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敏俐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言與思專欄2023.07.10

王敏俐

生命中，我們每一天都經歷著不同挑戰，其中一個困難的功課，是面對死亡。

死亡是多數人畢生的恐懼，也是人生苦難與罪孽咒詛的停損點。日本天主教作家遠藤周作在他晚年的最後一本小說《深河》中，花了很大的篇幅，用盡洪荒之力，來探討死亡。

死亡的功課

小說所描述的，是一個前往印度朝聖的旅遊團，每一個人前往印度的原因都不盡相同。但是，在他們的生命歷程中，都深刻的經歷過死亡所帶來的衝擊與震撼。

剛經歷喪妻之痛的磯邊，因著妻子臨終之前的囑咐，而前來尋找或許會在印度轉世的妻子；曾經與戰友經歷緬甸叢林慘不忍睹的戰役的木口，對於戰友死前的認罪與告白始終耿耿於懷；兒童童話作家沼田想來買一隻九官鳥放生，因為在瀕死的病痛時期，它的陪伴安慰了作家的心，它的死亡，彷彿也是代替著經歷手術的他經歷九死一生。

我們的生活，糅合著面對生命的種種張力，我們逃避不了的，是死亡的功課，面對死亡的恐懼，對死者的想念或憎恨，無法跨越死亡鴻溝的懊悔與遺憾。

幾年前，朋友離世的消息傳到我耳中，我的生命也彷彿咽喉被掐住一般：在一段不短的時間裡，常有窒息的感覺，無法呼吸；心中的情緒非常的複雜，有憤怒，有哀傷，有憐惜，有遺憾，有面對死亡這無法跨越的鴻溝，無法吶喊的痛苦與思念。

作為一個小小孩的母親，看見孩子嚎啕大哭是一件非常稀鬆平常的事情。任何一個身體、心靈與感受上的低潮與不適，都可以讓孩子毫不掩飾地放聲哭泣。對孩子而言，哭是一種本能，也是一個最赤露敞開的釋放。

然而，在這一段接受摯友死亡的過程裡，我驚訝地發現，自己的眼淚竟然好像被鎖住了，哭不出來。我發現自己，寧願假想摯友是旅行到遠方，也無法接受對方死亡的消息。

小說之中，思念死者的人，在面對未來的抉擇時刻，會有許多複雜的情緒與思念，最終做出一個超越自己過往執念與理性的決定：一向理性，不輕易表達情感的丈夫，為著尋找已故妻子的轉世，在印度小鎮的巷弄中尋尋覓覓找一個女孩，只因她曾自白前世是日本人；經歷緬甸戰役的某某在經受苦難的印度神祇中，看到了自己過往在緬甸叢林之中經歷的非人生活，而感到安慰與釋懷。

我們過往人生裡，是否也因著死亡陰影的催逼，做出超乎自己理性範疇的抉擇呢？

在這本討論死亡的小說裡，卻有一個人物，脫離了死亡的範疇，來思索人類面對死亡與苦難的困境。

一位名為大津的神父，看著許多痛苦瀕死的人，渴望臨死之前能夠來到泥沙與汙濁混合的恆河裡，藉著洗滌罪孽，逃脫悲哀的今世咒詛，轉世進入下一個平順而幸福的人生。這位神父思索著，耶穌若是在恆河，也許會如同當年在耶路撒冷背起十字架那般，背起這些瀕死之人，來到帶給他們盼望的恆河河水洗滌罪孽吧？

愛的本質

在《深河》整本小說之中，當作者傾倒大部分的心力來思索死亡與苦難之時，小說中還有一個貫穿全場的人物美津子。她與小說中其他人的發展方向不同之處在於，美津子在種種生命的抉擇之後，她所尋找的，是愛的本質。

學生時代，她在男人對她的慾望中尋找愛，卻找不著；到了談婚論嫁的年紀，她渴望在平淡而穩定的婚姻中尋找愛，也還是找不到；美津子進入醫院成為義工，希望可以藉著模仿付出愛的行動，在服事病患與關懷家屬的歷程中尋找愛，卻發現模仿去愛的她仍然無法觸及愛的本質。

但是在這一趟印度的旅程中，因著神父大津那看似愚拙且毫無功效的，日複一日的去把垂死之人帶到恆河的過程中，所效法的耶穌的愛，仿佛讓她對愛的詮釋，有了不同的覺醒。

小說的奧妙之處，在於它不必為真理作一個完美無死角的詮釋。它只是在人生的真實掙紮之中，從一個個體極其有限的角度與際遇裡，為真理作一個不完整的切片與採樣，供讀者咀嚼、省思，在我們無法超越的時空限制裡，或許可以逃脫既定的框架，重新思考信仰的真義。

如《羅馬書》所言：“自從造天地以來，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雖是眼不能見，但藉著所造之物就可以曉得，叫人無可推諉。”（《羅》1：20） 遠藤周作在遲暮之年，以小說來與死亡這個議題作最後的拼搏。

