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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心靈關顧

尋找女人的名字

王敏俐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言與思專欄2017.10.30

根據聖經《創世記》第2章,上帝在創造女人時,給女人的角色設定,是成為男人的幫助者。如何定義“幫助者”,成為歷世歷代教會中的姊妹,在尋找自己定位時的挑戰與糾結。特別是在這個性別角色模糊的時代,我們所共處的大眾文化中,當代女性在婚姻家庭與事業自我之間的掙扎,常常成為熱播戲劇探討的焦點。

長青美劇《絕望主婦》(Desperate Housewives)中,渴望在貧乏主婦日常中活出滋味的太太媽媽們;前陣子熱播的《我的前半生》中,從主婦逆襲為職場時尚女性的子君;臺劇《荼靡》中如薇選擇家庭或事業的兩種人生版本;在在反映出女性面對自我定位時內心的焦慮。

西蒙波娃對女性的解讀

 《第二性》(法語:Le Deuxième Sexe

早在存在主義盛行的上個世紀,社會學家西蒙波娃(或譯:波伏娃)便在其著作《第二性》中,對女性的身體、心理與宗教社會結構,進行了一回深入的剖析:

“男人的極大幸運在於,他,不論在成年還是在小時候,必須踏上一條極為艱苦的道路,不過這又是一條最可靠的道路;女人的不幸則在於被幾乎不可抗拒的誘惑包圍著;每一種事物都在誘使她走容易走的道路;她不是被要求奮發向上,走自己的路,而是聽說只要滑下去,就可以到達極樂的天堂。當她發覺自己被海市蜃樓愚弄時,已經為時太晚,她的力量在失敗的冒險中已被耗盡。 ”

作為女性,波娃的著作曾經打開我一個全新的視野,來思考自己生命的價值。波娃認為女人並非天生,而是被社會後天形塑出來的一個物種,女人被教育而成女人,使得她們終日圍繞在廚房兒女與家事中,無法發揮生命最大的本色與潛質。反思傳統的婚姻中因為依靠男人的經濟來源而成為弱勢的女人,她認為女人不該像一個弱者般沉浮在婚姻中,而應找尋自己獨立的意義。

越洋情書》(Lettres a Nelson Algren

許多人崇尚波娃與沙特之間自由而寬容的愛情,但是從波娃的另一段感情中或許更能窺見這位女性主義始祖的真實面貌。渴望將女人的定義從傳統的第二性解放出來的波娃,在她39歲的那一年愛上了美國小說家納爾遜艾格林。

在波娃與艾格林的愛情故事中,我看到了一個社會學家在進入真實的情感生活之後,理論與現實之間的掙扎與差距。波娃不只一次的在給這位美國情人的書信中自稱為妻子,在渴望真愛與保留自我之間拔河,仿若一個在遙遠距離中思愛成病的小女人。她在《越洋情書》中寫到:

“我們依靠回憶、希望、距離、信件彼此相愛。我們能使這愛情成為幸福的人世間的愛嗎?我們一定要做到。我相信我們會的,然而不容易。納爾遜,我愛你。如果我不能把生命也給你的話,我值得你愛嗎?我試圖向你解釋,我不能把生命全都交給你。你能理解嗎?你不會有絲毫怨恨嗎?永遠不會嗎?你會永遠相信我給予你的真正是愛情?也許我不該這麼提問,這麼尖銳地提出問題使我痛苦。

“但是我無法躲避,我也問自己。我不能對你說謊,不能隱瞞什麼。這兩個月來我心中非常不安,這個問題一直纏繞在我心頭,使我痛苦。既想把自己獻給另一人,但又不願全部給予,這樣做對嗎?我能愛他,對他說我愛他,而在他要求我把全部生命都給他時我又做不到,能這樣嗎?”

