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鄰為鏡，既可發現被遮蔽的另一個日本，也令你我自省：我們與鄰人的關系，僅次於我們與家人的關系，暴露出內心的真實。我們需要認清真實的自己並與自己和解，與同胞和解，同居神州的各族群之間和解、與鄰邦和解，惟此一途，能讓未來的孩子在夢中微笑。
文/王敏俐
[編者按]
七月七日，盧溝橋事變。橋頭的石獅子上，彈痕尚在。
在歷史與現實最深的的糾結處，在我們記憶與情感最痛的點上，在主流媒體所關注的喧囂背後，看見一群傑出的日本基督徒以自己的生命與思想為亮光，映照人性的深淵，彰顯真正的公義，昭示愛的可能。
矢內原忠雄語錄：
@“國家理想的目標應是正義，也就是保護弱者的權利免受強者的侵害壓迫。國家違反正義的時候，國民一定會揚起批判的聲音。”
@“愛國之心不可插入我欲，汲汲營營於壓倒他國來擴張自己利益的國家主義，只是將個人的利己心擴張到國家而已。”
@“不論自己、社會、本國國民、外國國民，對於舉凡所有的不正義，只要正確的認識、不懼怕、去責難其罪行、督促其悔改、建立神的公道正義，就是真誠的愛。”
二戰猶太集中營中的幸存者，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埃利·維瑟爾，曾在少年時經歷歐洲法西斯主義迫害，成為一生不可磨滅的傷痛印記，他的一段話至今廣為流傳：“愛的反面不是憎恨，而是冷漠；藝術的反面不是醜陋，而是冷漠；誠實的反面不是信口雌黃，而是冷漠；生命的反面不是死亡，而是冷漠。”
維瑟爾的這一段話揭示了人性最深處的黑暗與軟弱，也指出二戰期間法西斯主義在歐亞蔓延開來最根本的原因：當我們單單關注自身的生存、利益與擴張,當我們在必須伸張正義之時選擇沈默、在堅持真理之時選擇妥協，是我們的冷漠造就了人間的煉獄，也是我們的冷漠，造就了人生的淚水與苦難。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發生，當日本舉國被戰爭機器攪進狂熱的漩渦中的時候，卻有一位日本教授憑著信仰的力量，走出狹隘的民族利益與人性的黑暗軟弱，登高振臂，以先知般的姿態嚴厲地譴責日本違反正義的侵略行徑，“為了實現日本的理想，請首先把這個國家埋葬掉”！
1945年日本戰敗後，他成為日本民主化後，東京大學的首任校長,他就是矢內原忠雄。
最黑暗時代里的先知
先知的聲音總是孤獨的，先知的身影總是寂寞的。在日本的東亞侵略史當中，確實有過一個真風骨的先知，只身反抗時代謬誤的潮流。
1937年，當日軍藉機發動盧溝橋事變之時，日本東京大學經濟部教授矢內原忠雄，置個人安危與前途於度外，公然反對日本出兵攻打中國，並呼籲執政者悔改。他“以骨頭做筆，以血汗做墨水”，在《中央公論》上發表評論《國家的理想》，根據《聖經·箴言》“公義使邦國高舉，罪惡是人民的羞辱”發聲疾呼，“國家理想的目標應是正義，也就是保護弱者的權利免受強者的侵害壓迫。國家違反正義的時候，國民一定會揚起批判的聲音。”
當《國家的理想》於1937年9月發表時，馬上收到相關單位刪除的命令。矢內原回憶道：“十月下旬，東大經濟部部長指著我的論文《國家的理想》，並開始討論執筆者是否擁有成為大學教授的資格”、“現在這些軍國主義者開始對付大學內部的異議教授…”。
因為這篇文章，矢內原被迫辭去東京大學教職。就在同年12月南京大屠殺發生之時，矢內原在辭別東大教職的演講中長歌當哭：“今天，在虛偽的世道里，我們如此熱愛的日本國的理想被埋葬。我欲怒不能，欲哭不行。如果諸位明白了我的講話內容，為了實現日本的理想，請首先把這個國家埋葬掉！”
矢內原忠雄，被尊稱為“人格者”（日文：人格高尚之意），生於1893年。青年時代的滿州之旅決定了他一生研究與抗爭的基調，立志成為專攻殖民政策的經濟學者，批評日本殖民政策，並為基督信仰與大學教育鞠躬盡瘁。
當時19歲的矢內原記錄下旅行中的沈思與感觸：“當我在滿州看到被勞役的中國人，無法不為那些征服者、以及被征服者感到悲哀。我們不需要不義之財，我確實地感受到需要人道的殖民政策。”
“比起利欲，日本應該更重視真理，以愛和正義對待鄰國…”