然而，不管是死亡，或是對死亡的恐懼，或是對死者的想念、愧疚與遺憾，或是對生命苦難的無解迷惑，這些受造之物所衍生的悲歡離合，最終是把我們帶到了這位永生上帝的面前，承認我們的生命本質中沒有愛，承認我們只能在罪人的有限與邏輯之中，效法基督，效法祂的愛。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言與思專欄2023.05.01

王敏俐

身為母親，我喜歡看關於母親的電影。最近因著研究女性的價值與自我認同，我看了一部台灣的電影《孤味》，影片描述一位母親，與她長年外遇離家不在身旁的配偶，以及三個女兒之間的關係。

人生孤味

“孤味”源自於台語。“沽味”、“孤一味”、“獨沽一味”，指的是在餐飲經營上，專心只做一種菜色，並且堅持把一道菜做到最好。我覺得這個詞意境深遠非常：要專心做好一件事，需要執著，需要孤單，需要捨棄，需要在面對各種外在的質疑與挑戰的時候，避開雜音，全神貫注聆聽內心的聲音。

對於基督徒來說，“孤味”或可說是，專注於上帝在我們生命中的帶領與呼召吧！

電影中的女主角，是一個70歲的奶奶林秀英，一生執著於把一道美食（台南美食蝦捲）做好。而她長年來的感情，也如同在事業上對“孤味”的堅持，執著委身於一個丈夫早已失聯的婚姻裡。

秀英在70大壽當天，接到噩耗：那個長年外遇不在家的丈夫離世了。她必須接手處理丈夫的後事。

在預備葬禮的過程中，秀英與女兒之間產生了各種不同的對話與衝突；也因著葬禮，她接觸並認識了丈夫長年的外遇對象。20年來拒絕與丈夫離婚請求的秀英，在重新思考自由的定義之後，為自己的困局找到了一條出路。

不只是這位70歲的奶奶用她的生命堅持“孤味”，電影中，她的3個女兒，也有著各自的執著與堅持。

老大像他熱愛自由的父親一樣，不畏懼世俗的眼光，是一位有才能與創意的藝術工作者。老二從小就努力藉著學習上的成果，來得到長輩的認同，並渴望藉著事業上的成就，讓母親在家族中雪恥。老三的行事風格則是非常關係取向：渴望關係中的和諧，並且在這樣的和諧中建立自我的價值。她接下了母親努力一生的事業，選擇陪伴在母親的身旁。她也是3個孩子之中，唯一與父親以及父親的外遇建立連結的孩子。

 我想留下什麼？

然而，我認為，生命中的每一個堅持，每一次的取捨，每一個決定“孤味”的心志，都是對於宇宙，對自己，對於我們所深愛的人，一個來自於內心深處的吶喊。

一份遲遲不願意簽字的離婚協議書，吶喊著我還愛著你；大女兒自由不羈的反叛性格，彷彿在告訴媽媽：去享受不被囚禁的自由人生吧！二女兒則何嘗不是在對母親訴說著，不要再因為父親的背叛與家族對她的貶低而痛苦了，因為我正全心全意的努力著，想要讓你可以更快樂更幸福；三女兒又何嘗不是渴望告訴母親：只要我們可以更敞開心彼此理解，開始更多的溝通，生命中的和解並不是不可能的事。

母親與孩子之間的連結，何等的深刻。

我們的母親在過往的人生裡，也是這樣深刻的形塑著我們。母親的愛，母親的悲喜，母親的同在或缺席，母親對我們的期待或失望，母親對我們的親密或疏遠，母親對我們的鼓勵或傷害，都如同藝術家拿著刻刀，一筆一烙印在我們的靈魂裡。

事實上，我也在這部電影中，看到了自己。

還記得有一次，當時我已經在外留學，一個暑假回到家中，我在自己的書櫃上翻閱著高中課本，發現在課本第一頁的空白處，竟然寫著：“我絕對，絕對，絕對不能讓媽媽失望。”

我已經忘了，自己是在什麼樣的情境下、在什麼樣的情緒下，寫下這句宣言。但是當我看到自己高中時留下的文字，可以深深感受到當時的執著——想要讓媽媽成為一個開心的人，是我努力前行的動力跟目標。

而後，我信主了，上帝陪伴我並一步步地調整我，破碎我過往的執著，填滿我生命的缺口。

如今，我也成為了一個母親，而且並不總是溫柔而理智。我的破碎與軟弱，沮喪與驕傲，都常常是赤裸裸的攤在孩子的面前。我知道我這一生會給予孩子許多美好的影響與啟發，也知道我的存在常常也使他們感到受傷與無奈。