教會內姐妹的困惑

在教會之外的世俗社會裡,每個角落都有生活寂寞的事業女強人的嘆息,以及犧牲自我、成全家庭女性的眼淚,這彷彿是在這個追求個人成就的時代,女性不可避免的零和遊戲。但事實上,在崇尚家庭價值的教會內,姊妹同樣有這樣的攪擾與困惑。

筆者在德國完成學業後,因著先生工作的緣故,捨棄了在專業上更多發揮的可能性,陪伴先生去到對他的工作發展較有利的國家。自此在不斷地搬遷中,放下了過去曾經憧憬的道路。也許有人會說筆者“順服”或者“屬靈”,願意順服丈夫作為家裡的頭,但在獨自揣想的暗夜裡,我也曾不只一次的問自己:如果當初我堅持去走一條自己當時想走的路,現在的我又何如?

教會作為基督的身體,作為順服神話語的群體,該如何服事在這個世代中,跌跌撞撞摸索自身價值的女性?一個有心在教會中服事的姊妹或女傳道,她所能觸碰的領域是否僅是兒童與家庭事工?當教會遇到了鋒頭強健又有恩賜的姊妹時,教會感覺到的是否只是男性權威被挑戰,而非鼓勵、引導姊妹,幫助她有更成熟的生命來服事神的子民?是否已經信主的姊妹,作為一個幫助者、一個順服者,就應該在婚姻的道路中全然放下自己的人生計畫?

魯益師對性別的反思

關於姊妹的角色與定位,筆者至今仍有許多的迷茫,但是我非常欣賞魯益師(C.S.Lewis)在他追念亡妻之作《卿卿如晤》(A Grief Observed)中,他對於性別的反思。魯益師對他的妻子的剖析令人莞爾:

“兩性之間,或隱或現,確實經常劍拔弩張,直到完全的結合使雙方重歸和好。對男人而言,在女人身上看見率真、講義氣,和古道烈腸的性子,便稱之為‘男性化’,是大男人主義作祟。對女人而言,形容一個男人的敏感、細膩、溫柔名‘女性化’,也可視為大女人主義。不過,那些所謂十足的男人和十足的女人所擁有的人性,必定相當貧乏、偏狹、片面,才能使這種隱形的驕矜心理顯明出來。婚姻恰好根治了這毛病。兩個人合起來成:‘完足的人’。‘神按著自己的形像造男造女’,就這樣,看似矛盾,兩性靈肉一致的結合,把眾人帶離了性別的囿限。

“因為在一個好妻子的裡面的確涵括了太多的角色。對我而言,伊無所不是。伊是我的女兒兼母親,我的學生兼老師,我的臣民兼君王。而且無時不刻,把這些角色兼容並蓄了,還是我的同志、朋友、船伴和同胞。伊固然是我的情人,但同時又具備了任何男性朋友(我不乏這類的知交)所能給我的……所羅門稱他的新婦‘妹子’。一個女人能算是個完整的妻嗎?除非,霎那間,在某種特殊的情境裡,她的男人忍不住要呼她一聲‘哥哥’。”

上帝精心的設計

女人,你的名字是什麼,你該如何在現今的世代中,找到自己的定位?當上帝把夏娃帶到亞當面前,亞當驚嘆到: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稱她為女人。

我們深信,上帝為亞當配對了夏娃,是一個精心的設計,而非無目的的偶然行動。藉著夫妻,藉著婚姻中丈夫對妻子的愛,妻子對丈夫的順服,我們從中體會與揣想基督與教會之間合一的奧秘。在上帝眼中,女人的定位與意義,必然超越用律法主義的角度對姊妹的定義與理解,這是我們有限的言語與狹隘的眼光無法企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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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心靈關顧 生活中的信仰 關於婚姻那些事

30位墮胎女性的愛與傷


導讀:“那時我是在校大學生,意外懷孕後男友不敢負責,我絕望遠行。2013年12月7日,在一家小診所內藥流了一個多月大、已經可以聽見心跳的你。一直偷偷藏著這張B超,在你第一個祭日我想與你合張影,再喚一聲給你起的名字——Air,媽媽愛你如空氣。”一個有墮胎經歷的女孩如此自白。

作者:王敏俐

照片背後的心碎與傷痕

“親愛的寶貝,你是這樣離去的。”

