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籤: 平庸之惡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言與思專欄2022.02.21

王敏俐

艾希曼大審判

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 1906-1975） ，一個充滿故事與歷史張力的政治思想家。

生命中有時最困難的，是撥開情緒與謊言，去看見浮誇與媚俗之外的歷史真貌。這也是為什麼，漢娜•鄂蘭成為了我很欣賞的政治思想家。

作為一個二十世紀的猶太裔知識分子，漢娜•鄂蘭出生於德國，紮紮實實地接受德國學院式的哲學思維訓練，在納粹時期輾轉逃亡至美國。

漢娜•鄂蘭的一生充滿故事與傳奇色彩：與哲學大師之間苦澀而甜美的師生戀，納粹時期顛沛流離的猶太人逃亡之旅，二戰後作為《紐約客》記者前往耶路撒冷報導納粹戰犯阿道夫．艾希曼（Otto Adolf Eichmann）受審全程，為二十世紀的納粹對猶太的迫害史進行了一個直面而清醒的思考與論述。

前納粹高官阿道夫‧艾希曼曾說過：“我必須告訴你們，我一點都不後悔”。──

他是納粹德奧合併（Anschluss）前納粹黨衛軍少校，在二戰時期，艾希曼是“猶太人問題的最終解決方案”（Endlösung der Judenfrage）的組織與執行者之一，負責將歐洲各地的猶太人運至集中營進行大屠殺。

艾希曼雖然沒親手殺死過一個猶太人，也沒有將他們推入毒氣室致死，但是若沒有艾希曼運輸猶太人與修建集中營，也不會有如此悲痛的屠殺發生。二戰之後，艾希曼隱姓埋名，流亡至阿根挺，最終在16年後，被以色列特工發現，將之強行運至以色列。

1961年4月，艾希曼開始在耶路撒冷接受審判，被指控反人類罪等十多條罪行。當鄂蘭知道艾希曼即將在耶路撒冷受審，便毛遂自薦為《紐約客》報導全球注目的艾希曼大審判。

在審問中，艾希曼面對犯罪的指控，都以“一切都是奉命行事”回答。艾希曼認為在整個屠殺過程中，自己不過是一個奉命行事的公務員，既沒有直接參與屠殺的動作，也非法律的制定者。

極端之惡與平庸之惡

在整個審判的過程中，鄂蘭發現，艾希曼的所作所為，既不是出於仇恨猶太人，也不是因為本性惡劣而屠殺成千上萬的猶太人。甚至在家庭生活中，艾希曼甚至可能是一個好父親，好丈夫。某種程度說來，艾希曼不過是像普通官僚，盡自己職責不經思考地盲從上級交代下來的例行公事。

“艾希曼背後代表的問題是，他並非心理變態或有虐待狂，他是如此平庸的一般人，如同你我，而這才是真正的可怕。從我們的立法機制或是道德倫理的層面來看，這樣的平庸，比所有暴行的集合更加可怕”。（註1）

鄂蘭所指的平庸，並非意指平凡，而是在面對極權體制與不公義時所持有的保留、不反思、不作聲的持平態度。相較於希特勒之輩的“極端之惡”，艾希曼更像是一個在體制中選擇不做進一步思考，單單盲從隨俗，跟隨體制沒有深刻自我覺悟的運作齒輪。

這樣的思考無能，其實是普遍的存在每一個個體生命之中。

也許我們沒有像艾希曼一般，戲劇性地站在一個歷史的交鋒點，以致於自己的“平庸之惡”，被整個世界攤在顯微鏡下透明徹底地剖析、審判，但是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又何嘗不是充斥著各種無力擺脫的平庸之惡？

比方說，我們沒有意識到的生活方式與消費形態，正在造成對弱勢族群的剝削；圖一己之便的塑膠包裝，造成環境永久性的污染；在現實生活中，因為無能與懦弱造成知善卻不行動；在成長過程中，當他人遭遇霸凌時因恐懼所選擇的沉默；明知身旁的人需要救恩，卻因為害怕被對方拒絕而選擇不分享福音，以避免尷尬……