然而，作為一個母親，如果我只能留下一個“執著”在孩子的生命之中，我想留下什麼呢？作為一個母親，什麼該是我堅持去走下去，留給孩子們的“孤味”？

如果身而為母親，是一帖孤味，那麼我願意為孩子堅持的是，要好好的愛上帝，記住上帝的話語（聖經）。雖然我們不會因為每天親近上帝就從此變得完美不再沮喪，但是，當我們好好跟隨上帝，查考祂的話語，我們會在迷路時重新找到方向，並且找到繼續前行的力量。

身而為母親，是一帖孤味。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言與思專欄2023.02.20

王敏俐

如果在充滿罪惡與遺憾的世界裡，成長的年輪是一道道歲月畫過的傷痕，那麼我們的人生故事，會不會不可避免的成為一篇又一篇的傷痕文學？

謊言的蒙蔽

猶太裔奧地利作家茨威格（Stefan Zweig, 1881-1942）在生命正值盛年之時，經歷了第一次與第二次的世界大戰。

他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流亡瑞士。1933年，希特勒掌權之後，茨威格見證了歷史上最慘無人道的反猶與屠猶歷史。他的作品被納粹黨人焚燒殆盡，最終他不得不放棄故鄉。作為一個流離失所的異鄉人，他輾轉流亡至巴西。他的作品時時帶入了直指人心的道德拷問，以及，一個作家破碎心靈的傷痕。

茨威格最有名的中篇小說《一位陌生女子的來信》，寫於一戰之後的幾年。通篇小說是一個女子寫的一封情書，對象是一個風流倜儻，富有而才情滿溢的作家。

父親早逝的女孩在13歲那一年，一見鐘情的愛上了住在對門的作家，付諸一生的熱情渴望自己被作家關注，甚至在與作家的一夜情後為其生下兒子。為了撫養兒子，她經歷賣身育子與孩子早夭的痛苦折磨。

“我親吻你的手摸過的門把，我偷了一個你進門之前扔掉的雪笳煙頭，這個煙頭我視為聖物，因為你的嘴唇接觸過它”（註1） ，女孩在信中娓娓道出她一生對作家的瘋狂眷戀。

然而，一次又一次地流連徘徊於作家身旁，作家從不記得，從來沒有認出這位情癡少女，也未曾見過自己死去的孩子。甚至，作家在收到這封陌生女子的來信之後，即便再怎麼細數過往年日，也無法在記憶中蒐尋到這位鄰家少女的身影。“我的一生一直是屬於你的，而你對我的一生卻一無所知”（註2）。

《一位陌生女子的來信》是一篇讀來令人悵然的愛情獨白，但為何這樣孤戀的故事會帶來極大的迴響呢？它如何與每個讀者的靈魂深處產生共鳴，以至於百年以來緊緊扣住了讀者的心腸？

我想，是那份少女明知自己身陷迷戀的謊言之中，卻又無法自拔的絕望。若說作家的風流與才華是少女所迷戀卻又不願刺破的謊言，那麼，追求一個遙不可及而自欺欺人的夢，這種渴望被看見，被聽見，渴望藉著擁有一份所愛得到救贖，大概是全人類最深刻的共鳴了吧！

文學的深刻與力量或許就在於，真實的揭露了世界的謊言與生命的執念。我們每個人，都或多或少活在這些謊言的蒙蔽之中：資本主義的謊言，民族情操的謊言，追求自我實現終極人生目標的謊言，愛情至上的謊言，社交媒體中人與人之間所建構的謊言。

在兩次世界大戰的破碎中，人的赤誠熱情毫無保留地葬送在無限膨脹的民族主義裡。人們發現自己不過是權力謊言戰火下的炮灰，這或許也是茨威格的夢碎。最終，流亡至巴西的茨威格在目睹二戰的殘酷，以及人性在罪惡謊言之中的耽溺後，選擇了與妻子相擁自盡，作為對世界的無聲抗議。

最好的轉機

曾經在二戰中經歷軍國主義洗腦的三浦綾子，在日本戰敗後經歷的破碎與震撼，也真實地改變了她的一生。

三浦綾子作為軍國時代的小學教師，曾教導學生對天皇至死效忠。日本戰敗後，美軍介入要求日本刪除教科書中與軍國主義相關的教導與內容。三浦綾子在自傳《尋道記》（註3）中寫下刪改教科書對一個教師產生的價值沖擊：

“我究竟是為什麽而如此認真虔誠地奮鬥著呢？難道在某些時候，我們這些教師也不得不像那些戰敗後剖腹自殺的軍人們一樣，死在學生面前才能消除自己身上的罪孽嗎？”

“教師是不許犯錯的，因為孩子們特別信賴教師。那心痛要如何表達才好呢？我想到要去當一個乞丐。因為乞丐說的話，不會有人認真去聽。剩下的人生，就這樣受盡人們輕蔑。覺得除此之外，自己毫無價值。我所教的，都是無法補償的罪過。再也不能相信任何人任何事，什麽都不信，什麽都不信。我已經沒臉見孩子們。不知該教什麽而丟失了方向的我，戰敗第二年3月終於離開了教壇。”

