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敏俐
三浦綾子跳脫意識形態灌輸的單一價值標準，以病痛身軀，向日本人發出懺悔呼籲直到人生盡頭，“作為一個平凡少女，我逐漸被染成軍國主義顏色，可最後因戰敗而受到挫折。在這里我要好好反省一下我自己”；“我所教的，都是無法補償的罪過。我已沒臉見孩子們。”
8月14日的國際焦點新聞是，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發表戰後70周年談話，談及“道歉”，而中國外交部在15日發表回應，日本理應對那場軍國主義侵略戰爭的性質和戰爭責任作出清晰明確的交代，向受害國人民作出誠摯道歉，幹凈徹底地與軍國主義侵略歷史切割，而不應在這個重大原則問題上作任何遮掩。只有正視歷史，才能開辟未來。
而中國官方媒體也發表文章提請注意，安倍僅以回顧歷屆內閣歷史認識立場的方式間接提及“反省”、“道歉”，回避了直接表示“反省”和“道歉”。媒體也指出，安倍同時宣稱，日本今後無需繼續道歉。安倍在談話中沒有直接提到日本的侵略和殖民行為，而是以第三方的口氣稱，“再也不能將武力恐嚇和使用武力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世界應該徹底告別殖民統治”。看來，中國官方及官方媒體對安倍的道歉程度仍持不滿意態度。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廣播《停戰詔書》，宣布接受《彼茨坦公告》，無條件投降。抗戰勝利距今已70年，但雙方實質意義上的和解似乎仍未真正發生。
鮮為人知的是，從二戰以來，其實一直有不少的日本基督徒：內村鑒三、矢內原中雄、西村久藏、三浦綾子等，因著在上帝面前對真理的執著，跳脫意識形態所灌輸的單一價值標準，以公義的心正視真實的歷史，不斷提出反戰的聲音與戰後的省思，成為日本的良心。
“被染成軍國主義顏色”的小學教師
“我的青春是多麼愚蠢而單調！可是，希望大家明白，無論什麼樣的石頭，都會重新歌唱”－－三浦綾子《石頭之歌》
日本著名基督徒三浦綾子，她的自我成長之路，就是一條重新省視自我與日本軍國主義的心路。“不管什麼英雄，都不能超越他所處的時代”、“何況那些平凡人，都只不過是軟弱的存在。別說要超越，他們始終都擺脫不了被時代的潮流沖走的命運” ；“作為一個平凡的少女，我逐漸被染成軍國主義顏色，可最後因戰敗而受到了挫折。在這里我要好好反省一下我自己……”
面對國家機器、軍國主義的誤導，三浦綾子也曾作為軍國主義少女，進入旭川市立高等女子學校。“女子學校的畢業越來越臨近，但我幾乎沒有什麼明確的目標。那時我常去戰後改名為和平街的師團街，為出征的士兵送行。有一次，一幫小學生也被叫來參加送行活動。孩子們圍著老師團團轉。那時我突然感到：“教師這個職業也蠻不錯”。想要做一份以愛相連的工作的我，在校期間參加了資格考試。後來分配到的就是煤礦城市―歌志內的神威小學校。”
畢業之後，三浦綾子作為軍國時代的小學教師，教導學生對天皇效忠致死：“那時候成天被灌輸軍國主義思想，大家都非常認真地想，即使成了最後一個人，也要戰鬥到底。總之，乖乖按國策走的人能過平靜而無憂的日子。但稍微違反國策就會被抓走。到哪兒都買不到告訴人們什麼才是真正的生活的書，也沒有人向我推薦這樣的書。當然，更沒有人跟我提起這樣的話。”
日本戰敗後，美軍介入要求日本刪除教科書中與軍國主義相關的教導與內容。三浦綾子在自傳《尋道記》中寫下刪改教科書對一個教師產生的價值沖擊：“我究竟是為什麼而如此認真虔誠地奮鬥著呢？難道在某些時候，我們這些教師也不得不像那些戰敗後剖腹自殺的軍人們一樣，死在學生面前才能消除自己身上的罪孽嗎？”
“我所教的，都是無法補償的罪過”
日本戰敗以後，三浦綾子原來的價值觀完全崩潰，陷入到對自我的懷疑之中，開始對昔日軍國主義教育進行反思，最終放棄教師的工作。“教師是不許犯錯的，因為孩子們特別信賴教師。那心痛要如何表達才好呢？我想到要去當一個乞丐。因為乞丐說的話，不會有人認真去聽。剩下的人生，就這樣受盡人們輕蔑。覺得除此之外，自己毫無價值。我所教的，都是無法補償的罪過。再也不能相信任何人任何事，什麼都不信，什麼都不信。我已經沒臉見孩子們。不知該教什麼而丟失了方向的我，戰敗第二年3月終於離開了教壇。”
其實三浦綾子作為老師，對當年的學生充滿著愛的關懷，她仔細觀察每位學生，回家就為學生寫日記，每個學生一頁，寫下他們的優點和缺點，仔細觀察他們的進展，盡所能的去了解孩子的家庭背景，去幫助他們。有一天三浦綾子要結婚了，孩子們開始為老師準備禮物。到了說再見那天，每一位學生拿著包得很漂亮的禮物去給老師，有一個學生拖到最後一個才上去，他是用報紙包的，然後他害羞的、小聲的告訴老師說：“我沒有什麼禮物送給你，但這是我家里的舊衣服剪下來，我用手縫的尿布，也許以後可以用到。”