種種埋藏在我們黑暗心裡的平庸之惡，隱藏在我們記憶深處的未顯之惡，知善不行所累積的惡，都如影隨形地纏繞著我們。

上帝如何面對平庸之惡

作為一個基督徒，當然，除了將我們的局限與過犯帶到上帝面前認罪，求祂以寶血洗淨，我們沒有別的出路。

然而，我更好奇的是，上帝如何看但我們這些無能又渺小的人類每分每秒所犯下的平庸之惡？

聖經中有無數寶貴的例證，足以使我們以多重角度來思考上帝的心意。而我在這裡，只是非常片面的，想從兩個角度來做一些相當局限的思考與想像。

第一個角度是耶穌所提出的好撒瑪利亞人的故事（參《路》25：36）。

面對一個遭遇強盜落難的弟兄，前面兩位神職人員因著走在自己例行公事的軌跡上選擇忽略弟兄的需要，如同沒有自覺的齒輪一般，沒有深思與醒悟地繼續執行前進的動作。而後來經過的好撒瑪利亞人，成為了一個獨立思考，自覺的活人，對於整個停滯不前的局面開創了一個突破的行動，這個行動帶來了一個生命被珍視的價值。

耶穌以這個故事挑戰我們的平庸之惡，邀請我們停下我們知善不行的惡，呼召我們去“看見”我們的“鄰舍”。

另一個角度，是上帝對無知者的憐憫與介入。

當尼尼微罪大惡極之時，上帝仍然顧念城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十二萬多人。以至於，當祂要施行審判之前，他呼召了百般不情願的約拿，去呼籲尼尼微人悔改（參《拿》1）。

從平庸之惡的角度來看，我們每一個人都是需要時時刻刻被聖靈擦亮眼睛的好撒瑪利亞人，我們每一個人也都是在尼尼微城中不知左手右手的人，每一天藉著上帝的憐憫與介入，以助我們從平庸之惡中醒悟過來。

當鄂蘭以《紐約客》記者的身份，前往耶路撒冷報導艾希曼受審全程時，身為猶太裔的她，本可以以悲情為訴求，無限地放大、膨脹艾希曼在整個屠殺過程中的種種惡行，來操作出沸騰的種族情緒，炒作一場猶太民族的舐傷集體崇拜。但是，她選擇擺脫浮誇與媚俗的史觀，深刻地看見另一種潛藏於人類生命的最罪惡本質：平庸之惡。

這樣的平庸之惡，存在於艾希曼的血液中，存在於她的血液中，也存在於每一個個體的生命之中。

然而，上帝到底會如何看待平庸之惡？現在的我們，又正耽溺於什麼樣的平庸之惡？

註：

1、 Hannah Arendt, 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 (NYC: Penguin,1994), 276.

以鄰為鏡，既可發現被遮蔽的另一個日本，也令你我自省：我們與鄰人的關系，僅次於我們與家人的關系，暴露出內心的真實。我們需要認清真實的自己並與自己和解，與同胞和解，同居神州的各族群之間和解、與鄰邦和解，惟此一途，能讓未來的孩子在夢中微笑。

文/王敏俐

[編者按]

七月七日，盧溝橋事變。橋頭的石獅子上，彈痕尚在。

在歷史與現實最深的的糾結處，在我們記憶與情感最痛的點上，在主流媒體所關注的喧囂背後，看見一群傑出的日本基督徒以自己的生命與思想為亮光，映照人性的深淵，彰顯真正的公義，昭示愛的可能。

矢內原忠雄語錄：

@“國家理想的目標應是正義，也就是保護弱者的權利免受強者的侵害壓迫。國家違反正義的時候，國民一定會揚起批判的聲音。”

@“愛國之心不可插入我欲，汲汲營營於壓倒他國來擴張自己利益的國家主義，只是將個人的利己心擴張到國家而已。”

@“不論自己、社會、本國國民、外國國民，對於舉凡所有的不正義，只要正確的認識、不懼怕、去責難其罪行、督促其悔改、建立神的公道正義，就是真誠的愛。”