帶著深深的懺悔，辭職後的她因著患病與心靈的空洞，從此過著虛無厭世的療養生活。

1952年7月，因著西村久藏長老的探訪引導，三浦綾子在病床上決志信主。成為基督徒之後的三浦綾子，除了一再在作品里討論人的罪性，也在許多場合分享反戰的思想，並且在《北海的奇愛》一書之中，寫下帶領她信仰道路的前輩——作為一個二戰日本士兵，日本基督徒西村久藏內心的掙扎與懺悔。

而她生命的轉機，或者可以從她自己所寫的文字裡找到一絲線索：

“空虛就是人激烈地直覺自己的人生有錯誤的依據。盡管人有事業，有健康，有自由快樂，甚至是成功的生活，卻免不了在某一個時候感到空虛。那空虛感的觸動，就是所謂人的良心反應。至少另一個方面的你，向你呼喊著：‘歪了，生活方式離了正路。’這時候，是你人生最好的轉機。這時候，也是讓你獨一無二的寶貴人生上升到新境界並得到升華的良機。” （註4）

文學不能帶給我們在思考維度上的終極出路，但它如一面鏡子照出我們身心的疲態與耽溺，促使我們不得不轉向永恆的上帝。在那一位創造我們的主面前，我們從來不是陌生的。因為祂知道我們，也了解我們生命的每一個軌跡，在我們人生的每個旅程中，與我們相遇。

註：

1. 斯台芬．茨威格，《永不安寧的心─茨威格中短篇小說集》，張玉書 譯（北京：華藝，2004）， 6。
2. 斯台芬．茨威格， 12。
3. 見：三浦綾子，《尋道記——一部女人的心靈史》，劉慕沙 譯，（台北：基督教文藝出版社，2004）。
4. 三浦淩子，《原野的花束》，盧恩惠、魏志 譯（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25。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言與思專欄2022.12.19

王敏俐

一個女孩的經歷

最近，在網路上有一部關注度極高的台劇《她和她的她》，引起了我的注意。

劇中描述一個中學女孩在遭受老師的性侵之後，帶著學生時代的創痛在成人世界裡浮浮沈沈。最終，她在面對職場霸淩與騷擾時，重新找到了面對惡勢力的勇氣，並且帶著這份勇氣，去與自己傷痛破碎的過往和解。

性騷擾與性侵，是全世界幾乎所有女性都關注的議題。在這個早已被罪惡浸泡的墮落世界裡，幾乎每一個女生都在他們的成長過程中，或多或少因為自己的性別，在肢體或語言上，感受到外界給予她的一種惡意威脅。

我想到自己在留學的生涯裡，一個年輕女孩走過的孤獨與委屈。

初在海德堡學語言時，因為想省錢不買公車月票，於是每天上課都沿著內卡河散步來回。有一天，一個德國人前來搭訕，沒想到不出三句話，就是一堆難以入耳的性暗示，我一聽苗頭不對，趕緊竄入人群中，甩開這令人感到噁心的傢夥。內心感受到的，是一種被欺侮的憤怒，與無法與惡勢力相抗衡的無力感。

後來，我搬到了慕尼黑，開始了繁重的學習課程。在留學的漫漫時光裡，我見識過暴露狂的惡意襲擊，也曾經在下雪的夜裡被跟蹤上公車，後來假借提早一站下車，又在千鈞一髮之際迅速上車擺脫危機。

有一次，我隨意在互聯網上寫下了自己被騷擾的經歷，之後就把這事放到一邊，沒當回事。

隔天下午，在沙發上放懶時，一個久不聯絡的老朋友突然打來電話。那時我沒意識到，朋友是因為看見我的貼文而來關心我的。直到我們聊完掛上電話後，我才突然意識到。當下，一股說不上來的情緒油然而生，那個下午，我就坐在家裡的綠色布沙發上，抱著自己痛哭了起來。

難解的神學議題？

自古至今，偉大的神學家們嘗試去探討各種深入又刁鑽的神學議題，但是有沒有一個神學家，願意為千千萬萬在成長中經歷無數騷擾與傷害的女孩們，找到一個思想的出口——一個自憐以外的解答？信仰的力量，真的足以陪伴一個因為性侵、而感到支離破碎的女孩，讓她重新得到醫治，找到新的力量嗎？

這樣的見證，我們也並不是沒有聽過。但是，真實的生活是立體的，不是平面的！在實際的生活裡，我們的生命狀態起起伏伏：在分享見證的時刻感受到得勝的榮耀；但是在下一次面對低潮時，可能又找不到一個可以接納自己的理由。

身為女性，在成長過程中面對惡者給予我們的攻擊與踐踏，那樣的痛無法向人傾訴——那樣的孤立與無助，甚至厭惡自己為何是女孩，為何我們的價值如此被踐踏？為何女孩們被欺負的故事，那麼難被搬上檯面，只能在幽暗的角落裡自己消化與療傷？

