面前,重新領受我們被祂所造的奇妙可畏。也唯有深深經歷過上帝憐憫的人,才可以重新帶著憐憫的心腸與溫柔的視角,去體會到他人生命真實的悲喜,被所見的事物感動,為每一個所遇生命的破碎纏裹傷口,引領他們到可以棲息療傷的安居所在。(註8)

註:

1. 時代雜誌《TIME》Dec. 29. 2023。

2. Burt, Stephanie, “Why I’m teaching Taylor Swift at Harvard.” https://www.wbur.org/cognoscenti/2024/01/22/taylor-swift-harvard-course-eras-stephanie-burt.

3. Ikeda, Emilie, “I sat in on a Taylor Swift class at Harvard. Here’s what I learned.” https://www.today.com/popculture/music/taylor-swift-harvard-class-experience-rcna137797.

4. Roland Barthes, ”The death of the author,” Imagemusictext, trans. Stephen Heath(London: FontanaPress, 1977), 142-148. 

5. 雅斯培,《時代的精神狀況》,(上海譯文出版社,2013),19。

6. Hans-Georg Gadamer, “Freundschaft und Solidarität,“ Hermeneutische Entwürfe: Vorträge und Aufsätze (Tübingen: Mohr Siebeck, 2000).

7. 出自《路加福音》10:25-37。

8. Oliver Davies, A Theology of Compassion: Metaphysics of Difference and the Renewal of Tradition (Cambridge/Grand Rapids, MI: SCM/Eerdmans, 2001),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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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事工 性別觀察 愛情迷宮 歐洲留學 生活中的信仰 霸凌

同性戀:文化符號或是福音對象?

本文原刊于《举目》62期

王敏俐

       一個90後在網上長嘆:過去談感情,要先問對方是否已經有了男女朋友;現在談感情,先要弄清楚對方的性取向!

        在台灣,多元性教育進駐校園。小學生拿著性解放與同性戀的問卷(家庭作業),挑戰大人的性認知尺度;在歐洲阿姆斯特丹,市中心交通癱瘓,因為同性戀遊行成為全民性別反串嘉年華;在美國,歐巴馬2013年的就職演說提醒我們,同性戀運動不再是社會邊緣的無病呻吟,而是多元文化下的思潮大軍,是一個朝主流邁進的文化符號。

        不可否認,同性戀已成為一種文化標誌,而不只是一個社會現象。過去我們可以忽略,可以漠視,可以模糊表態,但今日,我們已無法逃避,我們必須選定立場。這個立場,或者是文化的、倫理的、哲學的,也或者如歐巴馬,是政治的。基督徒該如何站在一個最合適、最溫柔,且帶著愛與真理的立場,面對這個議題?

解構主義與同性戀運動的崛起

        人類社會的每一個驚人變革、每一個震撼人心現象的產生,背後都有許多因素。若要追溯同性戀與性解放運動的歷史,我們要回到1960年代、在巴黎哲學界與政治界爆發的思潮運動:解構主義。

        解構主義,顧名思義,其訴求在於:挑戰既定結構的正統性,將結構層層剝開,脫離各種偏見,解除各種束縛,還原事實的真貌。解構主義領袖德里達認為,社會現象中,並不存在固定的、單一的意義,所以任何“結構”的“穩定性”,是不可能存在的。解構主義假定:若既定、不可動搖、超然的絕對法則並不存在,那麼規則必然是權力鬥爭之下,既得利益者形塑的產物。

        一開始,解構主義只是解讀西方哲學的一種思維方法。漸漸地,其影響蔓延至社會運動、權力機制改革等。解構主義衝破傳統思辨的藩籬,成為女權運動、同性戀抗爭、黑人運動等的立論武器。

        另一解構主義的代表人物,1984年死於愛滋病的哲學家傅柯,他是同性戀者,也自稱為戀童癖者,認為 “法則本身是空洞的,既兇暴又未竟全功;它們是非人性的,可以因著各種目的而扭曲。歷史裡的成功者,都是那些有能力抓住法則的人……然後用他們自己的法則來推翻之前的統治者。”

        整個解構主義企圖顛覆傳統、抗拒法則的存在,有道理,也有缺陷。解構主義的終極目的,是探索重重偽裝、人為組織與謊言背後的真理。人,作為局限在特定時空中,且傾向於以自我為中心的思維個體,所建立的法則必然殘缺、不完整。更關鍵的是,人受限於墮落之後的罪性。所以確如傅柯所言,人所界定的法則,皆因各種目的而扭曲。但我們若跳開人所架構的法則,去看更廣闊的範圍——自然法則與道德律,我們會發現,這是超越人類智慧、超越人的統治範圍、支撐整個世界運轉的規律。真理與道德,有一個超然的源頭。

         筆者曾向歐洲的一位朋友Kenny傳福音。他在耶穌的身上,看見了他尋找已久的接納與愛,於是決志。他熱衷查經、詩歌、分享,也向身旁的人傳福音。但是在受洗前幾週,Kenny告訴牧師,自己是同性戀,正在籌備和男友的婚禮。

        教會長執和Kenny講聖經對於同性戀的立場,Kenny也根據同性戀神學的論述反駁。至終,Kenny沒有接受洗禮。

        教會對同性戀者,常出現極端的反應:或者如律法主義者一般,將同性戀者視為罪大惡極;或者以時代論妥協,認為聖經中準則早已不合時宜。

教會的努力:如何得著同性戀者?