二戰猶太集中營中的幸存者，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埃利·維瑟爾，曾在少年時經歷歐洲法西斯主義迫害，成為一生不可磨滅的傷痛印記，他的一段話至今廣為流傳：“愛的反面不是憎恨，而是冷漠；藝術的反面不是醜陋，而是冷漠；誠實的反面不是信口雌黃，而是冷漠；生命的反面不是死亡，而是冷漠。”

維瑟爾的這一段話揭示了人性最深處的黑暗與軟弱，也指出二戰期間法西斯主義在歐亞蔓延開來最根本的原因：當我們單單關注自身的生存、利益與擴張,當我們在必須伸張正義之時選擇沈默、在堅持真理之時選擇妥協，是我們的冷漠造就了人間的煉獄，也是我們的冷漠，造就了人生的淚水與苦難。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發生，當日本舉國被戰爭機器攪進狂熱的漩渦中的時候，卻有一位日本教授憑著信仰的力量，走出狹隘的民族利益與人性的黑暗軟弱，登高振臂，以先知般的姿態嚴厲地譴責日本違反正義的侵略行徑，“為了實現日本的理想，請首先把這個國家埋葬掉”！

1945年日本戰敗後，他成為日本民主化後，東京大學的首任校長,他就是矢內原忠雄。

最黑暗時代里的先知

先知的聲音總是孤獨的，先知的身影總是寂寞的。在日本的東亞侵略史當中，確實有過一個真風骨的先知，只身反抗時代謬誤的潮流。

1937年，當日軍藉機發動盧溝橋事變之時，日本東京大學經濟部教授矢內原忠雄，置個人安危與前途於度外，公然反對日本出兵攻打中國，並呼籲執政者悔改。他“以骨頭做筆，以血汗做墨水”，在《中央公論》上發表評論《國家的理想》，根據《聖經·箴言》“公義使邦國高舉，罪惡是人民的羞辱”發聲疾呼，“國家理想的目標應是正義，也就是保護弱者的權利免受強者的侵害壓迫。國家違反正義的時候，國民一定會揚起批判的聲音。”

當《國家的理想》於1937年9月發表時，馬上收到相關單位刪除的命令。矢內原回憶道：“十月下旬，東大經濟部部長指著我的論文《國家的理想》，並開始討論執筆者是否擁有成為大學教授的資格”、“現在這些軍國主義者開始對付大學內部的異議教授…”。

因為這篇文章，矢內原被迫辭去東京大學教職。就在同年12月南京大屠殺發生之時，矢內原在辭別東大教職的演講中長歌當哭：“今天，在虛偽的世道里，我們如此熱愛的日本國的理想被埋葬。我欲怒不能，欲哭不行。如果諸位明白了我的講話內容，為了實現日本的理想，請首先把這個國家埋葬掉！”

矢內原忠雄，被尊稱為“人格者”（日文：人格高尚之意），生於1893年。青年時代的滿州之旅決定了他一生研究與抗爭的基調，立志成為專攻殖民政策的經濟學者，批評日本殖民政策，並為基督信仰與大學教育鞠躬盡瘁。

當時19歲的矢內原記錄下旅行中的沈思與感觸：“當我在滿州看到被勞役的中國人，無法不為那些征服者、以及被征服者感到悲哀。我們不需要不義之財，我確實地感受到需要人道的殖民政策。”

“比起利欲，日本應該更重視真理，以愛和正義對待鄰國…”

“愛國之心不可插入我欲，汲汲營營於壓倒他國來擴張自己利益的國家主義，只是將個人的利己心擴張到國家而已。”

在惡欲與野心中逆流而行，所需要的不只是道德勇氣，更重要的是來自信仰與真理的永恒之光。高中時代的矢內原，渴望擁有一個“確實的人生”，卻認識到“自己的無力、渺小、軟弱、醜惡。對於愛的不足、理想與實際自身的差距、罪的意識”，並深感痛苦。