在女孩們感到孤單恐懼驚嚇無助的時刻，耶穌你為何不介入？為何不拯救？

事實上，面對這個議題，我拒絕用任何神學理論輕輕忽忽的帶過：如只因為我們活在一個罪惡墮落的世界裡，所以性侵與性騷擾，便成為一個可以被解釋得通的苦難？

當我們與施害者面對面，施害者的補償與轉型正義，對於一個身心早已破碎的女孩又有什麼意義？靠著主饒恕騷擾侵害你的人，然而，沒有走出傷害的陰影，內心依然感到深刻的痛楚，是否是因為饒恕得不夠徹底？

靈修學裡談到為苦難而感恩，這是一條漫長反覆的道路。有多少女孩是在進進出出精神醫院與心理治療室的過程中反覆修煉的，有人知道嗎？

幸而，我們的上帝在許多時候以沈默相伴，上帝沒有用各種似是而非的解答與理由搪塞我們。祂允許了苦難，又放下天使來，和遍體鱗傷的女孩們往前走；有耶穌與哀哭的人一起哭；有聖靈已說不出的嘆息來禱告；有一同走過的人緊緊擁抱；有夜裡的一盞燭光；有公車司機敏銳的靈光一閃，讓已經下車的落單女孩再上一次公車。

在這個難解的議題之中，我也始終堅信《羅馬書》中所說，上帝讓萬事相互效力，叫愛上帝的人的益處（參《羅》8：28）。當我們在伸手不見五指的憂鬱與痛苦中，依然選擇愛祂的時候，祂也必來親近我們。

女宣教士的故事

一位瑞士女宣教士曾經和我分享她的故事：當她初到台灣時，在東部的訓練中心接受培訓。有一天夜晚，她在朦朧的睡意中醒來，發現自己上鎖的房門已被敲開，暗黑的房間裡，一個赤裸男子的身影撲向她，將她壓制在床上。

女宣教士開始竭力掙紮，男子的壓制依然佔了上風，他拿出一把刀，對她說：“不許動，不然我殺了妳！”

在女宣教士感到恐懼與無助的當下，聖靈突然次給她極大的篤定與勇氣。她對著這個赤裸下身拿著刀要脅他生命的男子說：

“你可以殺了我，我知道我死之後會到上帝那裡；但是你要知道，有一個上帝，祂非常的愛你。“

這個時候，男子放下了手下的刀，鬆開了女宣教士，在離開前，男子對女教士說：“這個世界上，從來沒有人愛過我。”

從此，這句話深印在女宣教士的心中，成為她一生的呼召。她向上帝禱告，願在她生命所服事的人當中，再也沒有一個人會說“這個世界上，從來沒有人愛過我”。

女孩們，成長過程中的辛苦與創傷，或許會成為我們一生無法觸碰的痛楚。但是在上帝牽著我們往前走的路上，我們會在生命所經歷的痛楚之中，看見上帝給我們的呼召，在上帝醫治的大能中，痛並喜樂地匍伏前行。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2022.05.17

王敏俐

編註：[海外校園機構]自2004年起，有4對夫婦，以中宣接力的方式，參與歐洲的留學生事工。他們是俞培新/陳慶真、龔慕良/胡文琦、申叔為/李月碧、張福森/劉伊華。本文作者為《舉目》網站“言與思”專欄的特約作者。

時光倒轉，回到2005年的夏天，夏夜裡的晚風帶著啤酒甜甜的香氣。在慕尼黑的一棟學生宿舍裡，一個小小的房間，書桌上放著一本音樂學院的朋友送來的中文雜誌。微風從窗口探入，窗簾隨之起舞，女孩翻了翻雜誌，沒放在心上，便把它靜置在櫃子裡。那時候，女孩心裡是遠大的理想，忙碌的學習與得意的實習，渴望不被干預的人生。窗前的她以為人生前程似錦，而那本雜誌裡，寫的卻是失意的人得到慰藉的故事，有些距離感，也不希望自己與那些故事裡的苦難相遇。

海外校園的三對宣教士

• 龔慕良老師師母

然而生命終究是會與苦難相遇。2006年初，失戀的打擊與學業的挫敗，粉碎了女孩心中那座高傲的巴別塔。音樂學院的朋友一直陪伴著女孩，把她帶到一對夫婦的面前，“海外校園”的歐洲宣教士龔慕良教授與師母。女孩被他們的溫柔與智慧所吸引，像個小粉絲，隨著他們在德國巴伐利亞州的腳蹤，參加了不同城市的查經班與聚會，心被苦難馴服，理性藉著龔教授的分享一點一點與信仰建立連結。在龔教授與師母的陪伴下，決志信主。

• 申叔為老師師母

後來，女孩又談戀愛了，第一時間把男朋友帶到龔教授及師母面前，在他們的陪伴、輔導與守望中交往，他們在婚禮上為女孩祝福。結婚後，文科浪漫女碰撞理科直男，兩個人碰得頭破血流，當時龔教授與師母已前往英國宣教，在“海外校園”另外一對宣教士申叔為老師與師母的陪伴下，女孩繼續成長。