        2013年1月13日,法國巴黎艾菲爾鐵塔下,數十萬法國民眾,舉著象徵一夫一妻、兩個孩子的家庭旗幟,為下一世代的兒童能有健全的家庭,反對同性戀婚姻與收養子女,舉行了反同性戀遊行。遊行者包括了伊斯蘭教徒、天主教徒、基督教徒、兒童權力團體,甚至包括同性戀者。

        性解放理論啟蒙的巴黎街頭,竟出現了“反同”遊行,是值得思考的現象。然而,我們更需要思考,教會反同性戀的目的是什麼?怎樣才能為主贏得這個世代?

        面對同性戀者,我們是否也帶著聖經以外的價值標準來論斷?聖經裡,耶穌從沒有要門徒與罪惡妥協,但是,他要我們在除掉別人眼中的刺之前,先除掉自己眼中的梁木——包括我們的背景、文化帶來的標準。許多基督徒在定罪同性戀時,忽略了自己不過是蒙恩得救的罪人。

        對於婚姻,耶穌直指上帝最初創造人的心意: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並且說,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體。這表示,我們身體所顯示的差異,是我們本質的一部分,包含著上帝的主權與祝福。同性戀違反了上帝在起初創造時,所定一男一女在婚姻裡連合的計劃,因此不合乎上帝的心意。

        然而基督徒反對的,不應該只是同性戀,而是所有破壞上帝設立的婚姻的罪行,包括婚姻以外的性行為、亂倫、同居、感情出軌。

        包括筆者自己,在面對同性戀時,常常錯置目標,一味向同性戀者強調,必須“強制自己”、調整過來,卻忘記耶穌基督痛斥只追求表面的法利賽人。耶穌指出了撒瑪利亞婦人在性生活上的罪,繼而指出婦人最當做的事:“婦人,你當信我……真正拜父的,要用心靈和誠實拜祂……”(參《約》4:21-26)

        基督徒有一個誤區:和同性戀相對的是異性戀,和淫亂相對的是不淫亂,和犯罪相對的是不犯罪。但是,耶穌給撒瑪利亞婦人指出的解決之道是:建立與上帝的關係、認識主、與主相交,進而更愛主。

         根據同性戀者的自白,有一部分同性戀者有很深的性耽溺。性是愛的一種表現與需求,但性並不全然代表愛。我們知道,親密關係不一定涉及性,更不需要和同性發生關係。但是,誰能幫助同性戀者與身邊的朋友建立正常的友誼呢?“走出埃及基金會”的創辦人Frank Worthen,提供了很具體的建議:

        教會應知道,許多同性戀者缺乏社交技巧,也比較退縮及膽怯,所以,他們需要別人更主動的關懷。另外,同性戀者需要溫暖的感覺,弟兄姊妹卻懼怕觸摸他們。其實適當的觸摸,是有效用的,會帶來安慰和醫治。更進一步,求主給我們愛心,依從聖經的款待原則,邀請同性戀者到家中或外出吃飯。若有夫婦同心幫助他們,更可重建他們對異性婚姻的信心。

        當我們談到同性戀,我們腦中所思所想的是什麼?政治人物認為,那代表選票;哲學家與心理學家認為,那代表研究課題;商人認為,那代表某一類偏好的消費群體;記者認為,那代表值得炒作的議題……

         基督徒,應該怎麼面對同性戀?教會需要從兩個不同的方向,去面對這個議題:一是文化論述,一是同性戀關懷。面對後現代解構主義,以及自由主義下的普羅大眾,堅持真理的絕對性殊為不易。因此,需要有一群擅於文化論戰的基督徒,從人權、兒童權、醫學、倫理學等等不同的角度,在文化與媒體的領域,提醒民眾思考同性戀運動背後的動機,與社會必須付出的代價。

        另一方面,教會需要尋求從上帝而來的更大的愛與恩典,檢視自己非關真理的錯誤良知,以基督的心為心,陪伴關懷同性戀者,一同經歷上帝的愛。

參考資料:

1.施密德《當代基督徒與同性戀議題》。鄧嘉宛譯(台北:校園,2001)。

2. 柯志明《愛之義:婚姻與性愛倫理神學文集》(台北:台灣基督徒學會,2008)。

3. 關啟文《是非、曲直——對人權、同性戀的倫理反思》。(香港:宣道,2000)。

4. Culler, Jonathan, On DeconstructionTheory and Criticism after Structuralism, (Connell University, 1982).

5. Foucaul, M., Languagecounter-memorypractice ,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7).

6. http://www.guardian.co.uk/world/2013/jan/13/anti-gay-marriage-protesters-paris.

7. httpㄥ://www.krt.com.hk/modules/news2/print.php?storyid=67(2013.0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