愛之深，自省更切。帶著深深的懺悔，辭職後的她因著患病與心靈的空洞，從此過著虛無厭世的療養生活。1952年7月，因著西村久藏長老的探訪引導，三浦綾子在病床上決志信主。成為基督徒之後，更深思考如何面對日本的亞洲侵略史。1982年她曾對於二戰提出省思，表明日本應更公正地面對歷史:
“我們庶民做夢也沒想到戰爭是某些人謀利的手段。倘若那時有人說戰爭是不對的，那人才是地地道道的愛國者。雖然寥寥無幾，確實也有過那樣的人。但是那些人只因為說過國家所做的事是不對的，就被抓去坐牢，受嚴刑拷打，甚至死於獄中。他們是真正的愛國者。認為國家做的事樣樣都對的人，他們愛護的不是國家，而是他們自己。倘若第二次大戰時，全體日本人都拒絕打仗，就不會遭受原子彈轟炸，也不至於死去幾百萬人。不，其他國家也不會有更多的人被殺死。總之，那些知道日本所犯下的罪行的人們，該是把侵略說成是侵略，將戰敗說成是戰敗。”
成為基督徒之後的三浦綾子，除了一再在作品里討論人的罪性，也在許多場合分享反戰的思想，並且在《北海的奇愛》一書之中，寫下帶領她信仰道路的前輩——日本基督徒西村久藏作為一個二戰日本士兵內心的掙紮與懺悔。
當三浦綾子受邀訪問中國時，她的回應是：“日本人曾在中國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我沒有資格訪問中國。如果真的要去，我應該跪地叩首去謝罪才是。”
作為一個心靈覺醒的基督徒知識份子，三浦綾子不願再輕易接受國家意識形態與錯謬史觀的擺布，認真面對自己過去的人生與國家所灌輸的教育，拖著長年病痛的身軀，向日本人發出懺悔的呼籲與上帝的恩典，直到人生的盡頭。
未被傳達的基督徒群體道歉
可惜的是，多年以來，盡管中日兩國一衣帶水，象三浦綾子這般的日本基督徒的懺悔“認罪”，卻並未真正傳達到中國。
中日關系今日持續緊張的原因之一，是日本一再否定過去的侵略行徑、篡改教科書、正當化對中國以及亞洲各國的侵略統治，造成許多亞洲鄰國的不滿與抗議。而日本首相與內閣官員公然參拜靖國神社，更每每成為東亞緊張關系的引爆點。大學時期，筆者曾經是一個強烈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抗議者，在反日浪潮中，以非理性的態度隨波逐流。
然而，筆者在留德時期的一個親身經歷，改變了筆者對日本的觀點，聽見了在日本市民社會中的另一種聲音。
2008年筆者在德國慕尼黑，參加一個國際性基督徒集會時，有一個瘦弱的日本女子站起來，拿著麥克風，帶著很重的日文口音，極其謙卑的語氣、柔軟的身段，用德文對所有在場的人說：“我們是在德國的一群日本基督徒。過去在歷史當中，日本曾對許多亞洲的鄰國進行殘忍的侵略，我在這里代表所有的日本人，為我們過去所犯下的過錯、所造成的傷害，向各位道歉…” 語畢，女子便深深一鞠躬。這一幕場景，帶給我，以及在場許多的亞洲人，深深的震撼。
其實，這並不是日本的基督徒第一次在公開場合中，誠實面對自身國家的侵略史，省思、認錯並盡力為補償付出代價。
1987年，代表日本福音信仰教會的“日本福音同盟”致函於亞洲眾教會，表達道歉：“在過去的歲月中，作為亞洲的一員，我國在其他亞洲國家留下了不可磨滅的污垢。我們身為日本教會的會友意識到我們所需要承擔的責任，我們特別抱憾的是，在面對我國對其他國家的侵略和破壞時，日本的教會是那樣的軟弱無力，我們為此只能懇求你們的寬恕。”
冷戰時期的東歐經歷政治逼迫，心中曾經蒙上陰影與仇恨、終其一生探索如何饒恕的美國耶魯大學神學系教授沃弗（Miroslav Volf）曾提醒“正確記憶的力量”：
“追求記憶真實性的責任，本質上是一種實踐正義的責任，即便只是‘說出誰對誰做了什麼’……當加害者的‘記憶’背離事實，他們的敘述只是以另一種形式延續了他們的惡行。加深了原先的侵害造成的傷害……真實的記得不僅是公正待人的一種方式，更是因侵害而失和的雙方，要和好的必要先決條件，因為唯有以真理和正義為基礎，才能享有真誠而永久的和平。”
這群日本基督徒因對上帝和真理降服的“道歉”，不同於面向人的道歉，在於其徹底的面對真實，面對自己罪行的憂傷痛悔之心，因為他們知道終有一天要向上帝交賬。
同時，問題的另一面，也願上帝興起一批獨立思考的中國人，放下民族主義的狹隘激情，重新思考中日關系的困局與出路。
有位中國基督徒作家說：“紀念抗戰的目的不是讓中國人深陷於對日本的仇恨之中，而是讓我們自己和日本人一起看到戰爭的可怕、可惡以及戰爭發生的根源，並進而成為捍衛和平的力量。只有愛和寬恕才能根絕戰爭。”
“8.15”，遠未得勝的戰爭，因為這場戰爭，還在中日兩國人的心中。
民族之上，只有通向上帝的十字架，可以拆毀民族至上的墻，滅了冤仇？
“8、15”遙想，中日兩國的和解，是否可能在兩國基督徒身上開出一條又新又活的路？
原文首發於《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