數不清有多少美好的夜晚，女孩躲在師母家的廚房裡吃美味的點心；還有一些傷心的夜晚，申師母溫柔耐心地陪伴著，抱著女孩流淚禱告。申師母的懷抱，是在異鄉結婚沒有後盾支持的女孩――我，心靈的娘家。

• 張福森老師師母

德國的學業畢業時，女孩在自己的夢想與先生的夢想中掙扎，最後在痛苦中選擇放棄自己的計劃，支持先生的事業，搬往荷蘭。“海外校園”的另一對宣教士夫婦，張福森老師與師母陪伴著痛苦的我一起坐了8個小時的火車到阿姆斯特丹，陪我們去看要住的房子，拜訪當地教會的牧者，去華人超市採購柴米油鹽，陪我在痛苦之中重新振作起來，尋求上帝在我生命中的呼召。在我被驕傲與苦毒遮蔽時，老師直接指出我的虛榮與偽善，讓我誠實地面對自己的問題，在破碎中看見自己的本相。

走上文字事奉之路

• 駱鴻銘老師

當我在荷蘭尋求更近一步的呼召時，感謝當時的《舉目》執編駱鴻銘老師給我一個機會，參與一些研經材料的翻譯。在他博學而嚴謹的外表下，有一個溫柔愛主的心。跟著駱老師一起學習翻研經材料，是一個不可多得的寶貴經歷。他花了許多時間與耐心，改正我翻譯上的錯誤與不適當的詞彙，幫助我知道如何更好的以中文傳達正確精準的文字。

• 蘇文峰牧師師母

幾年後，上帝把我帶來了美國。來美的第一站，便是到加州拜訪“海外校園”，拜訪蘇文峰牧師與師母。還記得初次見面那一天，蘇牧師師母請我吃龍蝦麵，我不識相地選了幾道費牙咀嚼的菜，才發現蘇牧師牙齒不好吃得好費勁，但是他們就是這麼溫暖，這麼可愛地接待我這個不懂事的女孩。

陪伴與等候

來美國後，有更多的時間投入在文字工作上。在學習寫作的過程中，作為一個為《舉目》撰稿的文字學習者，我感謝《舉目》這個平台給我寬廣的空間來探索。當我還沒有當媽媽前，可以寫縝密的長文，時而有不同的文字媒體給我練習寫作的機會；但是當我成為3個孩子的媽媽後，越來越少時間可以好好地寫稿，我的文字內容也從各種熱辣時評轉為自學生活與育兒的小點滴。

世俗的文字媒體，他們所要的，是文字工作者當下可以貢獻的心力，當文字工作者不再有條件可以寫出符合其期待的文章時，合作的機會也就終止了。但是在基督的愛裡，有另外一種文字媒體，他們對作者的陪伴與等候，讓文字工作者在最脆弱最自卑的時候，也有了繼續寫下去的勇氣。

感謝“海外校園”的陪伴與等候，對我來說，《海外校園》不只是一本雜誌，而是一個一個從基督的愛裡走出來的人。他們陪伴我走出失戀的痛苦，面對學習的挫折，走過婚姻的風暴，陪我經歷新手媽媽的喜悅，體恤我必須等孩子入睡後才能趕稿的無奈，給我額外的恩典，伴我在不同的生命季節裡，寫一首生命之歌。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言與思專欄2022.02.21

王敏俐

艾希曼大審判

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 1906-1975） ，一個充滿故事與歷史張力的政治思想家。

生命中有時最困難的，是撥開情緒與謊言，去看見浮誇與媚俗之外的歷史真貌。這也是為什麼，漢娜•鄂蘭成為了我很欣賞的政治思想家。

作為一個二十世紀的猶太裔知識分子，漢娜•鄂蘭出生於德國，紮紮實實地接受德國學院式的哲學思維訓練，在納粹時期輾轉逃亡至美國。

漢娜•鄂蘭的一生充滿故事與傳奇色彩：與哲學大師之間苦澀而甜美的師生戀，納粹時期顛沛流離的猶太人逃亡之旅，二戰後作為《紐約客》記者前往耶路撒冷報導納粹戰犯阿道夫．艾希曼（Otto Adolf Eichmann）受審全程，為二十世紀的納粹對猶太的迫害史進行了一個直面而清醒的思考與論述。

前納粹高官阿道夫‧艾希曼曾說過：“我必須告訴你們，我一點都不後悔”。──

他是納粹德奧合併（Anschluss）前納粹黨衛軍少校，在二戰時期，艾希曼是“猶太人問題的最終解決方案”（Endlösung der Judenfrage）的組織與執行者之一，負責將歐洲各地的猶太人運至集中營進行大屠殺。