這是90後淑嬋的畢業作品中的一張照片,整組作品的名字是《孩子,你是這樣離去的》。去年底,《南都周刊》報道了淑嬋采訪這些女性的故事。

2014年,當時還在中國傳媒大學四年級的淑嬋,在網路上為她的畢業設計發布招募信息,並用半年時間走訪8個城市,尋找到17位有過墮胎經歷的女性,為她們拍攝個人照片,年紀最長的44歲,最小的20歲,不少是90後。目前人數已近30人。

她們在照片中不必露臉但身體赤裸,手中拿著任何想表達的物品:有的拿著胎兒的超聲波照片,有的拿著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有的拿著想要用自殺的酒瓶。這組作品在2015年5月於中國傳媒大學展出。一張張黑白相片袒露著女性腹部的美麗線條,訴說著封藏在心底的哀傷故事。

“我的丈夫由於身體原因一直在服用藥物……可在療程的中途我就意外懷孕了。”

“一次我通過微信‘附近的人’結識了David,並對他產生了愛慕,但David已經結婚了。在最艱難的日子里,我一直在讀這本書,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感覺是它為我那段人生畫上了一個句號。”

“我們查出自己的孩子是畸形,那時已經26周了。”

“去年10月份,我因為計劃生育的原因流掉二胎。”

“手術前一天,前男友喝醉了打我,就說了一句:‘不要恨我。’那個瞬間我真的死心了。”1994年出生的小珊說。

90後的墮胎經歷也並不都是哀傷,也有很個性化的,比如92年出生的驍紅18歲時的心態。

在高考覆讀那年,驍紅愛上了為她補習的老師。老師大她十歲,已婚。上大一時,驍紅獨自去西藏,遇到另一個男孩,懷上了他的孩子。從懷孕之初,驍紅就沒有考慮過是否要留下這個小孩,因為“孩子爸爸不是我愛的老師。所以TA生下來一定會秉承那個西藏男孩的幼稚自私。如果是我老師的就不一樣了,TA一定會很有靈性、很追求美、很向往自由”。拍照的時候,驍紅抱著一本記錄著對老師感情的日記本,上面寫著:“太陽和石頭永遠都是情人。”她說,如果懷上的是老師的孩子,克服萬難也會留下。

1991年出生的Shelly,在淑嬋面前數了數和自己發生過性行為的陌生人,三十多個,大多是通過陌陌豆瓣等認識的。她懷孕了,在手術前仍不知道“孩子”的父親是誰。最後,是作為婦科醫生的母親親自給她做了墮胎手術。

其實,母親常常跟她講不安全性行為可能會有的後果,也告訴過她墮胎可能會有的傷害。但就像一種無法控制的反叛,Shelly需要靠這樣的方式來抒發自己由來已久的壓抑。

“沒有誰會主動選擇必須墮胎的懷孕。”淑嬋的一位老師曾說。著手於這樣一個課題,淑嬋曾經分享道:“因為身邊有朋友有過這樣的經歷”,“畢竟墮胎這件事不太被(公眾)言說,也不太被允許公開討論,”所以淑嬋希望“用特殊的方式記錄一下”。

在這個記錄的過程中,淑嬋探索與思考著生命、孕育與愛的定義。女性的身體,這樣一個既特殊而又細致精密的設計,在命運或溫柔或嚴峻的琢磨雕刻之下,承載著數不盡的喜悅、哀傷、無奈、死而覆活的記憶。

做完這個作品,淑嬋說現在特別希望自己可以早點結婚,早點有小孩,女孩們的故事讓她覺得這種安全感來之不易。

婦產科醫生聶審森的覺醒

身為一個女人,該如何面對自己微妙的身體,以及當中所蘊藏的豐盛生命力?當淑嬋在著手這個畢業設計時,遇到的其中一個挑戰是,如何去定義胎兒與生命之間的微妙關系。曾有女權主義者挑戰淑嬋的切入點,認為在母腹中的小小存在並不能算做“孩子”。“胎兒不是生命,所以不能用惋惜孩子生命的方式來講述女性墮胎的故事。” “胎兒就是一團肉,我們沒有必要賦予它那麽多美好的意義……作為女性應該有權利選擇是否生育,並且不受到任何束縛和責備,因為這是我們自己的身體,我們說了算。”