“愛國之心不可插入我欲，汲汲營營於壓倒他國來擴張自己利益的國家主義，只是將個人的利己心擴張到國家而已。”
在惡欲與野心中逆流而行，所需要的不只是道德勇氣，更重要的是來自信仰與真理的永恒之光。高中時代的矢內原，渴望擁有一個“確實的人生”，卻認識到“自己的無力、渺小、軟弱、醜惡。對於愛的不足、理想與實際自身的差距、罪的意識”，並深感痛苦。
在長輩的引導下，他成為基督徒。而後在大學生涯中，讀到《聖經·以賽亞書》36-39章，他深切體認到，因著以賽亞這位先知，竟得以拯救以色列免於滅國之災。以賽亞先知的呼聲，成為矢內原學術生涯的榜樣，在最黑暗的時代，他向日本發出先知的吶喊。
矢內原曾說，“理想雖然是無形的，卻不是無力的。現實雖然可以歪曲理想，卻不能消滅理想。” 當矢內原因為堅持反軍國主義受當局壓迫，向東大提出辭呈離開教席之後，困頓貧乏中，繼續在自己創辦的《嘉信》雜志宣揚和平與基督信仰，其無畏的道德勇氣被視為“日本的良心”之一。
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他立即被邀回東京大學任教，之後擔任東京大學校長。然而，不論在何種境遇，矢內原堅持先知的使命，一生為傳揚真理而發聲。
如何對抗平庸之惡？
在黑暗的世代中，堅持靠公義而行、憑真理發言，需要付出極大的代價；然而，當我們在時代的錯謬中選擇沈默與冷漠，所需要付出的，其實是更沈痛的血淚與更昂貴代價。
二戰結束後，納粹頭號戰犯，也是在猶太人大屠殺中執行“最終方案”的主要負責者阿道夫•艾希曼1961年於耶路撒冷受審，被以人道罪名等十五條罪名起訴，1962年處以絞刑。
在整個審判過程中，猶太裔著名政治思想家漢娜·阿倫特以《紐約客》特約撰稿人的身份，現場報道了這場審判，並於1963年出版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關於平庸的惡的報道》。
漢娜•阿倫特如此描述審判席上的頭號戰犯：欠下三百萬條人命的艾希曼，看起來是個“不骯臟具有良心的男子”、“不陰險，也不兇橫”，彬彬有禮地坐在審判席上，並不像一個劊子手。艾克曼為自己辯護時，一再重申“自己是齒輪系統中的一環，只是起了傳動的作用罷了”。作為德國公民，他相信自己所做的都是當時國家法律所允許的；作為軍人，他只是在服從和執行上級的命令；他的錯誤在於，他不知道納粹的法律是錯誤的。
漢娜·阿倫特就此提出了“平庸之惡”的概念。她認為艾希曼的行為方式，是現代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平庸之惡”：我們不思考，不思考人，不思考社會。相較於“極端的惡”，艾希曼的惡是平庸的，且你我都可能成為其中的共犯。當我們在體制的運轉中缺乏獨立的思考與批判精神，很容易在服從與默認中，成為錯誤體制的執行者和實踐者，進而鑄成歷史上不可抹滅的大錯。
不可否認，在國家至上的極權主義陰影下，是無數德國人的冷漠，造就了希特勒的德國夢，是無數日本人的沈默，造就了日本軍國主義的擴張。
“不論自己、社會、本國國民、外國國民，對於舉凡所有的不正義，只要正確的認識、不懼怕、去責難其罪行、督促其悔改、建立神的公道正義，就是真誠的愛。”面對日本軍國主義的嗜血，矢內原忠雄不計代價挺身而出，他的勇氣根植於上帝的公義，他誠實的內省與懺悔來自基督信仰的真理。
“愛的反面不是憎恨，而是冷漠；藝術的反面不是醜陋，而是冷漠；誠實的反面不是信口雌黃，而是冷漠；生命的反面不是死亡，而是冷漠。”冷漠，是因為我們遠離了愛與公義的源頭；在荒涼的世代，油蒙了心、耳朵發沈。
“七·七”盧溝橋事變紀念日，作為被侵略的受害者，中國人在憤怒與哭泣之後，已經是時候做更深的省思：倘若在當年，我們是日本的國民，我們會選擇抵制國家的法西斯侵略政策，還是沈默坐享其成？倘若在今日，我們是日本的政治領袖，我們會選擇勇敢承擔歷史的責任，還是佯裝無辜推搪卸責？在訴控過往歷史傷害的同時，我們自己在家庭、工作與生活中，是否也在以同樣的冷漠盲從，以他人的痛苦為代價，來滿足我們的利益與心中無限膨脹的欲望？
原文首發於《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