艾希曼雖然沒親手殺死過一個猶太人，也沒有將他們推入毒氣室致死，但是若沒有艾希曼運輸猶太人與修建集中營，也不會有如此悲痛的屠殺發生。二戰之後，艾希曼隱姓埋名，流亡至阿根挺，最終在16年後，被以色列特工發現，將之強行運至以色列。

1961年4月，艾希曼開始在耶路撒冷接受審判，被指控反人類罪等十多條罪行。當鄂蘭知道艾希曼即將在耶路撒冷受審，便毛遂自薦為《紐約客》報導全球注目的艾希曼大審判。

在審問中，艾希曼面對犯罪的指控，都以“一切都是奉命行事”回答。艾希曼認為在整個屠殺過程中，自己不過是一個奉命行事的公務員，既沒有直接參與屠殺的動作，也非法律的制定者。

極端之惡與平庸之惡

在整個審判的過程中，鄂蘭發現，艾希曼的所作所為，既不是出於仇恨猶太人，也不是因為本性惡劣而屠殺成千上萬的猶太人。甚至在家庭生活中，艾希曼甚至可能是一個好父親，好丈夫。某種程度說來，艾希曼不過是像普通官僚，盡自己職責不經思考地盲從上級交代下來的例行公事。

“艾希曼背後代表的問題是，他並非心理變態或有虐待狂，他是如此平庸的一般人，如同你我，而這才是真正的可怕。從我們的立法機制或是道德倫理的層面來看，這樣的平庸，比所有暴行的集合更加可怕”。（註1）

鄂蘭所指的平庸，並非意指平凡，而是在面對極權體制與不公義時所持有的保留、不反思、不作聲的持平態度。相較於希特勒之輩的“極端之惡”，艾希曼更像是一個在體制中選擇不做進一步思考，單單盲從隨俗，跟隨體制沒有深刻自我覺悟的運作齒輪。

這樣的思考無能，其實是普遍的存在每一個個體生命之中。

也許我們沒有像艾希曼一般，戲劇性地站在一個歷史的交鋒點，以致於自己的“平庸之惡”，被整個世界攤在顯微鏡下透明徹底地剖析、審判，但是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又何嘗不是充斥著各種無力擺脫的平庸之惡？

比方說，我們沒有意識到的生活方式與消費形態，正在造成對弱勢族群的剝削；圖一己之便的塑膠包裝，造成環境永久性的污染；在現實生活中，因為無能與懦弱造成知善卻不行動；在成長過程中，當他人遭遇霸凌時因恐懼所選擇的沉默；明知身旁的人需要救恩，卻因為害怕被對方拒絕而選擇不分享福音，以避免尷尬……

種種埋藏在我們黑暗心裡的平庸之惡，隱藏在我們記憶深處的未顯之惡，知善不行所累積的惡，都如影隨形地纏繞著我們。

上帝如何面對平庸之惡

作為一個基督徒，當然，除了將我們的局限與過犯帶到上帝面前認罪，求祂以寶血洗淨，我們沒有別的出路。

然而，我更好奇的是，上帝如何看但我們這些無能又渺小的人類每分每秒所犯下的平庸之惡？

聖經中有無數寶貴的例證，足以使我們以多重角度來思考上帝的心意。而我在這裡，只是非常片面的，想從兩個角度來做一些相當局限的思考與想像。

第一個角度是耶穌所提出的好撒瑪利亞人的故事（參《路》25：36）。

面對一個遭遇強盜落難的弟兄，前面兩位神職人員因著走在自己例行公事的軌跡上選擇忽略弟兄的需要，如同沒有自覺的齒輪一般，沒有深思與醒悟地繼續執行前進的動作。而後來經過的好撒瑪利亞人，成為了一個獨立思考，自覺的活人，對於整個停滯不前的局面開創了一個突破的行動，這個行動帶來了一個生命被珍視的價值。

耶穌以這個故事挑戰我們的平庸之惡，邀請我們停下我們知善不行的惡，呼召我們去“看見”我們的“鄰舍”。

另一個角度，是上帝對無知者的憐憫與介入。

當尼尼微罪大惡極之時，上帝仍然顧念城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十二萬多人。以至於，當祂要施行審判之前，他呼召了百般不情願的約拿，去呼籲尼尼微人悔改（參《拿》1）。

從平庸之惡的角度來看，我們每一個人都是需要時時刻刻被聖靈擦亮眼睛的好撒瑪利亞人，我們每一個人也都是在尼尼微城中不知左手右手的人，每一天藉著上帝的憐憫與介入，以助我們從平庸之惡中醒悟過來。

當鄂蘭以《紐約客》記者的身份，前往耶路撒冷報導艾希曼受審全程時，身為猶太裔的她，本可以以悲情為訴求，無限地放大、膨脹艾希曼在整個屠殺過程中的種種惡行，來操作出沸騰的種族情緒，炒作一場猶太民族的舐傷集體崇拜。但是，她選擇擺脫浮誇與媚俗的史觀，深刻地看見另一種潛藏於人類生命的最罪惡本質：平庸之惡。

這樣的平庸之惡，存在於艾希曼的血液中，存在於她的血液中，也存在於每一個個體的生命之中。

然而，上帝到底會如何看待平庸之惡？現在的我們，又正耽溺於什麼樣的平庸之惡？

註：

1、 Hannah Arendt, 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 (NYC: Penguin,1994), 276.