在寇爾森的著作《世界觀的故事》中,提到了婦產科醫生聶審森(Bernard Nathanson)的故事。因為目睹了太多婦女因私下尋找密醫墮胎對身體所造成的傷害與折磨,聶審森在60/70年代的美國極力鼓吹墮胎合法化,而後於廢除墮胎法的紐約,經營全美最大的墮胎診所。他甚至在手術台上,為懷著自己孩子的情婦執行墮胎手術,心中沒有一絲猶豫與遺憾,根據他自己的回述,當時的自己“唯一感覺到的是完成一件工作的滿足感”、“除了完成任務、專業的驕傲之外,我根本沒有其他的感覺。”

但是在1973年,當聶審森轉任聖路加醫院中心的產科主任時,他開始接觸超音波等新式精密儀器,對母腹中的胚胎發展進行更深入的觀察與研究。在第一次看超音波運作時,聶審森在一個漆黑的診療室,當他面對螢幕上一顆跳動的心臟時驚訝不已,他清楚看到了四個心室與心房,他看到了胎兒腦部的皺摺與五官,他細數胎兒的每跟手指頭腳趾頭,喔!他還發現這是個女孩!在掃描的過程中,他發現自己在觀念上已經用“嬰兒”取代“胚胎”這個詞……

超音波的影像對聶審森產生了極大的沖擊,他開始思考:“有多少像這個小女孩的胎兒,被我親手肢解成碎片?” 而後不久,聶審森就認定人類的生命從受孕的那一刻就存在了。在一篇醫學期刊的文章中,聶審森承認他在紐約的墮胎診所中殺死了六萬個胎兒,他寫著:“墮胎就是奪取生命……不管是任何特別的處境,或是按特別的命令,蓄意奪取生命這件事,是難以形容的嚴重。”

聶審森在征求病人同意後,藉著超音波記錄下墮胎的整個過程。當他親眼看到嬌小的胎兒被肢解,超生波顯示胎兒奮力的扭動身體,試圖擺脫抽吸器。“12周大的胎兒全身被摧殘得慘不忍睹,仍然繼續掙紮,張大嘴巴,看來像在恐懼與痛苦中的嘶喊。” 而後,聶審森把這個過程制作成影片,取名為《無聲的吶喊》(The Silent Scream)。那一天參與執行墮胎程序的醫護人員,在看過當天的錄影帶後,皆發誓再也不幫人進行墮胎手術。

性不是親密關系的全部

當我們在質疑父權的專橫、高唱女權解放之時,是否也重蹈覆轍的將無聲的吶喊踐踏於腳下,只因他們未曾被賦予表達的機會與權力?若是這樣,高喊女權的革命女孩們,我們與那些曾經以性別之名而壓迫歧視女性的人,又有什麽不同?

另一點值得深思的是,與淑嬋聯系的女性當中,有許多是90後的年輕女子。“我在采訪時,發現尤其是年齡小一些的女孩,她們在哭訴自己的經歷,更多的不是因為失去孩子,而是在哭訴男方的不負責任,沒有對她的付出給予肯定。” 相較於在婚姻中因為某種原因與先生達成共識而墮胎的女子,20歲出頭的未婚女孩所承受的,除了身體的傷害與心中的罪咎,這些單身的女孩甚至經歷著破碎而不被珍惜的感情關系。

“當時,我和前男友都在上學,他幼稚膽怯,承受不起爸爸這個角色,都是閨蜜陪我去的醫院。我進手術室的時候,她在外面大哭。” 21歲的小珊回憶道。另一位在溫州的女孩婷婷,今年20歲, “他說不希望我生下這個孩子給他的家庭再造成負擔……其實我們兩家人一起養這個孩子沒有問題,他說的經濟困難只是借口。還是不夠愛吧。” 在墮胎之後,婷婷與男友分手,而後自殺未遂,抱著一只陪伴自己酗酒的酒瓶,站在鏡頭前。

原文首發於《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