在長輩的引導下，他成為基督徒。而後在大學生涯中，讀到《聖經·以賽亞書》36-39章，他深切體認到，因著以賽亞這位先知，竟得以拯救以色列免於滅國之災。以賽亞先知的呼聲，成為矢內原學術生涯的榜樣，在最黑暗的時代，他向日本發出先知的吶喊。

矢內原曾說，“理想雖然是無形的，卻不是無力的。現實雖然可以歪曲理想，卻不能消滅理想。” 當矢內原因為堅持反軍國主義受當局壓迫，向東大提出辭呈離開教席之後，困頓貧乏中，繼續在自己創辦的《嘉信》雜志宣揚和平與基督信仰，其無畏的道德勇氣被視為“日本的良心”之一。

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他立即被邀回東京大學任教，之後擔任東京大學校長。然而，不論在何種境遇，矢內原堅持先知的使命，一生為傳揚真理而發聲。

如何對抗平庸之惡？

在黑暗的世代中，堅持靠公義而行、憑真理發言，需要付出極大的代價；然而，當我們在時代的錯謬中選擇沈默與冷漠，所需要付出的，其實是更沈痛的血淚與更昂貴代價。

二戰結束後，納粹頭號戰犯，也是在猶太人大屠殺中執行“最終方案”的主要負責者阿道夫•艾希曼1961年於耶路撒冷受審，被以人道罪名等十五條罪名起訴，1962年處以絞刑。

在整個審判過程中，猶太裔著名政治思想家漢娜·阿倫特以《紐約客》特約撰稿人的身份，現場報道了這場審判，並於1963年出版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關於平庸的惡的報道》。

漢娜•阿倫特如此描述審判席上的頭號戰犯：欠下三百萬條人命的艾希曼，看起來是個“不骯臟具有良心的男子”、“不陰險，也不兇橫”，彬彬有禮地坐在審判席上，並不像一個劊子手。艾克曼為自己辯護時，一再重申“自己是齒輪系統中的一環，只是起了傳動的作用罷了”。作為德國公民，他相信自己所做的都是當時國家法律所允許的；作為軍人，他只是在服從和執行上級的命令；他的錯誤在於，他不知道納粹的法律是錯誤的。

漢娜·阿倫特就此提出了“平庸之惡”的概念。她認為艾希曼的行為方式，是現代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平庸之惡”：我們不思考，不思考人，不思考社會。相較於“極端的惡”，艾希曼的惡是平庸的，且你我都可能成為其中的共犯。當我們在體制的運轉中缺乏獨立的思考與批判精神，很容易在服從與默認中，成為錯誤體制的執行者和實踐者，進而鑄成歷史上不可抹滅的大錯。

不可否認，在國家至上的極權主義陰影下，是無數德國人的冷漠，造就了希特勒的德國夢，是無數日本人的沈默，造就了日本軍國主義的擴張。

“不論自己、社會、本國國民、外國國民，對於舉凡所有的不正義，只要正確的認識、不懼怕、去責難其罪行、督促其悔改、建立神的公道正義，就是真誠的愛。”面對日本軍國主義的嗜血，矢內原忠雄不計代價挺身而出，他的勇氣根植於上帝的公義，他誠實的內省與懺悔來自基督信仰的真理。

“愛的反面不是憎恨，而是冷漠；藝術的反面不是醜陋，而是冷漠；誠實的反面不是信口雌黃，而是冷漠；生命的反面不是死亡，而是冷漠。”冷漠，是因為我們遠離了愛與公義的源頭；在荒涼的世代，油蒙了心、耳朵發沈。

“七·七”盧溝橋事變紀念日，作為被侵略的受害者，中國人在憤怒與哭泣之後，已經是時候做更深的省思：倘若在當年，我們是日本的國民，我們會選擇抵制國家的法西斯侵略政策，還是沈默坐享其成？倘若在今日，我們是日本的政治領袖，我們會選擇勇敢承擔歷史的責任，還是佯裝無辜推搪卸責？在訴控過往歷史傷害的同時，我們自己在家庭、工作與生活中，是否也在以同樣的冷漠盲從，以他人的痛苦為代價，來滿足我們的利益與心中無限膨脹的欲望？

原文首發於《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