本文原刊於《舉目》官網“言與思”專欄2021.12.20

王敏俐

3首告別曲目

2021年12月，任職長達16年之久的德國總理默克爾（又譯梅克爾）告別政壇。

在告別總理默克爾的聯邦國防軍樂火炬儀式中，默克爾選擇了3首對她意義重大的曲目，由德國國防軍樂團來演奏。這3首曲目分別是東德時期的龐克風流行樂、西德60年代的浪漫香頌（香頌，法語“chanson”，意為歌曲，是法國世俗歌曲的泛稱，編註），以及18世紀的一首聖詩《聖潔的上主，我們稱頌你的名》。

若說東德時期的龐克曲描述了默克爾的成長背景與過去，浪漫香頌描述了她這些年在政壇中的華麗冒險，那麼她所選的最後一首詩歌《聖潔的上主，我們稱頌你的名》，則是她在這些年政壇中的驚濤駭浪裡，一次次經歷上帝帶領的感恩與回應。

信仰，從不隱瞞

默克爾並不是一個善於自我包裝行銷，炒作流量的政治明星，筆者依然清楚記得，學生時代在德國國會裡旁聽基民黨內部黨團會議時，默克爾針對國防與財政的簡潔演說。她的演說鮮少脱稿，也沒有贅詞，只是簡單扼要地對整個財政與外交政策的方向，表達清楚的界線。

對於媒體而言，默克爾低調而神秘，卻始終在重要提議中擲地有聲，她的這一份人格特質，從何而來？

出生自新教牧師家庭的默克爾，從來沒有刻意隱瞞過自己的信仰，她甚至多次公開表明，信仰在她生命中的重要性。

從西德到東德

默克爾出生於西德的漢堡，他的父親是路德宗的牧師，在二戰戰敗後的德國，由西德被差派至東德，在一個對於信仰並不友善的環境中服事神。默克爾的母親本是一位英語與拉丁文教師，因為先生的牧職而被禁止在當地教書。

有人曾問默克爾的母親，為何要從西德搬到東德去，母親的回答非常簡單：“身為基督徒，我們的角色就是幫助其他基督徒。有些人為了宣揚基督信仰去了非洲，為什麼我們不去這個國家的另一邊呢？”（註1）

在父母單純的信心與勇氣下，出生於西德的默克爾，在德國東北的一個小鎮裡成長，這樣一個環境，陶塑了默克爾的信仰，以及她低調、謹言慎行、自律、簡樸的生活態度。而東德成長的背景，也成為默克爾一生從政不可抹滅的一個政治符號。

信仰，使政治決策更容易

在哈佛大學的畢業演說中，默克爾曾鼓勵即將進入社會的畢業生要常常問自己：“我做的這些事是因為它是對的，還是只因為這是可行的？”（註2）而這一份反思與道德勇氣，也反映在默克爾的執政風格中。

筆者以為，信仰更多帶給默克爾的，是一個清晰的藍圖，因著這個藍圖，她願意去貼近造物主對於一個國家的計劃與使命。

她曾在接受《南德日報》專訪時表示：“宗教信仰是我和許多人看待人性尊嚴的一個基礎。我們看自己為神的創造，這個價值觀帶領我們的政治行為。因著我的信仰，許多政治決策變得更容易做決定。”（註3）

這些政治決策有：全球金融風暴後，默克爾在眾多歧議中，主導歐元區建立常態性的紓困機制；在阿拉伯之春後，面對自中東北非的難民潮，她毅然開放德國接待難民湧入；在同婚法案中，公然表態反對，並投下反對票；在日本311大地震後，看見工業國在全球環境中的影響力，制定廢核政策。

……

默克爾的一生並不完美，從信仰的角度而言，她也並非無可指責，但是我們依然可以從她一生的政治生涯中思考：信仰可以帶給一個人，一個國家，甚至是一個世代的影響。

在一個後基督教時代裡，當基督信仰成為大眾文化與媒體所嘲諷的文化符號時，也許默克爾低調溫和、卻又不妥協的堅持，可以給陷入困境的基督徒一些不同的啟發與思考。

註：

1.Kati Marton：The chancellor: the remarkable Odyssey of Angela Merkel, p.5

2.https://news.harvard.edu/gazette/story/2019/05/at-harvard-commencement-merkel-tells-grads-break-the-walls-that-hem-you-in/

3.https://evangelicalfocus.com/lifetech/1042/Merkel-Faith-in-God-makes-many-political-decisions-easier